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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妓点燃清廷党争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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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

　　《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任农工商部部长(“尚书”)的载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报道也说，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

　　《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

　　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性贿赂”。

　　贿赂品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

　　涉嫌收受“性贿赂”的，是庆亲王之子、时年31岁的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纳为二奶。

　　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阴历三月廿五)才递交弹劾状，《泰晤士报》却在次日就发出了电讯，消息十分灵通。

　　发动弹劾的，是48岁的纪检干部(御史)赵启霖。在这份题为《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中，赵御史写道：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弹劾的焦点是两条：一、载振接受性贿赂；二、奕劻接受巨额金钱贿赂。

　　奕劻时年69岁，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职务则兼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财政处总理大臣、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权势之大，独步朝廷。敢于弹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闻。

　　而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

　　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与如今三四线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算下来，官员们要想与名妓一样有尊严，只有弄权创收才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杨小姐与载振部长的爱情故事，据说相识之初还是十分偶然的，却因载振一见钟情，而平生是非。

　　据《异辞录》记载，此前(1906年)载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东北，返回时在天津拜会直隶总督袁世凯，盘桓数日。某次酒席上，作为主人的道员段芝贵，安排了杨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这场演出中，载振对杨小姐一见倾心。

　　据说，杨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却很对载振口味。不过自始至终，杨小姐似乎并未与载振有过什么深层次交往。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这等于让她参与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关推广，而且受众群正是其目标客户群，不知其出场费因此能上调多少？

　　送礼人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杨小姐月入800银元，身价并不低。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于载振，“从良”的“买断”价自然不菲。如果溢价10倍，则需6.7万两(约合人民币1134万元)，20倍就需13.4万两(人民币2268万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贵又图什么呢？

　　时年38岁的段芝贵，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好歹也算海归。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有独到的功夫。《清稗类钞》记载：

　　“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

　　这段记载如属实，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换来了自己的红樱子。被弹劾这年，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最多无非正四品，厅局级干部。这说明，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时间并不长。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巡抚”)一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干，虽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这至少说明，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

　　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究竟是工作能力、还是拍马能力？说实话，根据现有的史料，根本难以判断，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一、袁世凯终其一生，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

　　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朝鲜，在其鼓励下，朝鲜当局不断渗透中国东北，公然在侨居中国的朝鲜垦民中推动分离运动，甚至组织军队向中国守军发起武装攻击。日俄战争后，日本独霸东北，这种渗透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分离风险与日俱增，也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1906年，朝鲜正式请求日本代为办理对华交涉后，日本立即以“宪兵”的名义向中朝交界处中方一侧的间岛地区派遣军队，在延吉地区公然张贴文告，宣称延边为朝鲜领土。(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

　　为了应对东北地区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帝国决心在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设立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巡抚职位，并从山东等地鼓励农民移居东北，嫌弃了“屯垦实边”的高潮，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闯关东”。

　　190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八)，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代理)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代理)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国的政府分工中，朝鲜事务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点。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间，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朝鲜政策。而袁世凯接任之后，这样的分工并没有改变。多年专司，北洋系的朝鲜事务人才自然最为集中，由北洋出掌东三省，顺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个清帝国能够通晓朝鲜事务、有着丰富对日斗争经验的，无人能及袁世凯。从23岁(1882年)出道以来，袁世凯在朝鲜足足奋斗了12年，与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其与主要对手日本的抗争，胜多败少，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建设东三省，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日本入侵，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无疑是最好的统帅人才，其在东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何况，其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庆亲王奕劻，关系极为密切，并与载振兄弟相称。

　　至于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劻、载振行贿。

　　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袁敢于破格推荐段芝贵，最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段芝贵靠“性贿赂”上位，而是其某项才干至少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认可，袁认为其足以胜任艰巨复杂的黑龙江省长。

　　抢位子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

　　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

　　当时，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国闻备乘》记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

　　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当时的朝中，除了这两股所谓的“清流”“浊流”激荡得比较汹涌之外，还有一股以高干子弟们为主的亲贵派，及以老干部们为主的骑墙派。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

　　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袁世凯以改革实践派著称，多年来他也积极推动政改，甚至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端方)之人，即是革命党！”(吴樾事迹，参阅2012年5月7日本报雪珥专栏《被狙击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没有闲着，既然务实比不过袁世凯，就从务虚开始，从广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其心腹郑孝胥出任会长，张謇、汤寿潜出任副会长，搜罗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270余人，定时集会，颇具政党的雏形。

