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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太有才了发明的一套系统用了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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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亲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可能亲们不知道，朱元璋发明了一个系统，使用了七百多年，现在还在用。在说这个系统之前，我们先聊聊朱元璋的名字。朱元璋一开始不叫朱元璋而叫朱重八。为什么叫朱重八呢？这跟当时元朝的取名政策有关。元朝规定平民

亲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可能亲们不知道，朱元璋发明了一个系统，使用了七百多年，现在还在用。在说这个系统之前，我们先聊聊朱元璋的名字。

朱元璋一开始不叫朱元璋而叫朱重八。

为什么叫朱重八呢？这跟当时元朝的取名政策有关。元朝规定平民老百姓不能取正式的姓名，只能按排行或或者父母年纪相加来取。比如朱元璋的曾祖叫四九，这应该是出生时父母的年纪相加。而朱元璋的祖父叫初一，这就是排辈份了。朱元璋的父亲叫朱五四，这是年龄数。到了朱元璋，他按辈份成为朱重八。

再举个例子，跟朱元璋叫劲的张士诚，他的名字原本叫张九四。

到了后来，朱元璋觉得自己这个重八太乡土气了，不好听，亲自给自己改名为朱元璋，这个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诛元的一个璋。

他确实成功了，灭了元朝当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比较勤奋的，治国安民惩贪官，尤其是惩贪官，他是对贪官下手最狠的一个皇帝，没有其一。

而在取名上，朱元璋觉得给后代起个好名很有必要，不能再让子孙重八重九的这么叫下去。于是，他很有系统地安排了一个取名大法。名取两个字，第一个字是辈份字，他精心给自己的孙子们分别安排了一行字，以后大家就按这个字起。

比如太子朱标这一脉的辈份字是：“允文遵祖训，饮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建文帝朱允炆就是一个开始，他是允字辈的。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这一路出现断崖式崩盘，他的另一个儿子朱棣夺权。

朱元璋在安排工作时有偏心，但取名这种事还是阳光普照、人人有奖的。朱棣这一路也有一行字叫：“高瞻祁见，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熟悉明朝历史的亲能在里面看到很多熟悉的字眼，比如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以及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崇祯皇帝朱由检等等。

这样的好处是名字不容易重复，不容易出现孙子跟某高祖的名字一样的问题。而且这一来，辈份很清楚了。不像刘备，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到底是不是，就是刘备自己也未必吃得准。要是刘家也有个辈份排行，比如刘备是备字辈，名再取一个胎之类的就很好嘛。

好了，再说名字里的第二个字，这个字比较有特色了，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起的。字里必须按顺序使用这种偏房。比如父亲用了火偏旁，儿子就得用土字偏旁。

这个寓意很好，五行相生，源源不绝，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因为有的偏房字不多，比如土偏旁，金偏旁。所以朱家后来大造字，造了很多怪字，大家都不认识，就朱家人知道。

五行取字的例子就不举了，大家可以看上面列的皇帝名，他们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五行偏房。

说到这里，亲们应该知道了，朱元璋发明的这个系统就是命名系统。这个命名系统后面一直在用。直到今天，朱元璋的后代仍在使用这一套系统进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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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不但对付大臣，还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

封建社会自秦朝立国以来，历朝历代都在用着各种手法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秦朝以暴治国，信奉武力至上，结果二世而亡。汉唐尊儒而教，但外戚、宦官污秽于朝，仍摆脱不了历史的轮回。到了明朝的朱元璋，又发展了一个统治人民的利器，那就是特务统治。有明一代，特务的兴旺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的，相互告发，人人自危，成为明朝时期统治的一大特色。

朱元璋是由平民出身打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个怪圈，凡是由哥们一起打天下的，曾经在一个被窝睡觉的，打下天下后都不得善终。最后掌握皇权者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或是为了利于下一代接班，都要对年轻时摸头拍背的哥们功臣进行诛杀，以防他们功高震主。对此朱元璋有一句最精辟的信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比历朝皇帝犯的疑心病还重，对身边的战友越有能力的越不放心。宋朝的赵匡胤也是对功臣不放心，但他采取的办法还是有些人情味，就是对功臣给你好吃好喝，交出权力，回家离休。这些人跟着赵匡胤打天下时没有能力是绝不能用的，不能养吃闲饭的呀。

但等打下天下后，能力就成了功臣的负担，每个人不能再同朕一样还考虑天下大事，今后只能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后来大臣们在赵匡胤面前都千方百计的表现出自己对金钱的追求，对财产的贪婪，对前途目光的短视，而且都得了一个共同的健忘症，就是忘记了国家还有朝廷这样一个办事机构，从不过问朝廷政事，赵匡胤这样处理带来的好处是君臣相安无事。

朱元璋反其道而行之，他主要是怕祸及其子，不利于今后的传宗接代，于是在洪武二年成立了锦衣卫的特务组织。并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而成为一个我行我素的独立部门。

