“歌仙”之死 陈歌辛农场受难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上海滩流行乐歌坛的标杆性人物——陈歌辛。一些年轻的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相信您一定多多少少都听过他的作品，比如这首每逢过年必放的贺岁金曲《恭喜恭喜》，您应该不陌生。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就是陈歌辛。

陈歌辛本名为陈昌寿，生于歌舞繁华的上海。陈歌辛可以算是音乐天才，一生没有进行过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却凭借对音乐浓厚的兴趣和与生俱来的天赋，成长为上海音乐界的传奇人物。

1930年，风流儒雅的陈歌辛加入了明月歌舞团担任钢琴教师。这个歌舞团可不简单，它是由“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创办，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四十年代的大歌星，比如，周璇、王人美、黎莉莉等都是这个歌舞团的成员。

也是在这一年，陈歌辛结识了热爱艺术的富家少女金娇丽，并最终抱得美人归。美满的婚姻激发了陈歌辛的音乐灵感，婚后多年，他的流行乐创作一直处于巅峰状态，写下许多广为传唱的歌曲，比如献给妻子金娇丽的《永远的微笑》，还有《凤凰于飞》、《夜上海》等。

陈歌辛喜欢在旋律中融合中、西方音乐的特点。他不仅产量高、质量高，而且风格多变。当时，很多歌手都愿意唱他写的歌。为什么？一唱就红。

据陈歌辛的长子陈钢回忆，陈歌辛写歌可谓神速，别人苦思冥想，几天也写不出的好曲子，他一晚上甚至能写出三四首。陈歌辛常常在半夜兴奋地叫醒妻子金娇丽，展示刚刚创作完成的新歌，还自信地表示：“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

说到这儿呢，就要为大家介绍陈歌辛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首曲子——红遍全球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曲子，相信大家多少听过些。它是1940年，陈歌辛为电影《天涯歌女》创作的插曲。由当红歌星姚莉演唱，一经发行瞬间就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当时，只要走进上海的一间歌舞厅，拧开一个电台，就能听到这首歌。

而且，这首歌不仅火遍中国大江南北，还火到了遥远的美国。二战结束后，《玫瑰玫瑰，我爱你》被翻译成英文，传入美国，由当时最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莱恩翻唱，1951年便登上美国流行音乐榜的榜首。这是中国第一首走出国门、被外国人翻唱的流行歌。美国人甚至还愿出百万美金的版税寻找原作者。只因当时中共正在大陆大搞“清算美帝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活动，煽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陈歌辛迫于政治压力，只得放弃前往美国领取巨款的机会。现在想想真是相当可惜。

听到陈歌辛创作的歌曲，名称多与“春天”、“花朵”、“梦”相关，大家会不会觉得他就是个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多情才子？要这么想那可就错了。陈歌辛有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抗战初期，他因创作几首抗战歌曲，于1941年12月16日被日本宪兵绑架，关进“极司菲尔路76号”魔窟，受了三个月的酷刑。

1946年初，中华民族迎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黄历新年，陈歌辛以“庆余”为笔名，创作了我们在节目开头听到的那首贺年新歌《恭喜恭喜》。这首歌只有四句曲调，却有五段歌词，像是一首回旋往复、唱不完的诗歌。歌词中“恭喜”二字出现了多达数十次，但并不会让人觉得厌烦，反而觉得朗朗上口。后来，这首歌经邓丽君等歌手翻唱，成了每年必唱的贺岁金曲。

以陈歌辛的才情，可以预见他的艺术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他的命运却在冥冥之中蕴含在他的名字之中。歌辛——充满了歌者的辛酸。这是怎么回事呢？

早在1938年，陈歌辛就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扬帆，共同为电影《儿女英雄传》译配了苏联歌曲《伏尔加船夫曲》。他还曾在上海左翼文人夏衍、田汉等人的引导下，创作宣传中共革命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6月，陈歌辛被国民政府以汉奸嫌疑逮捕，关了7天，后无罪释放。陈歌辛被释放后，夏衍邀请他前往“左翼文人”云集的香港居住，陈歌辛欣然前往。1946年底到1950年，他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安逸舒适的生活，创作成果也颇为丰厚。大家所熟悉的《夜上海》、《花样的年华》等描绘上海滩的经典歌曲就是陈歌辛那个时候创作的。但是，也是在这里，给他埋下了日后悲惨命运的伏笔。

在与那些左翼文人的交往中，陈歌辛不知不觉被他们影响，对中共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1950年，夏衍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的文化局长后，力邀陈歌辛回上海发展。而陈歌辛想也没多想，就欣然答应，满怀着憧憬和希望重回上海。陈歌辛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人生轨迹就因为这个决定而从此改变。

