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成为国歌的

　　作者：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摄制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著者）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征程中，有诸多文艺经典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它们在时代中被不断创新演绎，经久不衰，回响不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这些作品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初心使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的辉煌历程。为此，我们推出“光辉的历程 永恒的经典”特刊，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生命如何与党的历史交织融合，经典文艺作品如何映照党的光辉历程，挖掘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涵，以期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镜鉴。

　　歌声是时代的号角。百年以来，音乐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有力武器。1923年，《国际歌》分别由瞿秋白、萧三等人译介到中国，瞿秋白还创作了歌曲《赤潮曲》。在抗战的烽火中，一大批优秀的抗战歌曲广为传唱，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火炬。《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抗战歌曲众望所归地成为新中国的国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义勇军进行曲》。

　　本期主题：《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准确时间。事实上，那歌词原无歌名，就是田汉本人也记不清创作的具体情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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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聂耳音乐广场上的聂耳铜像 张充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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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 全山石、翁诞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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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田汉

　　1、为了一部左翼电影及其主题歌，共产党人接力奋斗

　　应该不晚于1934年11月，田汉写出了《风云儿女》电影故事梗概，算是兑现了那年春季或是秋初的某一天，电通公司老板马德建在家中举行恳谈会时自己的承诺：写一个剧本来支持他们——这原本就是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实际领导的电影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就是自己人——当时，田汉谈了大体构思：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表现知识分子由象牙塔毅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

　　构思电影故事时有意借助一张《凤凰涅槃图》作道具，用以串联人物与点醒主题。那么，片名是叫《凤凰涅槃图》，还是名为《凤凰的再生》呢？最后，田汉将此定名为《风云儿女》。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对应这迫在眉睫的抗战风云，才能衬得起投身大时代风云、浴火重生的男女主人公。

　　完成电影故事梗概，田汉知道事情并没有做完。既然是为电通公司创作，当然要发挥电通录音器材的优势，田汉有意在该片中设置歌唱情节。听说电通公司选定的女一号是能歌善舞的王人美，且要亲演片中的“铁蹄下的歌女”，田汉还想为她多写几首插曲。但，创作一首能够升华影片思想、豹尾凤头般的歌词，田汉没有率尔命笔。

　　田汉那年36岁。自1922年留日归国后，田汉凭其凌轹时辈的创作才华、对艺术爱好者的勤加接引，以及巡回演出的剧团运作方式，成为文艺青年追随的“田大哥”。随着对现实社会黑暗的洞察，田汉开始思考戏剧“为民众的”问题，于是，同国民党“大佬”起了冲突。在左、右抉择间，田汉开始抽烟，正如其《烟》诗所写：“老不爱抽香烟的我，这些时手不离香烟。”“烦恼是一天天的来”“头发是一天天的白，也一天天的瘦。”最终，他参与筹备“左联”，当选为执行委员，正当其筹组左翼“剧联”之际，获悉自己上了国民党当局“缉拿归案”的黑名单。九一八事变激化民族危机，田汉仅用五天就写好排定一出反映这场惊世事变的话剧《乱钟》。这得益于他与剧社成员打成一片、共同创作的模式，就是此后开辟左翼电影阵地，领导左翼音乐运动，他也没有放弃戏剧活动。创作《风云儿女》电影故事之际，已经入党并为中央文委成员的田汉不惧“通缉”的危险，仍构思创作话剧《回春之曲》，并组织电影话剧界人士联袂公演。

　　正是在如此席不暇暖、奔波忙碌的日子里，一首歌词的创作灵感突然撞上心头。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时田汉很可能并不在他的居处，虽然手中有笔，一时近旁竟无片纸，于是，顺手拆开一个香烟盒，就在烟盒纸的背面奋笔疾书。