朱元璋首先拿丞相胡惟庸是问，并于洪武十二年开刀问斩，胡惟庸一案株连多达万人，最后连太师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时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十三年后朱元璋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功臣蓝玉。蓝玉对于朱元璋那是够赤胆忠心的，蓝玉被诛天下喊冤，但蓝玉案还是又株连一万多人，蓝玉案后明朝功臣凋零。

这样的诛杀大臣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曾进谏说：“陛下诛戮过滥，恐伤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意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拣起。朱标怕刺手，没有立刻去拣，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拣，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

锦衣卫不但对付大臣，还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当地的官吏也不敢随便过问他们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一旦被特务们抓去，那就是九死一生，最轻也要落个残疾的下场。

朱元璋将锦衣卫派到各地，事无巨细，他都要听，包括大臣家晚上请的什么客，作的什么诗，第二天上朝有时朱元璋还装出无意的样子当面提醒酒宴中的细事，群臣无不惊骇，在朝廷上战战兢兢，而朱元璋恰恰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十八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当犯人不配合，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问”;当庭审官被激怒，不想让你活时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那时犯人就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从封建王朝历史上看，明朝是特务组织最恐怖的一个王朝，而他的由来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明朝前代的元朝，蒙古人是以武力统一的中国，对反抗的城市经常采取屠城政策。忽必烈即位，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开始学习前朝，遵行“汉法”，命手下重臣制定法律，企图缓解政局的矛盾。但是当时投降的汉臣皆精于儒术而不熟悉法术，崇尚人治而不喜欢法治，所以在制定法律时产生较大的困难。

他们只好上学汉唐，下学金朝，照葫芦画瓢，从儒家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观的条律，制订新的法律也往往只是原则性的。虽然这些新法律有利于国家建设，但因为过于简略，根本就没有落实到基层，下层官员由于贪污受贿等原因，往往还是用原来的暴力来解决存在的矛盾。

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元朝原来制定的有“南北差异”的法律，蒙古人和汉人在法律制定上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如;汉族人同蒙古族斗殴，汉人打死蒙古人要处死，而汉人被打死，蒙古人只需充军出征，这只能增加民族仇恨和反抗的怒火。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政策形成了两层皮，表面的法律和实际的暴力，加上元朝统治只有八十年，时间过短，使之民族不能融合，这直接导致了汉族在基层以各种方式酝酿反抗，政治谣言、私下串联比比皆是。蒙古贵族为了防止反抗，甚至有规定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的荒唐事情，但越是这样民族反抗的决心越大，民间的隐蔽议事越多，有元一代，民族起义就没有断过。

朱元璋是以布衣起家，他对民间的活动了如指掌，知道民间力量的强大，并且朱元璋就是以此兴业的，所以投鼠忌器，很害怕在他执政时期也由于民间的反抗而翻船。

在朱元璋自身的经历中，在郭子兴军中由于多次险遭暗害，使朱元璋的警惕性和疑心，随着权力成正比增加。

而他的布衣出身，证实了古来“将相宁有种乎?”的正确性。自己是从平民爬到皇位，那别人在理论上也有机遇爬到自己的位子，出身的自卑、担心朝臣的出卖、危险的无处不在以及皇权的巨大诱惑，这一切使朱元璋从消极的一面接受了元朝的教训，不择手段的残酷镇压可能的任何反叛力量。

明朝建立以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开始时沿袭元朝旧制，中央设置中书省，左右丞相。但朱元璋由于接受消极教训，感到元制的中书省权力过大，洪武九年废中书省，设立分置的布政司，执行权还归布政司，而决策权收归朱元璋。

在政治上继续集权的同时，朱元璋军事上开始分权，改原来的一个大都督府为后来的五个大都督府，军队分而治之而形不成反抗力量。同时建立一套特务机构，直接归朱元璋统辖，在军政两套系统之外又建立了第三套监视机构，使军、政、特相互监视，相互制约，欲至天下人于股掌之中。

治天下者，行大道，视天下者如父母，天下者必为其树碑立传。治天下者，行苟且之事，视天下者如草芥，必为天下者所唾弃，明朝虽建有苏三监狱之类的用具，终不免灰飞烟灭，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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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锦衣卫做为明朝特务机构，相信多数国人都知道，但在锦衣卫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时间、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

明朝特务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锦衣卫中负责“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用来做仪仗礼仪，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认为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是贫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明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有人甚至评价道，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违纪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行刑。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准确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皇帝对此乐此不疲，锦衣卫也就对它情有独钟了。

明朝特务机构：东厂和西厂

除了锦衣卫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个特务机构，那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担心帝位不稳，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还不够用，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

东厂府衙，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摆设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牟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举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5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后来，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皇帝的警觉，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任何一点不够“老实”的动作，都可能造成无法预估的可怕后果，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但特务们权力倾轧，残害忠良，最终倒霉的，还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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