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战友情

近日，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来自原在部队的战友杨常山。杨常山，原卫生队小灶上士，山东潍坊人，年长我两岁，今年60岁，已退休。

　　当年在部队，我在团后勤处炊事班做饭，后当了两年炊事班长。卫生队小灶的炊事员归属后勤处炊事班，故与杨常山相识。记忆中的杨常山，个子不高，为人热情，脑子灵活，说话办事，有板有眼，1981年初，我离开了部队，从此便与他失去了联系，一晃，已是34年。

　　在短信里，杨常山提到是从当年战友袁建武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建议我加入原部队老战士微信群。微信，我不会用，杨常山建议我求教于袁建武。说到袁建武，他是我在部队认识的战友，俩人同年入伍，都是石家庄兵，新兵连我俩分在同一个班，我年长他一岁。

　　袁建武，为人精干、豪爽，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曾任石家庄市国棉一厂、国棉五厂总工，石家庄市科委主任。当年，袁建武和我谈起他的父亲，一脸的崇拜和自豪：“文革前，我父亲的工资就是三百元，要知道，毛主席的工资才三百元啊。”

　　我和建武在家都是老小，都受父母的疼爱，但我的父亲大字不识几个，是个工人。因家庭出身不同，生长的家庭坏境不一样，造成了我俩的性格不同：建武热情、豪爽，谈吐大方得体，相比之下，我就显得内敛、拘谨，有些小家子气；但我俩也有相似之处，就是性情率真，为人诚实，且都喜欢文学艺术，脑子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我从小喜欢文学艺术，曾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建武喜欢声乐，曾专门拜师学习声乐。新兵连我俩被分到一个班，班里就我俩是石家庄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加之有共同爱好，自是亲近起来。新兵连营房建在半山腰上，几排小平房，室内无暖气，生着煤火炉，无床，打地铺，我俩床铺相挨。新兵连训练，正值寒冬腊月，张家口的冬天，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狂风携着沙子，打在脸上，那叫一个疼！由于天冷，我们穿着绒衣绒裤，外面套着棉袄棉裤，脚上穿着里面带羊毛的大头鞋，浑身那叫一个沉！新兵训练拔正步，头天下来，腰酸背痛，第二天起床，腿都打不过弯来，虽说当兵前在农村下过几年乡，苦也吃得不少，但这罪绝没受过。建武他们下乡在井陉矿区苗圃场，环境要比我好得多，这罪就更没受过了。新兵班的班长家是湖南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看到我们一副伤残样子，就笑了起来，说：你们这群城市兵，就是不行，那像我，从小吃过多少苦，这点苦算什么，等到了新训队(每年部队新司机训练队)，比这还要苦。写到这，我必须交代一下，我们这个新兵连的战士，受训完后，将会被分到团指挥部和后勤处机关，而我和建武所在的新兵排，新兵受训完后，将会分到后勤处下属的汽车连学开车，故班长会这么说。

　　新兵连受训完后，后勤处部来新训队挑人，我所在新兵排的杨排长推荐了我，结果我被分到了后勤处部，最终，当了一名炊事员，而建武分到了汽车连，学了开车。

　　1977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上流行“秤杆子、方向盘、听诊器”，说得就是在当时干商业卖东西的，开车的，当医生的是人们最羡慕的职业，而通过在部队学开车，将来复员到地方当个司机，是我们每个新兵从心里渴求的愿望，可命运就是这样作弄人，我在新兵连表现好，结果却被挑到后勤处部，当了个炊事员，一个做饭的。当时，社会上瞧不起做饭的，一说做饭的，连个对象都不好找，而建武命好，学了开车，一个当时最吃香的职业。虽说做饭的在别人眼里不吃香，可当时在部队我可是尽吃香的，喝辣的，尤其是我在农村“吃糠咽菜”好几年，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记得一次食堂杀猪，晚上班长招呼大家吃排骨，那排骨上尽是肉，班长还嫌不香，又让我去拿香油，蘸香油吃。那晚，我吃着香油蘸排骨，想起了上学时教军训课老师给我们讲得“共产主义”，他说：“到了共产主义，咱们就是面包蘸香油。”面包蘸香油，现在可天天吃，而在我年少时，那却是个梦想，而那天晚上，我吃的是排骨蘸香油，是“超共产主义”了。

　　在部队，我过了几年“共产主义”生活，不站岗，不出操，不训练，除了做饭，业余时间写写日记，读读书，尤其改革开放后，一些文革中的禁书得以解禁，我如获至宝，晚上熄灯后，我就去食堂读书，练习写作，常常到十一、二点。一次，我正在练习写小说，遇到郝副团长查夜，已是深夜两点。这部小说，后来拿给建武看，建武也参与创作之中，并亲自誉写了稿子，投稿于河北日报社。后来，稿件被退回，报社编辑希望我们“多深入生活，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那情景我至今难忘。自那次被退稿之后，我放弃了小说创作，回归到了我喜爱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接触到刘章老师和郭小川的诗，尤其是刘章老师的文学创作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刘章老师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期间，我曾前往石家庄市文联求教。

