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纳粹党卫军的事

1. 1945年4月20号，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最后一次去拜见希特勒，在例行向元首保证了他的忠心后，当天夜里希姆莱就去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诺尔伯特·马祖尔，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位代表，他乘坐飞机穿过盟军控制的领空钻了进来，来和他的民族的这位刽子手谈判。希姆莱以惊人的友善欢迎马祖尔：“欢迎来德国，马祖尔先生！是你们犹太人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将战斧埋葬起来的时候了。”马祖尔清醒地回答说：“我们之间的血债太多，无法这么做。但我希望，我们的会见能救下很多人的性命。”马祖尔递上一份名单：至少这些人要获得释放，其中有拉文斯布吕克的1000名犹太妇女和特蕾西城的荷兰犹太人。希姆莱表现得乐于助人：当然，名单上的所有犯人都会被释放，从现在开始不再“处决”犯人。

 

2.1945年3月19日，希姆莱还幻想他和他的党卫军将会像“维苏威的东方使者”一样，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人死去，而不缴械投降。可是，当末日终于临近时，这一英雄式行为突然消失了。鲁道夫·霍斯是最后陪同希姆莱的人员之一，当他的“帝国领袖”告诉他最好是躲到“国防军里去”时，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这是党卫军的献身邪说的最终崩溃。蔑视死亡的妄想的大师自己害怕死亡。最后只剩下怯懦了。

 

3.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些关于第三帝国纳粹党卫军的帖子，大部分都极力大谈党卫军的“每位成员都赋有义、理、志、忠信与服从，责任感、使命感与荣耀感随时在他们的血液中澎湃，对领袖忠诚，...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与做人的准则，把责任与荣耀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绝不背叛与妥协，”云云。然而，我敢保证至少有一位党卫军军官没有满足这样崇高的超人要求，此人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三帝国纳粹党卫军最高领袖。从1944年开始，党卫军最高领袖就开始背着他嘴上效忠的元首与英美秘密谈判，以求结束这场“必输的”圣战。可能出于英国人特有的幽默感，在1945年4月28日，英国伦敦电台公开了这位党卫军头目希望单独媾和的表示-而这本来是视为绝密的情报。当得知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想踢开他而希望单独媾和时，希特勒在他的地下掩体里对这“世界史上最无耻的出卖”暴跳如雷，并开除了这位“忠诚的海因里希”的一切职务，同时，枪毙了党卫军住元首地堡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此人就是希特勒夫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夫。

 

我有时想，希姆莱先生也许不应该这样做-这会伤了国内外众多“党卫军粉”的心，他们想象出来的党卫军的高大形象会因为希姆莱的所作所为而显得一文不值--毕竟，连党卫军最高领袖都背叛了他的誓言，再奢谈什么“忠诚和荣誉”会显得多么的没有说服力和愚蠢。这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党卫军听说了他们的领袖出卖了他们的元首后，一个世界崩溃了，在波希米亚，一群党卫军军官夜里点燃一个火堆，站在那里唱起党卫军宣誓歌“当所有人都不忠诚时……”，然后集体自杀了。

 

4. 不管怎么说，当一切都要结束时，元首毕竟还是像一个士兵那样勇敢地死去了，而希姆莱似乎忘记了他对元首的忠诚，他做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是非常可笑的举动--前养鸡场场长剃光小胡子，戴上面罩，换上了一套中士制服，并使用了一个已死去了的“海因里希·希青格尔”的证件，试图像他所喜爱的那只“小兔子”那样偷偷的逃走，这是一种非常不现实而且怯懦的想法--连赫尔曼.戈林都不如。不出所料，一名苏联巡逻兵抓住了他，不久之后就将他们交给了英国人，那些苏联人没有认出他们的猎获物。5月23日他公开了他的匿名身份，让人将他带到领导吕讷堡南部的巴恩斯泰特俘虏营的军官面前，他摘下面罩，低声说：“海因里希·希姆莱。”也许他还在想着能做一笔政治交易。但胜利者没有给予他所期望的尊重。希姆莱被迫脱光衣服，接受身体检查。当军医C.J.威尔斯最后想检查他的口腔时，这位俘虏咬碎了据他妻子说他从战争第一天起就一直携带着的氰化钾丸。英国人给这具尸体拍照和摄影，做了面型，从他的头颅里割下一块他的大脑供实验用。然后他们拿一块保护网包起这位世纪大屠杀犯，将他埋在了吕讷堡荒原里。

