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康生是鬼不是人”——这是“文革”后陈云对康生的评价。康生问题的揭露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更是拨乱反正的关键。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党全国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革”、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康生把持中央党校20多年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但“文革”时期却是重灾区。该校被康生把持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个烂摊子。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重新起用，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担任过胡耀邦秘书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说：“康生的头上有‘两顶桂冠’；我也送给他三个称号，康生是‘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

“文革”期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与康生有过一次“狭路相逢”。

1966年6月初，迫于康生的高压，林枫在党校成立了“文革”办公室。当时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刘海藩被调来负责写简报，主要是将党校开展“文革”的动态及时上报中央。

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林枫于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批斗。为煽动党校群众继续陷害林枫和刘少奇，1966年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50人座谈会”，康生讲话长达4个小时，反复讲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又黑，说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阵地，反无产阶级革命的“黑堡垒”，修正主义的“黑据点”，叛徒特务的“黑窝子”，资产阶级思想的“黑染缸”。讲了四个“黑”之后，康生突然话锋一转：“党校报来的70多期简报，完全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对抗的，我越看越生气。简报是什么人负责写的？” 这时刘海藩正在台下听得发蒙，突然听到康生在叫是什么人写的简报，着实吃了一惊。这时有人喊：“刘海藩写的。”康生问：“他来了吗？”“来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回答。“刘海藩站起来！”一个造反派吼道。刘海藩坐的位子正好与康生妻子曹轶欧挨着。看到这情形，曹轶欧就说：“刘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来嘛！”刘海藩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康生厉声问道：“简报是谁叫你写的？”刘海藩有几分紧张地回答：“是组织上安排我写的。”“什么组织？”康生越来越严厉。“当然是党组织。”康生愤怒地反问：“哪个党组织？”刘海藩预感到灾难来临且已经躲不过去了，于是这位湖南青年的辣椒味冒出来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康生没想到这么个小人物竟然对自己大不敬，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什么东西！”刘海藩强忍着没有再说话。康生抖动着手头的简报接着说：“你写的这些简报是共产党的话吗？你执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是替林枫说话的黑笔杆子、黑爪牙！”

当晚，刘海藩就被造反派抄了家。

由于学员们纷纷前来观看，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这里有必要交代的是，李公天曾在团中央机关工作，是胡耀邦和冯文彬的老部下。他认为当时揭批康生问题难度最大的是胡耀邦的上面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另一个让人顾虑的是汪东兴曾在社会部工作，是康生的老部下。正是有这些因素，为了稳妥起见，才使得他与韩树英采取了上述措施。

如果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康生打响了“第一枪”。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党校的揭批康生运动，并迅速扩及全党、全国，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及以后中央对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历史的审判：向全党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

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据于光远记述，陈云说：“‘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漫远（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在发言中共阐述了七条意见。他说，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康生在苏联时，曾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党中央书记，拥护王明当书记。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据说书名还是康生议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时搞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就是纠正康生造成这些错误的。

四、康生推荐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当时有人提出江青历史有问题，可是康生却保证江青历史没有问题。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时，曾被国民党特务突审了两个小时，就当了国民党特务，干了很多坏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着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材料听说丁肇中已交给了中央。

六、全国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党校两个人到全国各地查找两个托派分子。后来听说这两个托派分子在延安时已被康生下令枪毙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传、组织大权，还掌握了一、二、三办，并抓了很多人。

陈漫远最后说：“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有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是‘其人将死，其计也毒’。”程子华、金如柏、马文瑞、萧克、韩光等也从不同方面揭发了康生的问题。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五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康生，这个阴谋家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介绍，“文革”期间，曹轶欧曾让人把党校办公楼后面的10棵白皮松移栽到了位于颐和园东侧的党校南院。粉碎“四人帮”后，白皮松又被移了回来。如今，这10棵松树仍然枝繁叶茂、蔚然挺立，守卫着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时间是真理的女儿，被颠倒了的是非，最终还是会被重新颠倒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