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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如果这个人没死 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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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事变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惨遭日寇铁蹄践踏。1981年,在“九一八”50周年之际,当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回忆往事时,曾经对历史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位将领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口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1883年出生,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则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人自此相识,发展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奉军后来被张作霖扩编,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则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两个旅合署办公,于是两人不仅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还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都交给了郭松龄。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是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
 
当时一般人甚至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张学良干嘛这么器重郭松龄?当然还是因为郭松龄确实能力出众,据史料记载,郭松龄掌管了三八两旅的军务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也就是说,郭松龄一手把这支部队调教成了精兵强将。
 
不光如此,郭松龄在军事指挥上也是才华出众的,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就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而奉军三、八旅在郭松龄的指挥下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领的部队依旧所向披靡,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郭松龄虽说是奉系军阀的悍将,但他本人是深具革命精神与民主思想的,他对张作霖热衷于军阀争霸的那一套很看不惯。他曾说:“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可见他的雄心壮志。
 
他心中打算如何改造东北呢?那就是“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
 
然而,他的这一抱负,在奉系内部遭遇到了重重阻力。以杨宇霆为首的一班奉系重臣,主张军阀争斗,对郭松龄百般倾轧排挤。再加上郭松龄发现张作霖为了称霸,不惜以卖国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渐渐地萌生了反心。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他愤怒地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对于郭松龄的行为,与郭松龄私交非常好的张学良陷入两难,非常痛苦,去信苦劝,没有效果,只得与郭分道扬镳。
 
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盟友冯玉祥的背叛,郭松龄的起兵反奉持续了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他本人被张作霖俘虏,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执行枪决。
 
 
郭松龄的被杀,可以说是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可见郭松龄的被杀对张学良的打击有多大。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而在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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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抗日战场上的英雄,我们可以很快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张自忠、王耀武、孙立人、张灵甫、杜聿明、薛岳、胡琏……但是,对于抗日战场上出现的第一位英雄,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位英雄,名叫马占山,吉林怀德县人。
 
 
相比其他名将的八年抗战,这位名将的抗战生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而且跟其他名将不同的是,马占山是土匪出身,后来感于民族大义,投身于军队,一步步走上了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的高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所有东北将领的命运。但是,马占山却走出了另一条道路——坚决抗日。
 
事变后不久,马占山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开始了恢弘壮烈的抗日生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张学良对东北的沦陷还是非常痛心的,重用主战的马占山,也是他不甘心的表现。
 
当时,马占山在省府召开会议,讨论抗日大业,但当地大佬赵仲仁却出于自身的考虑,不想抗日,反而想投降日军,马占山大怒,说:“外贼入侵,你不抗击,何谓国人?有机会你转告日本人,他们想要黑龙江可以,必须拿他们的头来换!”
 
赵仲仁说:“中央政府可不支持抗日,你这样做可想过后果?”
 
 
马占山回答说:“我马占山不光听中央的,更要听三千万东北同胞的!要是我打错了,中央怪罪下来,你们就拿我的头去请罪吧!”
 
后来,马占山亲自到前线,对将士们宣誓:“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前线各部严加防范,倘敌来攻,即开始射击,誓死抵抗,以歼敌军,而保国土为要!”
 
1931年11月4日,1300多名日军在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马占山立即下令还击,将所有武器都运到前线,痛打日军。这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抵抗日军的“江桥抗战”。
 
这次抗战迅速传遍全国,激起了全国人的爱国热情,马占山也成为举世皆知的民族英雄,上海一家烟草公司还专门生产了一种以马占山的名字命名的香烟,并在烟盒上写着“愿人人都学马将军”,畅销全国。
 
因这次抗战的巨大轰动效应,连外国的记者都来采访马占山,问他:“你们的武器弹药从哪里来?”马占山回答:“东北军还有库存。”记者又问:“据我所知,这些库存并不多,用完了你们怎么办?”马占山回答:“库存用完了,还有民间的,只要我们抗战,就一定有人支持我们。”记者继续问:“等民间的也用完了呢?”
 
马占山豪爽地回道:“还有一腔热血!”
 
好一个“还有一腔热血”!如果张学良也懂这个道理,东北何至于如此?
 
然而,在国民政府不准抵抗的大势下,“一腔热血”又能抛洒几回?马占山的部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损失惨重,为此,马占山不惜万里南下,亲自去找蒋介石,痛陈:“东北若失,国将不国,才恳积极设法消洱党见,唤起民众,一致对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地位,党国庶有豸乎!”
 
 
不过,蒋介石也有他的计划,当然不会因为一个马占山而改变大局。于是,马占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投降日军。
 
这下,蒋介石愣住了,张学良也愣住了,所有前一秒还在热情讴歌马占山的人都愣住了——马占山怎么会投降日军?
 
是的,马占山当然不会真的投降日军,就在人们还没转过弯来的时候,马占山又回来了,带着日军的大批军火,重新组织东北抗日救国联军,自任总司令。
 
这才,该轮到日本人目瞪口呆了!
 
原来,这只是马占山的一个计,既然在国民政府得不到支援,那么我就去跟日本人“借”。没想到小日本儿还真是直肠子,竟然真的相信了。
 
几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马占山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痛哭流涕。
 
抗战胜利后,因马占山在东北巨大的威望,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副司令长官。但马占山对蒋介石的行径非常痛恨,就以治病为名,去了北平。
 
1948年底,解放军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解放北京指日可待,但毛主席出于保护北平考虑,不想大动兵戈,就请马占山出面,劝告傅作义弃暗投明。正是在马占山的力劝下,傅作义最终做出了起义的决定,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保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邀请马占山在中央政府出任要职,但当时的马占山已经身患癌症,婉言拒绝了。
 
临终前,马占山留下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相关阅读]百试不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何失效?
 