 

5.几个沉重而又无法避免的示例，充分说明了党卫军残暴的本质。1941.8月，第295步兵师的一位报务员弗朗茨·科勒尔来到当地军营的射击场时，一队武装党卫军和乌克兰民兵正在屠杀数百名犹太男女，“那里站着一群人，在同时翻跟头。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走进去，最后看到他们一个个都在被枪杀。全都倒进了坑里。当弗朗茨·科勒尔惊问这些人的孩子怎么办时，一位步兵回答道：“这和我们无关。我们只杀死14岁以上到老爷爷的人。孩子不归我们管。”一星期之后，卡车也将孩子们运来全部枪杀。士兵们报告了国防军神父，发出抗议，然而没有任何效果。

 

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奥古斯特·黑夫纳在纽伦堡法庭上陈述了由谁枪杀孩子的争论当初是如何爆发的，他和他的上司，那位因其高效率而臭名远扬的党卫军分队长保尔·布洛贝尔的争论：“他命令我枪杀孩子们。我问他：‘由谁开枪？’他回答：‘武装党卫军。“

 

在1941年东线，在只有一个出口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地，由于“党卫军国家领袖口头命令，必须将全部犹太人枪杀。将犹太妇女赶进沼泽”。但是，第一骑兵团的党卫军骑士们不遵守命令，他们“杀光所经各村镇的所有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他们架起机枪，迅速和不加选择地将人们扫射死”，而第二团严格地遵守了最高领袖的命令，他们“只枪杀18岁至60岁之间的男子。犹太妇女和孩子们被按照命令赶进了沼泽地。可希姆莱的执行者们失望地报告说：“将妇女儿童赶进沼泽地未取得应有的成功，因为沼泽不够深，无法陷进去。大多数情况下，一米深之后就可以站在结实地面上了，因此沉陷不下去。”

 

总的说来，党卫军国家领袖重视的是，“规矩地”谋杀，形式正确，没有施虐狂或偷受害人的东西中饱私囊这样的“低级行为”发生，杀人的方式要尽量避免残暴的方法，这样会降低效率和士气。党卫军成员恩斯特·格贝尔后来谈到过一位下士：“（他）杀死孩子的方式真残酷。有几个被他抓住头发，从地面拎起，开枪打中后脑，然后抛进坑里。我最后再也看不下去了，要他别这么做……他应该更规矩地杀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希姆莱从一开始就很关心屠杀者的道德。他多次亲自到现场了解他们的行为。“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员”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关心的是向希姆莱显示这一屠杀行业对他的部下有什么影响。“您看看这些人的眼睛吧。”他说道，“这些人余生都不得安宁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神经病患者和野人！”希姆莱虽然表示“理解”，但他鼓励士兵们，他们的任务是必要的，他们应该摆脱道德上的顾虑，他和希特勒承担责任。但是，尽管如此，”有些屠杀者自尽了，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这些屠杀了。假如一个人在这里有三个孩子，自己却屠杀孩子，他就不是那同一个人了。因此要寻找一种间接的杀人方法。于是想到了毒气。”

 

