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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与林彪决战东北：“王牌部队”为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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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新1军错过了一次避开覆灭的绝好机会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1军回到祖国，驻在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这时，欧洲战场硝烟不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宣扬英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果，特邀一些反侵略国家的代表前往欧洲参观各战

新1军错过了一次避开覆灭的绝好机会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1军回到祖国，驻在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这时，欧洲战场硝烟不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宣扬英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果，特邀一些反侵略国家的代表前往欧洲参观各战场。作为西点军校的校友，作为4年来一直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名将，孙立人自在被邀之列，其间，他辗转飞行奔波于欧洲大陆，视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对现代战争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

这次欧洲之行，是他孙立人的荣耀，也是他新1军的荣耀，全体中国军人的荣耀！当然，抱着别样眼色和心态看待孙立人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当孙立人返回国内时，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新1军被指定前往广州受降。9月7日，新1军进入广州，孙立人作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军的助手，接受了日军第23军、第129师团、第130师团等部的投降。

10月，美国人商请中国派出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点名要求派孙立人的新1军去，但这时“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正准备把新1军派往东北打内战，他不愿分兵去占领日本。

新1军因此错过了一次避开覆灭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把东北重任交给了黄埔4期的林彪，蒋介石把东北的希望放在了黄埔1期的杜聿明身上，东北之争似乎就成了两个黄埔学生、两个抗日名将之间的较量。

1945年8月8日，按照《雅尔塔会议》的精神，百万苏联红军如排山倒海之势，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很快歼灭了日军关东军的主力67万人。

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宣布投降！

日本投降了！东北，这块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长达14年的黑土地一时成了权力的真空，成了国共两党都想得到的焦点地区。

就共产党而言，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相望，兼之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占领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东北一旦落入国民党之手，蒋介石将在接收丰富物产的同时，更能以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占尽主动。

因此，日本人投降前后，中共中央先后从冀热辽、延安、山东等解放区抽调了10多万部队、2万多党政军干部和各种技术人员前往东北，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东北民主联军，白山黑水的城镇乡村相继建立起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与此相比，蒋介石的反应则明显慢了一拍。

抗战后期，蒋介石的军队大多留在西南后方。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后，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照这一条约的规定，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三省的完全主权和领土行政的完整；苏军进入东北后，中方派军政代表驻苏军司令部，以资联系。

蒋介石想得很天真，以为有了这一纸条约，他就可以直接从苏联人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去。

9月1日，蒋介石在长春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以熊式辉兼任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银行家张嘉敖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长春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以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人。黄埔军校创立时，曾任军校教官，也从此与蒋介石结下渊源。1932年蒋委任熊为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时，熊大力推行保甲、保卫、堡垒的三保政策，以配合蒋的剿共政策，颇得蒋的赞赏。熊极善察颜观色，蒋居南昌百花洲时，对湖上环境不满，熊即用红石砌岸，沿湖植树，除浊引流，并设管理处专司其责。文人遂作联语曰：“半世姻缘兼两顾，一生事业在三湖。”两顾──指熊的两位夫人，顾毓筠和顾竹筠姐妹；三湖──指百花洲的东湖、南湖、北湖。后来，熊为拍蒋的马屁，还将蒋的大公子蒋经国任命为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一次到东北，他再次把蒋大公子拉在身边，用心不谓不深。

10月初，当苏军开始部分撤离东北，蒋经国代表国民党外交部与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接洽国民党军队从大连进入东北的事宜时，华西列夫斯基睁大眼睛，连连摆头：“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的港口，怎能让军队在那里登陆呢？”

蒋经国大吃一惊，他气咻咻地走出苏军司令部大门，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他的父亲。

蒋介石也吃惊不小：“这北极熊不是明显阻拦我军进入东北吗？”

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回国述职，蒋介石让熊式辉再与苏方联系。

熊式辉带着张嘉敖、蒋经国找到了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可马氏对熊式辉等提出的海运登陆、交通运输、行政机关接收等几个关键问题均以“无权”、“须请示”为借口推得一干二净，熊、张、蒋三人碰了一鼻子的洋灰。

苏联人的态度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娘希匹！看来我要打了！”

原来，在确定东北的行政官员之后，蒋介石对那里的军事首脑人选却一时举棋不定。他先是将昆明防守司令部改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任命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由于熊式辉对关麟征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极表不满而又迟疑不决；加之那时《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他不好立马拉下脸面与共产党干起来，因而迟迟下不了手。而这时恰好龙云下台，被他“请”出了云南，龙云逢人便骂原昆明防守司令长官杜聿明而欢迎关麟征到云南去，这样他就将计就计，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而让杜聿明去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的军事首脑有了着落，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也就坚定了下来。