　　在《风云儿女》公映后出版的《电通半月画报》第4期，刊登《〈风云儿女〉原著》结末著录的《万里长城》诗最后一节，其后半首歌词与现在通行的《义勇军进行曲》逼似，而前半首文字则有出入。这前半首应该就是田汉当时的原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这是从心底汩汩流出的文字。田汉有着诗人的敏锐神经、政治活动家的果敢担当，家国情怀、时世忧患常萦于怀，时时宣泄为诗行散句、化作剧中人物的经典台词，最终那些关键词句在特殊情境下火速集结：“起来”，“奴隶”，“血肉”，“长城”，“中国民族”，危笃的时候，“吼”声，“大炮飞机”，“前进”，它们奔腾、燃烧、冲撞，组成新的诗行，排成铁的阵列，筑成文字的长城。

　　田汉原想把歌词“写得稍长”，后来他追述，那段歌词“刚刚写成第一段我就被捕了”，歌词并非传说的作于狱中。田汉是1935年二一九大逮捕中入狱的，那正是元宵节过后的第二天。翌晨，钱杏邨向夏衍通报险情，并要夏衍快去田汉家报警。夏衍匆匆赶到山海路田家，正要叩门，刚巧有田家娘姨到老虎灶去泡开水，冲他直打手势，这才躲过一劫。

　　二一九大逮捕凶险记忆如此深刻，夏衍后来追述，自己利用隐居避难的时间完成《风云儿女》电影文学剧本。作为早年参加无声电影编导摄制工作的田汉，习惯以电影故事梗概充作电影剧本，但这已不适用于有声电影的拍摄。作为党的电影小组组长，如何用好田汉的创作，夏衍重任在肩。事实上，早在1934年11月中旬夏衍参观许幸之与吴印咸合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会后，就看中长期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许幸之的才华，指定他为《风云儿女》导演，但当夏衍出示田汉写在十余页十行红格稿纸上的故事梗概，许幸之看后“感到内容单薄了一些，几个主要人物的刻化还不够生动，一些情节过于浪漫，因此整个故事内容还显得单薄，不够充实”。夏衍当即宽慰：“田汉原著的不足之处，我会在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时加以弥补，你尽管放心好了！”12月16日出版的《青青电影》画报月刊第10期报道《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往苏州分镜头完毕返沪。许幸之做的是电影台本，其所依据的电影文学剧本，全仗夏衍在这一月内改编完成。

　　1935年初，《风云儿女》在上海南郊斜土路的摄影场开镜。3月，电通公司迁往位于上海东北角的荆州路405号，继续拍摄电通第二部影片。就在这年春，夏衍化了装，秘密来到孙师毅家，恰巧那天孙师毅也约于伶来谈事。三人正谈着，聂耳一阵风似的来了。“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夏衍清晰地记得，这是聂耳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于是，就拿电影剧本给聂耳看。聂耳早已知道剧本故事内容，拿过剧本，立马就翻到了最后一页，找到了那首歌词，念了两遍，就说：“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又像以前那样来“抢工作”了。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已伸出手来，同他紧紧握手，并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从《开矿歌》到《毕业歌》，田汉、聂耳成功合作确实不止一次了，特别是在《扬子江暴风雨》公演后，聂耳“近来是了不得的红！”夏衍，这位见证聂耳入党的监誓人点头了。于是，孙师毅就抄了一页歌词给聂耳。

　　为尊重导演起见，夏衍还嘱咐聂耳为电影歌曲作曲需经得许幸之同意。聂耳拿着歌词，如获至宝，笑着跳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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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2岁的聂耳在《扬子江暴风雨》中饰演打砖工人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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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风云儿女特辑》

　　2、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果然，聂耳去找了许幸之：“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虽然是初次见到聂耳，但那犹如一团野火，吹到哪里便烧到哪里的乐天性格还是感染了自己，又知是夏衍分派任务，许幸之不可能拒绝。

　　一见如故，二人谈笑风生。许幸之一眼看中聂耳的气质、性格、外形，拍板让他饰演男二号梁质夫，男主人公辛白华的好友，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最后以自己的牺牲感召好友奔赴长城抗战的前线。

　　从此后，许幸之与聂耳的联系渐多。彼此相熟，聂耳有一次向许幸之诉说为田汉那首歌词谱曲中遇到的麻烦：“我几乎废寝忘餐，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