毒气室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如何更高效地利用这个想法，确实是一个新的挑战。为此，党卫军摸着石头过河，开辟了一些“特区”来进行试验，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党卫军建议：毒气室应该被伪装，被称为浴室是个最好的选择，为了满足最基本社会道德的约束，毒气室应分为男毒气室和女毒气室，周围应种植鲜花和绿草，同时，一个乐队应该演奏一些令人感到“愉快和振奋”的曲子，以便让进入毒气室之前的犹太人感到“轻松”。一个最大的教训是，由于产量太高，尸体的处理很快就成为一个难题，最开始是采用深埋，这需要采取严格的消毒措施，但很快，由于担心会污染“水源和引起瘟疫，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满足不了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这种方法被放弃了。经过反复试验和验证，一种被“精心设计的，满足最优化工业标准”的焚尸炉被发明，显然，它能最大化地满足销毁成批尸体的需要。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胆怯的理由，正如一个党卫军军官所说“我们这样做（指屠杀犹太人），如果战争赢了，那当然没有什么；但如果战争输了，我们该怎么办”。显然，焚尸炉也是一种掩盖证据的好办法。事实上，当出现战争输掉的迹象时（例如，1943年），在东线，很多被“前期不是被最优处理过”的尸体被重新挖掘出来，进行焚烧。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在二战，每只军队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一些屠杀平民的事件中。例如，日本人在中国和东亚。但一般来说，日本人的屠杀，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和无计划性”，他们太“随心所欲和残暴”了，因而是“不专业的和不高效的“。德国人以其特有的严谨和一丝不苟，按照严格的计划和任务来”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屠杀过程中，要”不带感情色彩，尽量避免使用残暴的方法,要客观地执行“，因而也会“更体现出专业素养”。也许他们认为，这才更能符合现代工业化杀人的规模化，自动化和高效化的需要。

 

6. 武装党卫军中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他们根本不是“日耳曼人”。事实上，1943年～1944年，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可笑部队的大杂烩，只有它的装甲师仍和从前一样决定了它的对外形象。

 

这些外籍志愿兵参战的目的为的是使本国在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战后欧洲中扮演重要角色，肯定也是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但首先不是为了德国人。他们根本不喜欢党卫军思想。一位名叫亨利-约瑟夫·弗内特的武装党卫军法国志愿兵解释说：“1940年的失败对有些法国人来说是一场可怕的侮辱，加入一支精英部队去东线作战是我们抹去这一侮辱的机会。”

 

在波西尼亚的穆斯林组建一个党卫军师“汉察”师，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每个营有自己的伊玛目，每个团有自己的毛拉——这些队伍有部分还是叛乱了。他们杀害德方人员，偷窃团饷逃走了。党卫军“汉察”师的士兵茨沃尼米尔·伯恩瓦尔德解释道：“信仰***教的波希尼亚人加入汉察师，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武器，能在波希尼亚同塞尔维亚的捷克人斗争。他们才不管什么纳粹思想呢。”从1944年起党卫军“汉察”师就被派在波希尼亚北部和铁托的游击队作战。但这些波希尼亚人没有多大兴趣在家乡之外作战。当国防军1944年秋天撤出波希尼亚时，他们大多数逃跑了。

 

由东欧人拼凑起的军事部队的战斗力极其参差不齐。党卫军内部评价最差的是白俄罗斯部队，发生冲突时他们有的会杀死他们的德国军官而投敌。乌克兰师也很差，他们在1944年7月首次参加前线作战时“完全失灵”。相反，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保卫他们的家乡时英勇地反击。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部队在库尔兰盆地里一直战斗到德国投降。后来它们的成员部分转入地下，成为游击队员，又将反抗红军的斗争继续了好几年。

 

党卫军洛纳旅（俄罗斯民族解放军）-这支由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部队是于1942年组建起来对付游击队的——它证明了自己特别“经得住考验”。这支队伍并入撤退回来的德国部队，正要改编为党卫军的第29武装步兵师，在镇压华沙起义时，他们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血腥屠杀——一开始德国上司容忍了俄罗斯军队“战斗习惯中常见的”部队掳掠，将它作为“必要的弊端”，没有继续干涉集体强奸波兰妇女、折磨和谋杀。可当后来一家医院里德国护士也遭到强奸并被杀害时，就连党卫军都觉得太过分了。党卫军旅长费格赖——希姆莱在希特勒身边的联系人，因这样的集体屠杀事件在被问起时也不得不承认：“是的，我的领袖，他们确实是流氓。”。

 