这样，毛泽东把东北重任交给了黄埔4期的林彪，蒋介石把东北的希望放在了黄埔1期的杜聿明身上，东北之争似乎就成了两个黄埔学生、抗日名将之间的较量。

确实，这两人之间有得一比。

1937年9月，林彪在山西平型关打了一场“七？七”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首个大胜仗；而1939年12月，杜聿明则在广西昆仑关打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大恶战。

平型关和昆仑关都是进攻战。林彪占据的是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打的是巧仗，是战略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杜聿明仰攻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山形，打的是硬仗，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攻坚战。

林彪指挥的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115师，杜聿明带领的是中国惟一的机械化军第5军，两人的对手同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师团。林彪打的是21旅团的辎重队和后卫部队；杜聿明攻击的是21旅团的主力。

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昆仑关歼敌4000余人，旅团长也被击毙。昆仑关之战使杜聿明威名大震，平型关大捷则使林彪成为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时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名将。

现在，这两个国共双方的主将又将在东北大地上摆开擂台，及锋而试了！

和蒋介石一样，杜聿明也极崇信武力。面对东北已被共产党占领、国民党依靠苏联接收东北的幻想已无可能的现实，摆在杜聿明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诉诸武力一途了。于是，履新之际，他即将两支中国远征军的精兵──石觉的第13军和赵公武的第52军带到了东北，并于11月15日就急不可耐地猛攻山海关起来。

当时防守山海关的中共部队仅只万余人，而且还有不少新兵，平均每两人才有一枝枪。在这样实力悬殊的对抗下，中共弃守山海关也就不足为怪了。

10天之后，杜聿明又攻占了锦州。不久，沈阳也被他攒在了手心。

战争既已打响，大战当在后头，偌大的东北仅凭第13军和52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这样，打下锦州后，杜聿明迭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大军北上，以肃清东北中共军队，再回师关内作战。

作为嫡系门生，杜聿明在蒋介石面前自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况且东北的战略地位又非同一般。这样，蒋介石便将其五大王牌主力中的两支精兵──新1军、新6军，连同卢浚泉的93军、陈明仁的71军、曾泽生的60军尽遣到东北战场上来。

新1军是1946年3月用美国军舰从广州运到秦皇岛的。

调动新1军前，蒋介石对杜聿明说：“新1军是天下第一军，他们去了，东北就一定能稳下来！”

杜聿明微笑着连连称是。

孙立人笑着说：“共产党不堪一击，我们这是老虎打苍蝇！”

作为在印缅战场上打出来的美式机械化部队，新1军一到东北后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时苏联正在全面撤军，锦州、沈阳相继落入杜聿明之手后，蒋军遂以这些中心城市为基点，呈发射状向周围扩张。

3月，刚刚走下美国军舰的新1军即乘着汽车和坦克一路撵着东北民主联军向北奔跑，中长线上传出的尽是新1军的捷报：3月24日，他们攻下铁岭，3月27日，他们进占开原，4月4日，他们拿下昌图，锋芒所及，简直无可阻挡。一向踌躇满志的孙立人笑着说，“共产党不堪一击，我们这是老虎打苍蝇！”

客观地说，这话并非全是大话。印缅三年，手里握着现代化武器，脑袋里装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都被新1军打得节节败退，俯首称臣，现在仅靠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部队还想与他的美式武器一争高下？这不是老虎打苍蝇是什么？孙立人自信地认为。

单就武器而论，东北民主联军是没法与新1军比的：新1军辖新38师，第50师，新30师，每师设步兵3团、炮兵2营，有重炮36门，工兵1营，通讯兵1营，辎重兵1营，有载重汽车400辆，特务兵1连，野战医院1所。每团设步兵3营、迫击炮、平射炮各1连，有重迫击炮48门，通讯连1个，卫生队1个，特务排1个，全团约3000人。全军有枪27000余枝，其中仅汤姆森轻机枪、卡宾枪就有8000余枝；而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纵队却只有各类枪械13000多枝，炮70余门。

然后，这决不是战场上致胜的惟一法宝，且世移世易，今日的共产党已非昨日的共产党，今日的东北民主联军已非昔日的土八路。孙立人碰上的是一个人民支持的对手，孙立人与他作对，就是与人民作对。更何况，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叫林彪的战将！