刚刚回到上海的最初，陈歌辛还是相当被器重的，他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又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配器课程。然而此时，他也和其他被党领导的艺术家一样，失去了创作的自由，作品也不再有以往的灵性与光彩。写惯了浪漫情怀、才子佳人，突然只能歌颂中共、歌颂无产阶级，陈歌辛还真有些转不过弯儿来。

既然艺术之路受限制，那就只求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吧。可是很快，中共就对各种文艺形式举起了屠刀。在中共的眼中，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属于“靡靡之音”，反映“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或“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陈歌辛早期创作的歌曲就属于此类的典型。

于是，一夕之间，陈歌辛的《渔家女》被打成“反动”的“黄色歌曲”。虽然大家听着曲，看着词怎么也找不出这《渔家女》到底“黄”在哪里。可是党说是“黄”的，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当时刚刚卸任的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还发表文章《批斗黄色音乐》，狠批陈歌辛等人的作品。

等到1957年，发动“大鸣大放”的“阳谋”，给知识分子罗织罪名时，虽然陈歌辛什么都没有说，却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安徽白茅岭老干农场劳动改造。

为什么陈歌辛会被划为右派？从历史的记载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由于指标压力。音乐家贺绿汀曾在一次会议中公开隐情，说“反右斗争”时他受到中共官员陈毅的保护，本该属于他的右派名额由陈歌辛“顶替”。

另一个说法呢，是说陈歌辛1957年的绝笔之作《梅花开咯》，在歌名与歌词内容触犯中共大忌。也许有观众朋友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也犯忌？我们这儿来给大家分析下，梅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这首歌，歌名说梅花开放，歌词赞梅花品格，这难免让中共浮想联翩，而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即便是牵强附会，也足以定罪了。

因为受到“右派”罪名的牵连，陈歌辛家人的境况也十分艰难。当时，陈歌辛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颇有音乐天分的长子，就是后来创作“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陈钢，在上海音乐学院背负“右派孝子贤孙”的骂名；次子陈铿是个数学奇才，原本在复旦大学读书，却被下放到江西喂猪；女儿陈小丽变得沉默寡言；而幼子陈东则过早地缺失父爱；家里的全部重担都由妻子金娇丽一人担负。

而陈歌辛在农场“改造”的生活，也是充满艰辛啊。同在农场“改造”的作家艾以回忆，农场的“右派分子”都住在茅草屋里，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除了白天进行高强度劳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着茅草屋的通铺转，在那里吃饭、休息、改造思想。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物质条件加上孤独无助的生活，每个人都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

习惯了大都市的艺术生活，陈歌辛一下子来到荒无人烟的山区，生活与心境的落差让他水土不服，无法适应沉重的“改造”生活。幸好有家人给他接济食品和营养品，支撑着他勉强度日。

每到过新年的时候，金娇丽都不辞辛苦，在漫天风雪中步行80里赶到农场，只为与陈歌辛相聚一夜。他们不能像在家里那样，喝着红茶谈天说地，只能“用刚洗过旧鞋的泥水放在小铅桶里煮滚而饮”。更为心酸的是，水还没喝完，农场探视结束的哨子又吹响了，金娇丽只能“一路哭到家”。

而三年大饥荒的到来让陈歌辛这些右派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了。1961年，农场口粮大幅减少，右派的伙食压缩到每天只有一顿干饭，一顿稀饭，就这样，还得干很多苦力活，所有人都在鬼门关前挣扎。艾以说，当时农场还流行一种怪病，从“四肢无力、日渐消瘦”变成恶性贫血，死前却“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

1961年1月25日的早上，当“右派”们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时，只有陈歌辛没有动静，叫他也没反应，等掀开被子一看，大家才发现，年仅47岁的陈歌辛“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人世”。

在饥寒交迫、人人难以自保的时代，农场每天都有人饿死，荒山上每天都有新抬去的尸体，草草掩埋后变成野兽的食物。除了他的家人，也许没有人顾得上去关心一位艺术家的逝去。事后，金娇丽赶到农场为丈夫收尸，只能在没有墓碑的墓地里，捡回了206根遗骨。

陈歌辛的故事就此划上句点。我们回顾他的人生，为他凭借才华声名鹊起而赞叹欣喜，为他错信中共惨遭迫害而扼腕叹息。他的际遇，折射出了时代之殇。在中共荒唐且残酷的运动下，那个曾经群星闪烁的文化盛况一去不返，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也都沦为专制统治下悲惨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