　　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场交锋中，奕劻、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有关军机处的设立，请参阅本报2012年10月29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

　　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则派遣亲信同乡于式枚，携带专门的密电码进京，建立了瞿、岑之间跨越京穗的热线，互相呼应。

　　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师(“镇”)的兵权，仅仅保留了第二、四两镇。

　　刚从英国公使任上回国的汪大燮，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评价说：“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

　　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

　　到车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鸿禨的小同乡、御史赵启霖。

　　“官屠”炸弹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瞿鸿禨、岑春煊等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通过岑春煊与太后的特殊关系，进京觐见时给奕劻下眼药；二是赵启霖等联络御史，从公开渠道发难。

　　1907年5月2日凌晨，刚刚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单独接见。

　　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邮传部尚书。

　　邮传部掌控铁路、航运、邮政、电报，都是大清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于岑春煊的新任命，国际舆论相当狐疑。《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5月14日写给总部的信中说：

　　“最近，在同一天里公布了两个任命，这个帝国的最开明的官员之一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赵尔巽)，另一个是代表反动官员的人——虽然我还找不出证明来支持这一看法——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岑春煊)。”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奕劻的亲信、邮传部副部长(“侍郎”)朱宝奎。

　　连着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单独接见，并进行长时间对话。而在对话中，岑春煊甚至尖锐抨击政治腐败和假改革，当然，矛头所指，正是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抨击“假改革”的言论，虽然幕后有其所夹带的私货，但就其言论本身，却的确切中时弊。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李鸿章的侄女婿、时年33岁的小官员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

　　“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晚清官场，岑春煊因为政崇尚严猛，经常参劾官员，而号称“官屠”，与“钱屠”张之洞(指张花钱如流水)、“民屠”袁世凯(指袁镇压民乱手段刚烈)并列天下“三屠”。

　　就在“官屠”岑春煊引爆了他的“反腐炸弹”后，“三菱公司”的御史们也发起了第一轮弹劾。

　　翻案

　　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

　　赵启霖的弹劾一上，中央核心即刻下令：“有无其事。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覆奏。”

　　载振几乎是立即递交了辞呈，但被中央拒绝。

　　但是，同一天中央却宣布：“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政治平衡术中，官小的总是被当作砝码使用。

　　载沣和孙家鼐赶到了天津，却发现杨翠喜并不是载振的二奶，而是被天津盐商王益孙买下，作为外房，并立有“字据”为证，“性贿赂”案子虚乌有；而天津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自己根本不可能筹措10万两巨款，给段芝贵去送礼。

　　王益孙在天津的报刊上，公开刊登了相关声明，为自己的小妾杨翠喜正名，反击“谣传”。而专案组则带回了杨翠喜的证词：

　　“具呈人杨翠喜，为据实陈明事：窃身向在天仙茶园唱戏，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间，有王五爷(王益孙)向身母说，允以三千五百元价买，充当使女之用。窃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园停演，于初四日回东安县。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爷日本租界楼房暂住。于三月十八日归王五爷住宅服役。所具是实，并无蒙混情弊。为此，叩乞钦差大人查核施行。”

　　如此天翻地覆，颇具戏剧性。

　　查无实据，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诏，痛斥赵启霖：“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有趣的是，表面上已被洗刷了嫌疑的载振，在次日(5月17日)再度请辞。

　　载振的这次辞职，马上得到批准。上谕对其褒奖有加：

　　“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为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辞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这其间，据《异辞录》载，似乎新入军机的世续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时年52岁，“在满人中素着忠悃”，与庆亲王关系不错。他担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则“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显然，这是颇讲政治的顾虑。当慈禧前往颐和园，在万寿寺稍憩时，召世续单独见面，世续巧妙地透露说，岑春煊其实与庆亲王有私怨。这点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对岑春煊开始疑虑。

　　主管查案的载沣、孙家鼐两人，载沣时年才24岁，并无什么经验阅历，世续劝他少蹚浑水，一切听孙家鼐的。

　　孙家鼐此时却已80岁，“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深知江湖风险。孙家鼐认为此案即便坐实了，对庆亲王和袁世凯也无大碍，反而会给众人种祸。后世因此怀疑，该案并非查无实据，而是孙家鼐“难得糊涂”了一把，没有认真查。