林彪沉默寡言，长于思考。见孙立人骄狂自傲，他冷冷地说：“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揭秘：林彪、粟裕与杜聿明交手：谁是第一虎将

[导读]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

粟裕、林彪、杜聿明都是一时人杰，在国共争夺天下之际，各以军事奇才深受双方最高统帅的倚重。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11月生于陕西著名的美人窝米脂，大林彪、粟裕3岁，是大名鼎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表弟。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力荐，20岁的他与老乡关麟征等人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又是书法大家的于老先生曾亲笔赠送他一副墨宝：“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表达了对这位年青人的殷殷期待之情。

如果说胡宗南是他的黄埔同学里升官最快的人，那么杜聿明则是国军系统黄埔学生中最会打仗的人。1939年12月，杜聿明率赫赫有名的机械化新军第五军取得“昆仑关大捷”，打败侵华日军有“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一时举国欢腾，振奋了国人抗日的决心。

1942年初，杜聿明担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部开赴缅甸抗日战场，转战1500余公里，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给英缅盟军以有力支援。1945年10月，杜聿明被蒋介石委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协助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开始与林彪争夺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林彪虽与杜聿明是黄埔先后同学，同为方面军级的大将，但在各自最高统帅面前的际遇有些差别。前者是毛泽东的第一嫡系爱将，号称除了“副统帅”外，从未做过副职，一直就任方面军最高指挥职务。

他的地位与作用与国军的陈诚颇为相似。两人都是军中晚辈，资历不是很老，但都受到最高统帅的格外信任。林彪屡屡被毛泽东超级擢拔，用来虚悬总司令朱德，从而替毛泽东打理嫡系的中央红军，最后成为唯一的副统帅，准备接班;陈诚则被蒋介石超级擢拔，用以架空仅次于自己的黄埔首领何应钦，从而掌控中央系部队，最后也成为国民党唯一的副总裁，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杜聿明则不同，往往只担纲放方面军副职，但负实际指挥之责。他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其实是东北行辕主任(或代主任)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的副手，后期还专赴东北，就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解救出近5万国军残部。1948年11月，杜聿明又被蒋介石派往淮海战场“救火”，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成为“资历与威望极高”的“猪”将军刘峙的副手，依然担负实际指挥之责。

这一点，他与粟裕有相似之处。粟裕解放战争期间，长期以陈毅的副手身份出现，但一直担负的是司令员军事指挥之责。1945年11月，杜聿明抵达秦皇岛，与师弟林彪的东北争夺战打响。他指挥先期到达的两个军13军、52军向榆锦进攻，不久总攻山海关。此时，早一步抢占了东北的林彪，所部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为总兵力27万人，敌寡我众。但囿于从过去指挥万余人的115师，突然指挥数十万人马，大兵团作战一时不大适应，竟被杜聿明连克山海关、四平、本溪、长春。到1946年6月，迫使林彪“千里大撤退”，一直退过松花江。

林彪发给毛泽东，要求“主动放弃哈尔滨打游击”的电报便由此而来。所幸“天不灭曹”，或者叫“吉人天相”，因“关内狼烟四起”，“蒋介石捉襟见肘，顿显兵力不足，原拟调往东北的军队被关内战场死死拖住了，东北民主联军获得了极为宝贵的4个月的休养生息时间。”林彪也重获新生。杜聿明兵力不足，主动停下攻势，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遂至功败垂成。曾亲临东北督战的国民政府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此也深感遗憾。他的儿子白先勇写了《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一文，回忆说，"在台湾，我至少听过父亲三次跟我提到四平之战，提到他曾向蒋提出希望能继续留下来督战或者直接指挥战斗，不回南京，但蒋就是不同意，催他回去当国防部长。父亲每次说到这件事就气得顿脚。”此后，林彪在东北的兵力一直优于杜聿明，是全国唯一一个中共一方兵力占优势的战区。1946年7月，林彪的东北野战军面对的国民党军是5个军;1947年4月，林彪面对的国民党军是7个军。