　　在我过着“共产主义”生活时，建武却在汽车新训队和汽车连经历着磨练，虽已入伍三年，可在汽车连还算新兵，有时建武出车回来晚了，连队忘了留饭，他就会来找我，让我给他弄点吃的。连队的伙食不如机关，有时，后勤处改善伙食，我也会尽老乡之谊，给他留些好吃的，让他改善改善。

　　1981年我复员回到石家庄，而建武仍在部队服役，期间，我们之间断了联系，直到1988年我在夜大毕业，我的一个校友被招到石家庄市外贸纺织品出口公司，我才得以和建武再次见面。那应该是1989年的冬天，我的夜大校友王建强告诉我，他和建武在一起工作，建武传话，让我去找他。我去了，在那儿，我见到了建武，还见到了吴哲——我在部队的另一位战友，三人近十年未见，自是有说不完的话，到了吃午饭时间，建武对吴哲说：“今天我请客，吴哲你买单啊。”吴哲为人性情宽厚，笑着说：“干嘛又是我买单。”建武说：“这个月花超支了，下回我请。”三人一起，找了个火锅店涮羊肉。火锅热气腾腾，羊肉上来，三人开涮，鲜香扑鼻，建武对吴哲说：“在部队那会儿，我没少找凤亮改善伙食。”吴哲笑应：“谁像你脸皮那么厚。”建武说：“都是哥们弟兄，没说得。”哥仨一边涮着羊肉，一边回忆着部队的经历，谈着当下的工作，昔日建立起的那种战友情，深深地融入在了那哧哧燃烧的炭火中，那热气蒸腾的涮锅里。

　　自那次与建武相聚后，又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我也没再去找建武，直到1995年，我从小的同学王青有一次问我：“袁建武是你在部队时的战友？”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现在和他都在东购筹建处。”当时，石家庄市正在筹建一座集购物、娱乐、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商业大楼，名字叫“东方购物广场”，简称“东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建武已从市外贸跳槽到了东购广场。王青说：“建武邀请咱们两家人下个星期天去他家做客。”

　　那天，我家和王青家人一共六口，坐公交车去了建武家。此时的建武，通过自己的奋斗，家庭生活环境已变得优越，房子大，屋里除了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外，还有一套当时时髦的家庭影院音响设备，建武极力向我们推荐这套音响设备之好，他之喜爱，还给孩子们放了美国大片，看的孩子们是两眼发光。那天，建武的妻子不在家，建武亲自下厨，炒菜，做饭，尤其他做的那排骨汤，味道极好，至今令我难忘。建武一边做饭，一边说,饭能够做的这么好，得益于他驻外机构两年自己独立生活的锻炼。古人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更何况自上次1989年一聚，又过了6年时间，建武已从一个追求时尚、谈笑风生的帅小伙，变成了一位谈话稳健、做事沉稳的中年男人。建武变得成熟了，而我与之相比，却显得有些幼稚、不谙世事。

　　那天从建武家回来，我在想：谁和谁的缘分真的是上天早已注定，就像我和建武，1976年底当兵相识，新兵连俩人分到了一个班。1981年初，我俩分开，俩人并没有刻意地谁去联系谁，近十年后，缘分又把我们连在一起，哥俩吃了一顿饭，分手后，各自忙自己的事业，又是好几年没见，然后，缘分又把我俩聚到一起，并且，都是建武通过他当年的同事在打听到了我以后，首先联系我，与我相见，其对战友之情分，对我之真情，苍天可鉴！

　　写到这里，想起白天老战友微信群里有战友发的微信，其中一段写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檫肩而过的叫路人，不离不弃的叫亲人，时牵时挂的叫友人，生死相随的叫近人，默契能懂得叫爱人。不管哪种关系，无需锦上添花，只需雪中送炭，足矣。风轻云淡时，一句问候；细水长流中，一个惦记；郁闷困惑时，一丝安慰；穷困潦倒时，一些给予；孤独无助时，一臂之力；落魄失意时，不离不弃。”看着这番话，心中感慨万千，我和建武近四十年“时牵时挂”的友情，真的是“一份缘，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这情，是近四十年前俩人建立起来的战友情，情深意长；因为彼此心中有他，故虽不常相见，却也是常挂于心；这情，这心，又是那么的真！

　　
从1976年到现在，39年过去了，当年入伍的新兵蛋子，都已步入老年，有的已经退休，建武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过着他想要过得“安静、舒适、健康、随意”的生活，打心里为他高兴，同时，也衷心地祝福当年在一起的老战友们生活美满幸福，身体健康，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