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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泰斗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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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 汤一介（1927.22014.9），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汤一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
汤一介（1927.2—2014.9），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汤一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  还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1927年2月16日，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接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任职北京大学副校长。
高中时，汤一介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试着写作了一些散文、杂文。
1946年，因为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1年毕业。
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他未来的妻子乐黛云就是这这里互相认识的。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汤一介、乐黛云结婚。
1956年，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父亲汤用彤的助手，负责帮助整理他的著作。[3] 
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
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
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
“文革”结束后，汤一介因为种种原因，接受审查。
1978年，时年51岁的汤一介被彻底平反。
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1983年，汤一介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汤一介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1984年，大陆地区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汤一介任院长。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500人参加编纂。
习近平看望汤一介
习近平看望汤一介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5] 
2012年，获得第一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3年3月14日，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6]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和87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于北京逝世。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送花圈悼念，北大校长王恩哥、哲学家李泽厚等均送来花圈或花篮悼念，灵堂摆有汤先生著作供人翻看。[7] 
2014年9月15日，汤一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内的上千位社会各界人士专程赶来送别。
魏晋玄学
 
汤一介
汤一介子承父业，和父亲汤用彤共同筑建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这被看做是汤一介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汤一介通过研究魏晋玄学的体系，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理路，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是对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补充。
传统哲学体系
 
汤一介尝试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汤一介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把中国哲学中的三大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大哲学家做了对比，借此说明孔子、老子、庄子真善美问题上的不同，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汤一介
汤一介
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论儒家的境界观》这篇大章中，汤一介提出：“内圣外王”之论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即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和重“人治”轻“法治”的道路上。
论国学研究
 
1949年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特别引进了苏联的哲学，当然文学也一样引进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一直到“文革”。其破坏程度是极大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全被否定批判。旧的文化、旧的道德全被破坏了。改革开放虽然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积极作用，但态势未能根本扭转。
从历史上看，曾经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反省他们好的东西并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面。[10] 
中国解释学
 
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汤一介提出，比之西方，中国有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于是，其后的两年，汤一介为此陆续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四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提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必须要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
面对质疑，汤一介通过大量的中西方哲学对比，与当时学界主流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的说法进行抗辩。[11] 
和而不同观点
 
20世纪90年代，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先生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贡献。[12] 
汤一介在《“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中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学术专着编辑
专着
 
《郭象与魏晋玄学》 《早期道教史》 《在非有非无之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
《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 《非实非虚集》 《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 《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昔不至今》 《和而不同》《生死》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
《佛教与中国文化》 《郭象》 《我的哲学之路》 《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主编
 
《国故新知——中国文化的再诠释》 《论传统与反传统》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新史》
《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哲学卷》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着辑要丛书》
《国学举要》
《一代名师：人文阐释》
论文
 
略论郭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2期
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 《学术月刊》1963年01期
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 《哲学研究》1981年01期
论郭象哲学的理论思维意义及其内在矛盾 《哲学研究》1983年04期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 《哲学研究》1983年10期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
论《道德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 《哲学研究》1986年01期
略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 《理论月刊》1987年01期
论儒家的境界观 《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04期
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03期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问题 《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04期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02期
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 《中国哲学史》1992年01期
在有墙与无墙之间——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 《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01期
儒学的现代意义 《中国哲学史》1994年04期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寻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
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江淮论坛》1994年06期
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02期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4期
内圣外王之道 《在非有非无之间》，台湾正中书局，1995年9月
禅宗的觉与迷 《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03期
“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 《理论学习与探索》1997年 03期；《学术月刊》1997年10期
儒学的和谐观念 《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04期
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汤一介学术自述 1997年12月1日
辩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01期
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 《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1期
魏晋玄学家郭象与裴頠之异同 《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01期
“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 《中国哲学史》1998年01期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 《文艺研究》1999年03期
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 《周易研究》1999年04期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1期
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2期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 《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 《中国哲学史》2000年04期
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学术月刊》2000年07期
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 《中国艺术报》2000年9月29日
国学大师——汤用彤 《光明日报》2001年1月16日
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01期
略论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02期
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中国教育报》2001年3月29日
新轴心时代哲学走向的特点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4期
“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学术月刊》2001年07期
“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的双向互动 《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
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儒学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 《开放时代》2002年04期
汤用彤与胡适 《中国哲学史》2002年04期
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 《光明日报》2002年6月14日
解释学与中国 《光明日报》2002年9月26日
儒学与生态 《人民日报》2003年2月14日
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看平衡论的意义 2003年11月
西方学术背景下的魏晋玄学研究 《中国哲学史》2004年01期
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 《探索与争鸣》2004年01期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6期；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8月24日
　“河洛文化”小议 《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论“天人合一” 《中国哲学史》2005年02期
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从“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起 《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02期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
创建人学体系的有益尝试 《光明日报》2005年8月22日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当今的“生态问题” 《2005年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专集》，2005年
中国经学与传统学术 《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01期
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共处的思想源泉 《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5日
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 《文汇报》2006年10月28日
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诠释 《人民论坛》2006年22期
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4期
书评
 
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社科信息文荟》1994年16期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学术月刊》1995年06期
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读《张申府文集》 《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10期
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哲学 2005年
序跋
 
《熊十力论着集》编者弁言 萧萐父、汤一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01期
中国新文化的创建——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读书》1988年07期
天人相即·天人相通的现代视野——《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序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熔铸古今，会通中西——序麻天祥同志所作《国学大师汤用彤评传》 《中国哲学史》1993年02期
《安祥禅》序言 《佛教文化》1995年01期
杂文
 
在全球意识下发展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01期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纪念汤用彤先生诞生100周年
　　 《中国文化》1994年01-02期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读书》1994年03期　
我与北大
　　 《人民论坛》1998年05期　
从沙滩到未名湖
　　 《光明日报》1998年5月13日
《国学举要》与传统文化普及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3　
我的读书观：读书本该会意
　　 《中国教育报》2002年6月20日　
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创新
　　 《中国艺术报》2002年12月27日　
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
　　 《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0日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18日　
汤用彤学术交往三则
　　 《中国文化》2004年01期
　　
张岱年先生和《周易》
　　 《周易研究》2004年03期
　　
“和而不同”与“文明共存”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8月9日
　　
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　 《中国民族报》2006年4月18日
　　
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
　　 《解放日报》2006年5月15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文明
　　 《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
　　
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
　　 《北京日报》2007年9月17日
访谈
 
文化历程的反思与展望
　　 汤一介、闵惠泉，《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03期
　　
中华民族需“反本开新”——汤一介教授访谈录
　　 王辛，《中国评论》2004年5月号　
汤一介：用宽容明智理性的学术视角研究宗教
　　 李素平，《中国宗教》2005年04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陈香，《光明日报》2006年3月19日　
汤一介：师者谆谆，儒骨仁
　　 李晶 王硕 王栋，北大青年网，2006年12月2日[13] 
人物故事编辑
求学生涯
 
年轻时的汤一介（1952年）
年轻时的汤一介（1952年）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1946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落榜，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
政治理想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梁效岁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14]  。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14]  。”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14]  。“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14]  。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14]  。
汤一介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14]  。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一介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14]  。
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下命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14]  。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15-16] 
伉俪情深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反右时，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
在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比翼齐飞。
不做大师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一介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17] 
人物评价编辑
汤一介
 
“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
“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18] 
“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19] 
“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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