因此，东北民主联军有了传唱一时的顺口溜：“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但即便如此，杜聿明依然能保持主动攻势，且损失少于林彪。1947年5月至6月的四平之战，他更是再次大出风头。不仅其部将陈明仁以少击多，保住了四平，而且杜聿明率军前往解围时，迫使林彪再次撤退。直到杜聿明因病于1947年7月8日离开东北，由总参谋长陈诚接替其军事指挥之责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才逐渐不可收拾，国民党内舆论喊出了“杀陈诚以谢天下”的激愤之语。辽沈战役尾期的1948年10月27日，蒋介石再次起用杜聿明，令其赶赴东北，布置东北国军残部撤退。杜聿明面对林彪的百万大军，以弱势兵力两次运用声东击西的谋略，成功地解救出营口与葫芦岛国民党军5万余人。杜聿明从东北成功撤退，旋即被蒋介石派往淮海战场。此前不久，从未与关内中共部队交过手的杜聿明，对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即将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

他大概将傅作义当面的对手聂荣臻部看作了整个关内中共部队的特点。淮海战场上，杜聿明遇到了平生强劲的对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拥有30万精锐部队的他，攻不成，守不住，再也不能顺利施展故计。到后来，连撤退也求而不得。1948年11月奉命撤出徐州时，他也搞了个不少声东击西的妙计，曾得意地对部下邱清泉等人说：“预料这次迅速决定撤退的行动是成功的。……兵贵神速，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达成预定的任务，以退为守，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但他没有逃出粟裕的“算计”，被只有东北野战军一半兵力的华东野战军铁通似地包围在风雪陈官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无当年抗日战场、东北战场的名将风采。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带亲随10余人，冒充华东野战军士兵押送俘虏，企图乘乱逃出去，不幸被华野四纵的后方人员识破而遭活捉。杜聿明认为自己忝列“战犯”，必死无疑，因此情绪低落，几番寻死觅活，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壮烈殉国”。他被押到纵队司令部，与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见面后，由司令部参谋苏荣专门负责看管。苏荣与杜聿明“套近乎”，从他的同学陈赓谈起，逐渐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苏荣回忆说：杜聿明说他这次失败得这样惨，没有想到。当苏荣提到粟裕，指出杜聿明之所以失败，除了其他因素外，还有一条致命的原因，就是碰到了粟裕时，杜聿明这才知道指挥华东野战军的不是他刚被俘时求见的陈毅，而是粟裕。他说:“我对粟裕早有耳闻，也研究过，只是没有交过手。这次交手后我们败得很惨，不得不佩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还说，“粟裕指挥灵活，有远见。粟裕的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先在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想到的时候已来不及并已经被包围了，这次突围也是这样的。”

这是杜聿明对粟裕的“煮酒论英雄”，与当初对傅作义的那番谈话已不可同日而语。粟裕后来也谈到了杜聿明，认为他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因此在印缅以及东北战场出风头。他说：“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杜聿明谈淮海战役失败：因为太听蒋介石话了

[导读]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作战，均不利。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

“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要与共军接战。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杜聿明最听话的学生

记得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中有这样的桥段。济南战役期间，杜聿明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好，连连回答：“是!是!按校长指示办。”一旁的参谋官提醒他：“此时援救济南，对王耀武而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部而言则是钻进共军的口袋阵”，又说：“如果前线与南京的电话专线断了，国军才可能打胜仗。”杜聿明严肃而无奈地说：“校长的命令还得听。”杜聿明，恐怕是蒋校长最听话的学生。因为听话，他两次把国军主力带入绝境。

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偶然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便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杜聿明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杜聿明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

杜聿明之后的军事生涯颇为顺利。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1942年3月，杜聿明被钦点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远征军入缅作战，遭遇失败。美国人史迪威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进入印度。蒋介石则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撤退回国。两个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陷入到痛苦的抉择中。远征军出发时，杜聿明就自己“归史迪威将军指挥”这个问题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这就是黄埔生，当时非黄埔生的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第五军翻越野人山回国，吃了大亏。进山时，全军的重武器被全部炸掉。不仅如此，野人山人迹罕至、给养困难，在崇山峻岭中，第五军将士遭遇了成群的蚊子和蚂蟥。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

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学生指挥无能，请校长处分。”但蒋介石因其听话，不仅没有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听话就不用担责任，这是蒋介石给杜聿明的“承诺”。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上任不久，杜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杜聿明明知解放军是“围点打援”，但不敢违抗“校长手谕”。途中，获悉济南沦陷，王耀武被俘，杜才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淮海战役时，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当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作战，均不利，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与解放军野战决胜的能力。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要与共军接战。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不料，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当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时，杜聿明万念俱灰，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在全军溃败之际，杜聿明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最终，这个听话的学生，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淮海战役逐鹿中原：60万消灭80万的惊天大密

