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行歌词看香江风云

　一提到香港填词人，我脑海中就浮现出黄霑、黄伟文、林夕的名字，他们代表着香港粤语填词创作的几代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大陆的港台流行歌曲，将一股以粤语方言的表达形式，浸透着香港商业文化气息的地域音乐带给了内地听众。当时内地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已经习惯了六七十年代歌曲中那种富有革命气息、朝气勃发的刚劲风格，而以粤曲小调唱出的那种细密绵长、嗲声嗲气的风格，回归个人丰富情感、回归日常生活的歌词主题，的确让人们耳目一新，所以印象极其深刻。而那时的香港填词，早已经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黄志华等著的《词家有道———香港16位词人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从词史的角度来看待香港词人的风雨四十年，通过对话的方式，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性情以及创作艺术的历程。

　　一提到填词这种古老艺术，我们首先会联想到长袖飘飘的宋人，他们对日常生活精致的审美与极为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词这门艺术浸透着优雅的气息，作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展现心志、情趣和修养的艺术形式，词被这些生活在香港这个岛屿上的词人们加以继承改造。生活在现代香港的词人们，受到商业文化的熏陶，已经不复往昔个人的“纯艺术”性，他们从日常世界、世俗生活、市民习性中寻找灵感，并在歌词中说出大众的感受，同时他们还得严格遵守着行业行规和约稿者的要求，这使得早期的歌词从一开始就具有多重的复杂性。第一代填词人郑国江就认为，早期词人的创作始终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变换密切相关，词人们凭借着自身的敏锐嗅觉把握着香港的文化脉搏，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就印证了香港城市的发展、娱乐文化的兴起；进入七十年代后，香港金融业风生水起，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词人们方才真正开始承担起这个记录者的义务，词人是观察者、在场者，他们是香港文化乃至整个市民生活的发言人。这本《词人有道》的意义正在于此。词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繁密复杂，他们掌握的语言、韵律都是一个媒介，用来沟通不同身份的人的内心。到了九十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颓废、悲观、对未来充满焦虑和不安全感普遍弥漫于整个香港社会，以颓废唯美出名的林夕在新一代词人中声名鹊起，如日中天。年轻的林夕曾经一边抽着烟写词，一边读着苏东坡的词，北岛、顾城的诗，在歌词中写着总也参不透的偈语。在金融起落中迷失的一代香港人，正需要这样的心灵安慰。

　　由此可见，如果以严格的角度来审视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词人的身份地位，艺术成就和文化影响，都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些粤语歌词中，大到政治、国家、民族、男儿志向，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爱情，都有淋漓尽致的挥洒。一定程度上，词的历史就是香港人的心态史。

　　同时，粤语歌词的创作，不仅仅只是商业文化促就的流行快餐，它同样面临着诸多纠结：面对一个广阔、革命、社会主义的大陆，地域性、制度性、文化审美趣味的不同。首先，以粤语为主要表达形式的地域方言，在输入大陆的过程中就会遭遇到方言上的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中国大陆出现了粤语流行歌曲的国语版，两者并存了很多年。其次，越是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使得词人们的创作也开始更加风格多样。粤语歌曲中浓厚的地域色彩和巨大的商业利润也激发了大陆本土唱片公司挖掘自己的歌手，创作自己的流行歌曲，抒发自己的情感，但其商业操作手段始终不如港台成熟。有香港文化“教父”之称的梁文道对香港本土的音乐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而他与词人林夕的对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从梁文道对香港文化的审视中，能够看出在香港巨大的文化产业链中，词人们实在功不可没。有时候，决定一首歌的好坏，词人的作用至关重要。至少，在我们青春懵懂的年纪，这些来自港台的声音，抒情的歌词，激发了沉潜在我们心底的某些东西，使得青春记忆和那些感动人的歌词永远联系在一起。

　　当然，词人也有词人的寂寞，在尖沙咀散步的黎彼得，做司机的黎彼得，吃龙虾的词人，吃烧烤的词人，词人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成天在娱乐圈混日子，出入身边皆有明星。黄伟文、林夕就坦言创作带来的压力。民粹、政治、喜剧，对于民生与政情，香港经济起起伏伏，心情颠颠倒倒，他们都承担得起，走过来了。词人们依旧是写着词，书写着这个城市的故事与表情。尖沙咀、九龙的灯火、岛上看着船只往来，最繁华的世界，词人们保持着难得的淡定。也许对于林夕、黎彼得、潘源良来说，词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对于“词”，它都是一种手工品，需要耐得住人生的寂寞，需要慢慢地书写，绵长地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