　　遭房东老太太下逐客令，聂耳一度到司徒慧敏家去继续创作。他边挥手打拍子，边唱词，每次总是从头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时正坐定吃饭，聂耳突然就拿起筷子打着拍子唱起来。被人尊称为“长婆”的司徒慧敏老母亲常常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她听懂了，深有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啊！”此后，长婆就叫聂耳为“起来”。每当聂耳进门，长婆就会吩咐儿媳：“雪琼啊，‘起来’又来了，多抓一把米吧！”

　　一天清晨，许幸之在通宵拍片后刚入睡，被重重的叩门声惊醒。打开宿舍门一看，原来是聂耳。聂耳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嚷道：“好啦！老兄！歌曲谱好了。”

　　聂耳一手拿乐谱，一手在书桌上重重地打着拍子，为许幸之连续试唱了好几遍。那时的歌词已经逼近新中国的国歌歌词。因为“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这句歌词音乐不易流畅处理，全曲收煞又觉得不够有力，聂耳找孙师毅商量，二人改动歌词。于是，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蓄积了爆发力，但一个“前进”意犹不足，遂复迭三次。除了第一句，聂耳对其余歌词都作了逐句的调整，以与旋律协调，最为关键的修改还在于将“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国民族”升华为“中华民族”，视界愈见开阔。

　　许幸之为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艺术才华所倾倒，他说出了自己的第一直觉：“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确实，聂耳坦承：“不过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但是，许幸之认为起句显得低沉了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

　　经过一番思索，聂耳拿起桌上的铅笔，刷刷刷地修改起来。随后，许、聂二人不约而同地合唱起来。起句确实比原先的要激昂多了。最大的改动在末尾，原句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修改后，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复唱一遍，改成：“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原歌词以三个“前进”短语结束，采用的是强弱拍倒置的处理法，现在将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个“进”字。这意外之举将反节奏正了过来，节奏铿锵的同时又显得煞尾有力，倍增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

　　《风云儿女》主题歌修改初定后，聂耳又与许幸之合作，谱写了许导演作词的影片另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还没来得及饰演男二号，聂耳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匆匆前往日本，原拟由此转道苏联、西欧去深造音乐。到日本后不久，聂耳又对《风云儿女》主题歌作了最后的修订，将歌谱寄给了孙师毅和司徒慧敏。

　　歌谱定稿而歌名未定，聂耳在歌名处仅写了“进行曲”三字。而这三字的来历，实受日本侵华音乐的刺激。聂耳到日比谷听音乐会，注意到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演奏会演奏的以“满洲国”为题材的“行进曲”“颇富于鼓动性”。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咄咄逼人，激起了聂耳的无限斗志，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进行曲。那么，这应该叫什么“进行曲”呢？电影文学剧本称此为“军歌”，影片中又提到了东北有义勇军。军歌，义勇军军歌，进行曲，义勇军，最后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配器完成后，1935年5月3日（上海方面新查实），电通公司合唱组成员到上海百代公司录制《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演唱者为袁牧之、顾梦鹤、司徒慧敏、盛家伦、郑君里、金山、施超，总共7人。灌制的唱片不仅作为背景音乐，帮助电通公司拍完了《风云儿女》最后一场戏，而且最终被转录到电影片头、片尾的胶片上去。一切就绪，5月24日下午两点半，《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义勇军进行曲》声画配合地在大银幕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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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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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流行的抗战歌曲，成为新中国国歌