[导读]从1948年的11月6日开始，围绕着军事重镇徐州，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血战。双方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鲜见，唯独在淮海战役中，每次都是军事实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在这场140万军队的交锋中，整师、整军、整个兵团的被消灭，而自己竟然连消灭对方整团建制的战例都没有。

关于这场大战，国民党的历史教材上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但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在此后60年的时间里，两党都是历经磨难：中国共产党走出政治运动的羁绊，带领大陆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更是几经沉浮，2008年重新执政。

两岸除了民间的商业、文化交流更加紧密，11月3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踏上了宝岛台湾；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这些台湾地区的政要早就来到大陆访问，除了交流还有认祖归宗。

60万战胜了80万

60年前那场空前规模的战役，成为无数学者的研究课题。

从2008年10月份开始，除了正常的外地游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出现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些当年那场惊心动魄大战的亲历者，在子孙的陪同下，瞻仰照片上的故人。对参观者而言，淮海战役是教科书上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则是鲜血，是生命。

淮海战役共军60万对国军80万，以少胜多居然取得了胜利，这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战例很多，原因各有不同。淮海战役共军为何能取得胜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淮海战场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场，它与国共战争的其它战场是密切联系的，就象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的胜利与太平洋战场美军的胜利不可分一样。如果只分析中国战场中日军队的战斗力和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的分析出中国1945年战胜日军的原因。

淮海战役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开始的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淮海战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使中原国军拒绝与华东国军配合，为淮海战役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淮海决战开始时，华东的国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此时扩编为第3兵团)和整编11师(此时扩编为第12兵团)均不在华东。有人以为是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关内国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但国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甚至可以置损失过半的刘邓于不顾，再次集中兵力于华东。实际上，老蒋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军象一年前那样再集中到华东与共军决战，由白崇熙指挥。如果此时国军把大别山的国军再集中到华东，国军仍然可以再次重创华东共军，再次占领华东共军的根据地，甚至收复济南。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华中的白崇熙数十万大军按兵不动，对蒋令其于蚌埠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战场兵力，公然抗命。白崇熙抗命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乘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老蒋力量的削弱，以逼迫蒋下台。当淮海会战绪战之际，白崇熙阳奉阴违,反令第十三绥区王凌云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当黄百韬兵团于碾庄酣战，白的精锐3兵团始终不动，还令向此增援之蒋系部队黄维12兵团停止于蒙城附近不动.幕后主使者副总统李宗仁，更是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通电与共产党和谈，要求老蒋下野.待黄百韬兵团已被歼，黄维兵团复由蒙城向徐州前进，使共军得以各个击破。因此，华东共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中原和华东战场的国军不能有效的配合，这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产生的分化作用。

其次.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在淮海战役前，杜律明决定用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对付共产党。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组织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采取先发制人，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放弃被动的防守城市的打法，变被动为主动，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打运动战。该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主张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他认为解放军经过济南战役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的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

由于该计划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所以很快于10月2日获得批准。10月7日，杜聿明召开兵团司令会议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10月15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急召往东北挽救败局。刘峙本来就对这个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的面目全非。猪头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没有既设阵地、鼠头蛇尾的到处挨打的阵势，黄伯涛兵团因此被包围,令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后的杜聿明，白崇熙等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失败部阵，完全绝望。如果不是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淮海战役的结果将完全不同。辽沈战役还耽误了国民党主动进攻计划，为三野和二野赢得了20天的战役准备时间和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战略决战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这些都是辽沈战役赢得的时间。

第三.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迫使敌人把华东战场国民党的指挥官由最精明的杜律明换成了最笨的猪头刘峙,这使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屡犯低级错误。在黄佰涛兵团被包围之后，如果按照杜律明的计划国民党军队仍然有取胜的可能：杜律明的计划是先用徐州国民党主力南下消灭二野(30万打10万)，然后再北上救黄佰涛兵团。如果三野不救二野，二野很可能被杜律明和黄维南北夹击而消灭，就算三野消灭了黄佰涛兵团，国共双方也是各消灭对方10多万，只能打个平手，华东战场国民党的优势将相对扩大。如果三野分兵救二野，那么黄佰涛兵团就可能突围而下，国民党的80万大军就会集中在一起与三野与二野的60万军队大战一场，国民党军至少可以避免被各个击破，战争的结局肯定改写，甚至国民党取得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淮海战役的将是另一种景象。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对淮海战役的胜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我军的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毛泽东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时(此时淮海战役还没有打)指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 粟裕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