　　孙家鼐的考虑，的确是讲政治、讲大局的。庆亲王毕竟是“与国同休”的亲贵，连他的贪腐都要查，这个政权就连“自己人”都没有了。慈禧太后并非不知道庆亲王的贪腐，王府每年的开支超30多万两(约合人民币6000万元)，与庆亲王的正常收入明显不符，至少可以问个“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罪名。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连《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据说，在该案中，慈禧太后曾当面责问庆亲王：“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 《异辞录》因此感慨，太后的话真是王道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载振乌纱帽的含金量大大超过赵启霖，只是下台方式体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还是赢面更大。

　　御史们并不想见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赵炳麟出场，在5月19日上疏，认为：“处此时势，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倘敢言之谏臣严加屏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对于段芝贵之案，他说了大实话：“臣早欲具折纠参之，则无真实之凭据；不参，又不能上对君父，下对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于病。及见赵启霖纠参，益钦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顾忌，不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今则如臣之多所顾忌者，独留于朝；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者，罢职而去，谓立言官之谓何？将何以作其气耶？他日，倘有权奸干国，贿赂公行者，谁复为之直言极谏耶？”

　　他还以辞职相逼：“倘以臣言为朋比，则臣实无面目以立于朝，亦将还冠带于陛下，辞我皇太后、皇上而归田里矣。”

　　4天后(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击，认为载沣、孙家鼐的调查报告有不少疑点，要求重新调查。

　　他把矛头指向了盐商王益孙，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艺界女伶的法律。王益孙毕竟不仅是商人，还是兵部的候补郎中，当然也算领导干部，迎娶歌妓的行为违法。

　　反击

　　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

　　一直处于守势的北洋派，终于完成力量集结，开始反击。

　　5月27日，慈禧单独召见奕劻。奕劻指出，两广军情紧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议岑春煊回任两广，慈禧同意。其实，慈禧此时也有点厌倦岑春煊，试图以此平衡两派之争。

　　岑春煊虽不愿意，但朝命频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继续称病观望。

　　随后，在袁世凯支持下，御史恽毓鼎向瞿鸿禨发难，公开弹劾其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身为堂堂军机大臣，瞿鸿禨竟于当日被逐出军机，勒令退休。

　　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击，是因为她确信了瞿鸿禨的确在幕后有所串联。

　　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该报创刊于当年的3月28日，其主编汪康年当年在浙江乡试录取时，正是瞿鸿禨当的考官，因此有师生之谊，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此次权争中，汪康年利用其媒体平台，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时洛阳纸贵。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报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缔。

　　瞿鸿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无忌惮地运用媒体作为投枪和匕首。媒体的集体狂欢，看似在呼应他，却实际上激起了高层的反感和警觉，反而帮了他的倒忙。

　　如有革命党背景的《神州日报》，也于该年4月2日在上海刚刚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经理”)，杨毓麟任总主笔。杨毓麟从5月18日至24日连续发表评论，狂轰滥炸：

　　“杨翠喜，以一女优而为酿成政界恐慌……”

　　他认为：

　　当朝权贵“纳贿之术，为途亦多……乃至买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欢娱，承贵人之颜色。封疆之寄，贱于俳优；节钺之荣，售于奁镜。”

　　显然，这样的言论，当局自然是闻之逆耳的。

　　在御史们的集体压力下，北洋派对赵启霖放了一马，中央于7月16日发布上谕：“已革御史赵启霖，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而对岑春煊，则穷追猛打。

　　岑春煊为了积累争夺政改主导权的实力，此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络，梁启超甚至专程回国面谈。而袁世凯釜底抽薪的高招，就是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梁等人的合影。这张假照片，加上诸多的真情报，导致了慈禧太后痛下决心，罢免岑的职务。8月12日，中央谕令开缺岑春煊，一个封疆大吏，就这样在政争中被淘汰出局，这是其在发动“二奶”反腐时，绝对没有想到的结局。

　　史称“丁未政潮”的这场风波，轰轰烈烈了几个月，随即偃旗息鼓。但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却传递出来了：

　　大清国的腐败，已经与改革血脉相连，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改，也被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机会，无论哪一派莫不如此。这正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最吊诡、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多年后，著名作家张伯驹(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的表弟，与段芝贵相熟)写下如此诗章：

　　买赠佳人金屋娇，

　　封疆摧任气何豪。

　　启霖多事煞风景，

　　却上弹章拆凤巢。

　　其实，在类似的折腾中，被拆的何止是藏娇的凤巢，而是帝国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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