　　歌谱、唱片、电影，加之民国歌咏团体的教唱，还有广播电台的播送，共同构成《义勇军进行曲》传播的第一道冲击波。到电通公司的参观者归途中情不自禁地齐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唱开来。在一二·九运动中，它成为广大爱国学生的战歌。在1936年10月22日上海民众为鲁迅先生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出殡活动中，《义勇军进行曲》的壮歌响彻云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义勇军进行曲》是最为流行的军歌，就连七八岁的孩童，也都高唱：“前进！前进！进！”在淞沪会战硝烟中，奔赴各地的宣传队进一步将这首雄壮的歌曲传唱出去。1938年丰子恺从浙江至江西、湖南，再到汉口，一路奔波，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4月11日，万人在武汉黄鹤楼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田汉带头高呼口号，全场歌咏人员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5月23日，世界学联代表到访武汉，华北歌咏团为他们用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继后，他们来到延安，正遇那里举行七一至七七纪念周活动。7月1日晚7时召开的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大会，先由鲁迅小学学生于龙江指挥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通过援华国际友人、赴海外华人及中国政府的宣传，《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刘良模赴美，在唐人街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抗战歌曲，其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纽约罗易桑露天音乐广场，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自己的音乐会上，特别加唱了一首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歌名叫《起来》。保罗还与合唱团共同录制一套唱片，名叫《起来》，宋庆龄1941年用英文为唱片作序。《义勇军进行曲》以《起来》为名，除了风靡美国之外，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都灌制发行过唱片，苏联为其编制过乐谱。马来西亚抗日军队用西班牙语改编此歌歌词，用作战歌。荷兰导演伊文思拍摄中国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义勇军进行曲》被用作背景音乐。此外，该曲还奏响于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外摄制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场》，以及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龙种》。1944年7月，同盟国即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美国国务院拟定中美苏英法五大国的音乐节目单中，《义勇军进行曲》是唯一一首代表中国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将《义勇军进行曲》重新填词，作成《胜利进行曲》《民主进行曲》，表达了胜利喜悦之情，以及对民主团结的吁求。在反美扶日、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中，《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同声唱响。为了压制共产党势力，这首词曲作者均为共产党人的歌曲最终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歌。台湾光复后，一度广为教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宝岛销声匿迹。然而，这并不能挽回国民党战场上的失败，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军号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发出了征集新中国国歌的启事。

　　3个多月，共征集到歌词694首，其中13件歌词进入复选，只是均不理想。据会议记录，马叙伦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李立三觉得曲子很好，但指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不妥，建议修改一下。郭沫若也赞同“歌词修改一下好些”，连词作者田汉本人亦表示：“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持不同意见：“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她的完整性，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周恩来主张：“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怀着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新中国美好远景的憧憬，毛泽东提出过渡性的方案：“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伴奏的是浴火重生的《义勇军进行曲》。

　　4、民族精神的化身 通往祖国的回程票

　　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顺应人民的呼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前进进”的时代壮音，从此长伴中国人民坚毅前行的稳健步伐。《义勇军进行曲》回响在中国女排夺冠的奥运赛场，《义勇军进行曲》回响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义勇军进行曲》回响在申奥、申博成功的不眠之夜……

　　国歌深入每位国人记忆血脉，危急时刻，它还是海外公民通往祖国的回程票。2015年2月21日，利比亚政局动荡，中国公民紧急撤离。中铁十四局等三千余人，从拉斯杰迪尔口岸出境，进入突尼斯，最后一辆车发生故障，掉队落后，过边防关口时被当地警察扣住。护照是集中管理的，而护照管理人已先行出境，自证中国国籍成为难题。撤侨工作负责人灵机一动，让同行者唱国歌，以证实自己是中国人。于是，《义勇军进行曲》一时回响在非洲广袤的大地上。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武汉首遭重创，为顾全中华民族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中国中部唯一的特大城市在2020年春节前夕史无前例地封城了。1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坐列车从广州奔赴武汉，率先成为最美“逆行者”。时值春运，八旬老人只能在餐车稍事休息，让人看了酸鼻。27日，大年初三夜，短暂返粤的钟南山仍在办公室忙碌。他的一个学生从武汉打来电话：“钟老师，请一定要看看这段视频，太感人了。”点击，播放：一位戴口罩的老人蹒跚街头，高唱国歌，视频背景是在家封闭隔离的武汉市民打开自家窗户引吭高歌，“起来”的歌声从一栋楼传向另一栋楼，一片歌的海洋。

　　这一刻，钟南山眼睛湿润了：“武汉，是能过关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疫情下志气弥坚，在各地医护人员火速驰援下，在十数亿人民万众一心、守望相助下，武汉三镇重获新生。在《义勇军进行曲》壮音中高歌猛进的中华民族，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歌声飘扬80余载，承载着中华民族苦难与奋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郭沫若称赞，“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并称聂耳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这也不啻对国歌之的论。

　　部分参考资料：《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主要发言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