美国人当时的评论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辽沈战役的胜利使美国人认识到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无可避免的失败，减弱了对国民党的支持。杜聿明当时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将在一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杜律明信心丧失，以至于在淮海战役中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明知蒋介石的命令是错误的也照样执行。淮海战场国军士兵大量叛逃和投降，弥补了共军兵力的不足。国民党成了墙倒众人推，老百姓更多的加入共产党阵营(直接支前的人达到320万人)，有些本来多年与党组织没有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也赶快起义等(不知道张克侠等人在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时候为啥不起义)。士气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辽沈战役的胜利导致国共双方士气的此消彼涨，也是共军能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胜败

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它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

今年的国庆节刚过，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鲍嘉礼博士第四次来到徐州，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等旧战场考察。鲍嘉礼写有研究淮海战役的专着《Movingtheenemy:OperationalArtinthechinesePLA’sHuaiHaiCampaign》，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调动敌人：中共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策略》。

鲍嘉礼经常在课堂上以淮海战役考察学生：如果你是黄百韬，你会如何抉择突围路线；如果你是黄维，你会如何构筑防守阵地；如果你是杜聿明，你怎么安排撤退。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很自信地提出了三点见解，作为解释国民党一败涂地的理由：第一，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后勤体系；第二，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指挥体系；第三，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情报体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拟定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准备趁当时华东野战军大战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当时华东野战军许多部队已经很疲惫，军事指挥的将领正在延安开会，可以说袭击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蒋介石也批示“此案可行”，并定于当月15日攻击，最终因为杜聿明被调任东北而作罢。

鲍嘉礼说，即便是杜聿明按照计划发动了突然袭击，取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没有建立相应的后勤、指挥、情报三个体系，再多的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负责接待鲍嘉礼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宣教处贾萍告诉本刊：“我继续问他，既然你提出了国民党失败的致命因素，那能说说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吗？”

鲍嘉礼愣了愣，随后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唱起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并手舞足蹈起来。这是两首文革时期很流行的歌，这位美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共产党军队强大的原因。

在西方的军事研究中，素来摒弃意识形态和精神作用，比如鲍嘉礼，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时，就没有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考虑在内，而国内的许多军事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因素作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鲍嘉礼为什么偏偏用精神的因素去分析共产党的军队呢？由此可见，鲍嘉礼的解释并不完全客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60万战胜80万呢？

更多的谜

10月30日清晨，一位84岁的老人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大门。他手上提着三个礼品盒，左肩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书包，里面除了生活用品，还有茶叶等特产。

老人背着这些东西很吃力，在纪念馆入口处的纪念品小卖部办了寄存，他在物品清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李庆福。

李庆福的出现引起了轰动，许多老人都找这位幸运的战友合影留念，就因为他当年是一名步兵。在淮海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就是步兵，在攻击碾庄的战斗中，仅李庆福所在的八纵就伤亡了6829人，其中多是步兵。现场参观的老人多是当年的炮兵、通讯兵等技术兵种，或者文员。

但李庆福活了下来，60年前，作为华野八纵78师69团某连指导员，李庆福参加了淮海战役：碾庄围攻黄百韬兵团，李庆福所在部队参与了主攻；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李庆福与战友一起阻击蚌埠的国民党援军；最后围歼困守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李庆福也参加了战斗。

此前，李庆福还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解放济南，之后还有横渡长江、解放昆山、上海等战斗，那些未见青史的小规模的战斗更是不计其数。虽然先后4次负伤，但李庆福幸运地活了下来。

李庆福对淮海战役的记忆非常清晰，看着墙上的一张张照片，他对本刊仔细讲述每场战斗的经过，当年的对手——尤其是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第五军让他印象深刻。

李庆福说：“第五军是王牌军，解放战争开始他们就到山东跟我们打。很难打，(第五军)火力猛，一次我们冲锋，他们一排轻重机枪开火，(我们)一排战士就倒下了，冲不上去，子弹像下雨，没办法冲。”但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第五军、十八军一起灰飞烟灭。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鲜见，唯独在淮海战役中，每次都是军事实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在这场140万军队的交锋中，整师、整军、整个兵团的被消灭，而自己竟然连消灭对方整团建制的战例都没有。

难道是他们的将领愚蠢？台湾史籍广泛转引所谓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以前有史料称，与其交手的部队都按苏北口音喊他“狐狸”，这得到了李庆福的确认。