[导读]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早在明末顾炎武就曾论述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北郊柳条湖传出爆破南满铁道的一声巨响,夜幕下的日本关东军倾巢而出,突然发动了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东北军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且战且退”,致使日军在半年内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在“彼有强权,我有公理”的信念下, 9月19日,蒋介石便向国际联盟报告日本入侵。日本对国联的要求置之不理,而西方列强只是在隔岸观火。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他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14年的沦陷致使整个东北满目苍夷,民不聊生。731部队的细菌活人试验臭名昭著,伪满洲傀儡政权帮着日军剥削百姓,关东军罪行累累。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
 
 
答:攘外必先安内。那么这一屡试不爽的政策为何到了蒋介石手中就失效了呢?
 
一、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依据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先尊王安内,才能共御外敌,而明治维新的倒幕派亦是用此口号来完成大业的。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说:“中国既安,群夷四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明朝的于谦也曾有语:“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想当年,商朝因何灭亡?纣王在不顾自己内部矛盾的前提下,将军队近乎全数调出出征莱夷,攻打九苗,当武王军队攻占朝歌时,纣王只能仓促以奴隶为军队抵御周人,结果可想而知。汉武帝如何能大手笔远征匈奴,横扫大漠,来源于削藩政策的实施和中央集权的强大。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国家的内部统一才是出兵御外侮的前提,政权的内部一致才是征讨强敌的基础,否则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二、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形势
 
1911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建立。虽然民国成立,但是各路军阀依然各自为政,民国政府名不副实。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相继成立,并在1926年两党联手北伐。无奈世事不应人意,1927年宁汉合流,国共两党决裂,成为仇敌。至此国共十年内战开始。在这十年里,虽然国民党一直把共产党称为“赤匪”,主要精力都放在剿共上,但是政府内部却也是分崩离析。
 
 
这是一张意义很深刻的图,从上图可以看到虽然在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的统一,但是政权内部依然是派别林立。西北由马步芳掌控,川军在刘湘、刘文辉手中,两广是李宗仁的地盘,山东、山西分别由韩复矩、阎锡山管辖,云南则是龙云的天下。而南方的江西瑞金、井冈山等地又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实际掌控区域仅在东南沿海一片。这些地方军阀头子有武装力量、有财政大权、有人事任免权,甚至彼此间还会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俨然一个国中之国。看到这张图,不禁让人想起了汉朝“七国之乱”前的封国分布图。汉朝建国之初吸取了秦亡教训,采用分封与郡县并存的郡国制,各诸侯国名义上臣服于汉朝天子。但实质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免官员,保存军队,甚至铸造钱币。而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域仅在关中平原一带。七国之乱的爆发就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升级。如果没有日军的入侵,抛去共产党的红色政权这一因素,但就蒋介石内部而言势必有一场恶战。
 
 
其次,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蒋介石也在不停地明争暗斗。终于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胡汉民等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该政府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国民党内部的党权和军权争夺达高峰。事变后,广东方面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逼迫蒋介石下野。取而代之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张学良抵抗日军,但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眼中钉),张学良得知此情报后,放弃锦州,东北彻底沦亡。
 
综上,当时蒋介石手里整个就是个烂摊子,国家内部的争斗一团糟,既有阶级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国内人心不齐,何以共同抵御外患?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就饱受列强的欺凌,各种不平等条约,各种赔款割地。直到九一八之前,中国的蒙古、新疆大部分还在苏俄手中。而西藏则因为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在英国手中。台湾不必说,被日军占领。东北在日俄在争夺中饱受战火。因此,要想从列强手中收回领土,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是有一定正确性的。
 
 
三、攘外必先安内失败在于蒋介石的对手变了
 
几千年百试不爽的真理却在蒋介石手里成了谬论,为何?因为对手变了,国外的对手变了,国内的对手也变了。换句话说民族矛盾的激化让蒋介石的对手们能够搁置前嫌,一致对外,而蒋却还停留在自己的世界观里。
 
历史上,我们习惯把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成为狄、夷、蛮、戎,“攘夷”就是在与这些民族作战,实质上也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入侵不外乎为了吃饭,并没有想灭了华夏民族的野心,只要通过和亲、纳贡等方式就可摆平。元朝与清朝虽然同统一了华夏,但是也被华夏文明所同化,成为中华历史的一部分。总之一句话,这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争斗,与外人无关。而日本则不同,小小岛国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军国主义盛行,并指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先是满蒙、朝鲜、台湾、后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有了既定的目标,便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所到之处皆是奴役政策、一片狼藉。
 
 
几千年来,当政者面临内忧外患时,必先与外患委曲求全,等到有实力时一举歼灭。但是当下,面对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蒋介石与日军停战协议的单方面撕毁,国共两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日军的野心与面孔,唯有蒋介石还在五里雾中转圈,像一位不知变通的老学究,依然高举“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旗,全然不顾时局的变化。对手们的高度统一反而将蒋介石置于了不忠不义的境地,实乃几千年未有之局面。
 
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早在明末顾炎武就曾论述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军入侵,所到之处皆是大肆屠杀、活人试验,抢夺粮食,罪行累累。日军沦陷区死尸遍地、饿殍遍野,甚至人们不得已以死尸为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天下的百姓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为何蒋介石看不透呢?其实还是私心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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