难道是士兵不够勇敢？可是在抗战中，第五军与日军号称“钢军”的王牌第五师团血战昆仑关，击毙日军第22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十一师(十八军前身)在重庆保卫战中死守石碑要塞，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大捷。

而且，从战役的开始到结束，都是军事实力居劣势的60万军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攻击那80万，是什么因素让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有如此强烈的必胜信念呢？

独轮车的选择

华野在进攻之前，已经力所能及的疏散周围的村民，避免伤及无辜。然而，另一股人群却冒着炮火冲进碾庄，往里运弹药、食物，往外抬伤员。

他们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陈毅名言“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一直被认为是对淮海战役的经典评价，但这毕竟是非常笼统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独轮小车？背后是什么样的一支力量？除了推独轮小车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

500多万支前力量

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于2007年9月投入使用。除了原先陈列的阵亡先烈、战役进展，特地开辟了两个展厅，内容只有一个——支前民工。贾萍负责了“支前厅”的内容搜集，她说：“因为年代久远，开始搜集当年的物件非常困难，具体的文字资料也并不多。另外，研究者更多地偏重军事的叙述，加上几十年来习惯‘高大全’人物的塑造，因此支前民工具体的生活并不清楚。”

但一个小竹棍的故事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当年支前的场景：1948年秋天，山东农民唐和恩带着原来要饭时使用的一个一米长的小竹棍，从家乡山东胶东地区莱东县出发，在此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唐和恩带领的小车队和千万个支前队伍一样，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遇到刮风下雨，就把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淮海战役军需的9.64亿斤粮食，就被唐和恩这样的普通民工运到了前线。

而在唐和恩的竹棍上，刻下了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口??包括江苏、山东、安徽三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

今天，这个小竹棍就平躺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

据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国民党的80万军队需要对抗的远远不止中野和华野的60万大军。

贾萍介绍说，当时民工中有句口号“队伍打到哪里，支前就跟到哪里”，这不光对作战部队带来单纯的物质上的支持，也让军队更加灵活机动。不管是华野、中野的部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军路线，或者路过什么样的地形，民工都能跟上。

反观国民党部队，在淮海战役之初，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是沿着铁路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后勤的补给彻底依靠铁路。当初黄维兵团赶往徐州，中野对黄维兵团的伏击目的性非常清楚，因为当地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坦克和拉后勤辎重的大卡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伏就行了。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黄维兵团也只能选择这一条路。

连最起码的军事保密都做不到了，这还打什么仗？

民心向背

刘瑞龙1948年秋在中共豫皖苏中央分局担任财经办事处主任，据他回忆：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后，黄维兵团从豫西赶来增援，徐州与蚌埠的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南北仅相距100多公里试图三方会师。这一阶段华野和中野集中到一起，前方150万人吃饭，加上连续作战，每天仅粮食就需要500万斤，弹药也很紧张，伤员也得不到后运。

碾庄，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的核心阵地。

年过半百的村民张树仁还记得他小时候村里有许多残疾人，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但是他们把对淮海战役的记忆留给了张树仁一代。张树仁指着镇北一条10米宽的河说：“当时黄百韬的部队利用这条河构筑了强大的工事，给华野造成巨大伤亡”。李庆福说：“攻击部队几乎是用尸体填过去的”。除了子弹，李庆福还背着7天的口粮，战斗一打就红了眼，整整6天没有合眼。

李庆福清楚地记得，打碾庄时的支前民工都是山东人，除了口音，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馍馍片跟窝头。他说：“山东没有大米，都把馒头切成片，或者用杂粮做成窝头让我们带着。”

战争结束后，各解放区的筹粮统计显示：胶东、渤海、鲁中南地区筹集了粮食3.9亿斤，超过总量9.64亿斤的三分之一。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40万，县府存量只有100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400万斤，郯城最终缴粮500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

费县民工王奎行，带着8名同伴，3次冲上火线，救了16名伤员，父亲病故也未能回家。莒南县担架队有2797名成员，1200人没有棉裤，1390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8趟，往返300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沂水县民兵连一排，在排长张伯高的带领下，为部队服务三个月，押解战俘2180名，全排集体立功。民工李汇文拒绝了国民党俘虏的金钱收买，并将俘虏用于贿赂的银元上缴。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李庆福的解释是：“山东是革命老区，都向着八路军。”他甚至认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后期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直线下降是因为在山东抓了太多壮丁。他说：“山东人都知道八路军好，他们能向着国民党吗？”

后盾是整个华东地区

贾萍说：“我们在搜集那些历史资料的时候，一次次地被震撼。除了让农民拥有土地，共产党对他们还非常尊重，许多农民是自发要求支前，但解放军都给他们工钱。”

豫西区党委、豫西行署、豫西军区1948年6月1日在鲁山县成立的，这里原是国民党的“模范区”之一，当地群众基础并不算深，中央任命李一清为豫西行署主任。

三个月后，豫西军区战勤司令部改为中原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分设民工部、供应部、救护部、办公室。豫西行署9月13日建立了兵站与粮站，兵站30里为一小站，60里一大站。到了10月15日，豫西支前司令部又颁发了支前工作条例，整个豫西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自上而下的支前网。

李一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支前工作中，我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豫西的情况，动用民工时，由供给制改为包运制。即‘废止无偿支差’，动用民工时，原来无偿支前只供给伙食，不发运费，不管运多少东西，走多少路，都是每人每天3斤粮食。发价包运除了供应伙食外，还要发工资或运费。

那么新规定下支前民工会得到多少运费呢？

据记载：送转伤员一人走50里，运价为30斤粮食，如用担架则为40斤；运军械、弹药及贵重的战利品，每百斤百里运费是：人力挑运为32斤粮食，驮载为23斤粮食；运送公粮、柴草，每百斤百里人力挑运为30斤粮食，驮载为23斤粮食，用各种车辆运送为18斤粮食。

李一清说：“这样做的好处是：1、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运输效率；2、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奴役人民是一个政治打击；3、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4、比较公平合理地报酬民工。”后来的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

贾萍说：“从资料上看，解放军对人民的关心是非常细致的，因为淮海战役跨越了农历新年，许多农民都思乡心切，当时就组织了许多文娱活动和慰问队，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保障，老百姓很清楚选择支持谁。”

国民党80万军队的对手不只是60万解放军，还有整个华东地区的百姓。

即便是素来乐观的毛泽东，也只是在1948年说：“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他强调了“有可能”。

谁也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为什么都说八路好？

八路军深得民心的理由有很多：待人和气、帮老百姓收庄稼、军纪好，但最关键的是给穷人分田地

华野八纵78师69团某连指挥员李庆福，1944年在老家山东泰安入伍，哥哥是当地的民兵队长。当时他的父母都在世，还有三个姐姐，一家七口只有一亩多地，生活艰难。而土地改革完成之时，他的姐姐已经出嫁，李庆福一家四口分到了两亩多地，还有数间房屋。因为是军属家庭，当地政府还组织村民给李庆福家料理庄稼，全家生活得到了保障。

尽管此后还乡团三次抄家，刺刀直接对着李庆福的母亲，但一家人对解放军忠贞不渝。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记者看见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者手捧丰收的粮食，喜极而泣。李庆福说：“很多农民之前都吃不饱，八路军给他们土地、房子，生活一下子好了，这比给金子银子都好。”当时，许多农民夜里都要跑到自家田头，看看写有自己名字的标牌还在不在。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战在即，山东解放区也迎来了土改完成后的一个丰收年。支前模范唐和恩，跟无数的山东农民一样，收割完自家的粮食，扛起扁担就冲上前线。在此后的5个月时间里，山东解放区还有16.8万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

许多国民党将领曾经发出哀叹：“山东尽是老八路!”以此感叹其作战顽强，意志坚定。

然而，让国民党政府无法预料的是，除了山东、苏北这些“匪区”，江淮、豫皖苏、冀鲁豫以及整个华东的农民都扛起扁担支持解放军。到了1948年秋天，国民党原先的所谓“模范区”豫西一带，也成为另一个山东。

《中原日报》1949年1月2日刊载：一位38岁的农村妇女许秀英，伤员从前方转来时，她就提着茶壶在路旁等候伤员，给伤员喝水。他听到重伤员呻吟时，总是亲热地去安慰，为伤员洗血衣和脏衣服。

她还动员丈夫到转运站工作，送14岁的儿子去照顾伤员，动员全村妇女为伤员服务。1946年秋天，解放军西调，国民党军队对参加过群众团体的进行报复，她带着6岁的儿子逃难，但回乡不久，便参加了妇救会。

当时的报道给出了这位农村妇女如此举动的解释：1948年4月回家，分了十几亩地，自己又动手开了十几亩荒地，从此才建立起自己的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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