7.对于希特勒青年团师，对这个师的评价意见存在严重分歧：它常被称作战争第四年武装党卫军内部泛滥的不专业的典型。这些十七八岁的士兵没有一点战斗经验；另外军官和下级军官也太少，而这些军官中又有很多不够资格，有些军官连高中都没上完。因此这支部队就不同于陆军的精英部队。形势似乎一目了然：一个匆匆组建起来的师，将那些还未成年的小伙子们赶到诺曼底去当炮灰。武装党卫军“帝国”装甲师的士兵沃尔夫冈·费洛尔当时和希特勒青年团在一起：“当我们看到他们战斗时，一开始我们想：我的天，现在他们拿孩子用上了...。”。有很多迹象表明这个师被全部歼灭了。这一切听起来合乎逻辑——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希特勒青年团”师并非像很多人一再声称的在1944年夏天被全部消灭了。到1944年9月它损失了2万人中的近8千人，尽管如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将自己的损失视为对我们多么顽强我们能多么顽强地作战的证明。”随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师参加诺曼底战役的伯恩哈德·海西希说道，“这是一种糊涂思想。”

 

人们总喜欢说，比起所有的其他部队，武装党卫军——这里特别是指“希特勒青年团”师，打起仗来普遍更狂热，但这一陈腐说法最终经不住考验。就连前党卫军成员沃尔夫冈·费洛尔也不认为这些年轻人像党卫军老兵组织今天崇拜和大肆吹嘘的那样，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他说：“他们是比我们更伟大的英雄——他们愚蠢而没有经验。如果您到过前线，负过伤，见过尸体，那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被射中五次，第五次我不想待在坦克里了。我有时都尿湿裤子了。这一害怕让我认识到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认识到的危险。他们是勇敢地死去的，因为他们不考虑他们会出什么事”。 还有网上吹得很响的冲锋队中队长米歇尔·威特曼，客观地讲，他的战斗行为获得了可疑的名声。据说他用他的“虎”式坦克独自一人击退了英军第七装甲师的一支先头部队。在这次突袭之后威特曼被当作“最成功的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员”。说他消灭了138辆坦克和132名坦克狙击手。人们喜欢忘记，在交战的白热化中无法可靠地确定谁射中了多少敌人的坦克。对待这些数字必须谨慎，它们主要是为了宣传的目的。

 

这里，也许我们应该定义“精锐部队”。我个人定义的是（依重要性排列）：战术得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显然，这需要一大批经过训练和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官作为这支部队的灵魂。仅仅拥有某种所谓的“主义和信仰”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一支精锐部队，实战中应表现出对战场形式的灵活多变，应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法国战役时的隆美尔第7装甲师，仅死伤二千余人，而俘获敌军则共计有九万七千余人。只凭盲目的“勇敢”和“强烈的信仰”的部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不是精锐部队。所以，像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这样的部队，在佩服他们“徒劳的”勇气时，还应该怜悯他们的愚蠢和不可原谅的无知，他们只能算送死队，而不是精锐部队，他们更像是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们，我们可以试着时髦一下，架架时空一下：以同样的八路军武器装备红卫兵们，毫无疑问，他们会满怀尽情地，一手拿武器，一手拿语录本，向日本人发起有史以来最富有勇气和激情的，当然也是最奇特和愚蠢的一次冲锋，结局就是被屠杀和被日本人占据更长的时间。

 

在充满愚蠢的勇气方面，红卫兵们遇到了德国同行们的强有力的挑战，装党卫军“帝国”装甲师的士兵沃尔夫冈·费洛尔这样回忆一位“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士兵是怎样击毁一辆美国坦克的“在圣洛那一段我自己想瞄准一辆美国装甲车开火，让人吃惊的是一位德国兵突然举起反坦克火箭发射筒，要我们不要射击。他随坦克飞上了天，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从底下用反坦克火箭发射筒将坦克炸穿了。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的。”，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可以仔细的瞄准，把这辆坦克轰上天，再偷偷地溜走，寻找下一个目标...。然而，这种一次性使用的技巧却被许多人视为充满勇气和激情的表现。而对于老兵们来说，这是一种由于缺乏训练和脑子里被灌输了太多“思想”的行为。

 

总的说来，国防军是比较老套的部队，他们认为“在消灭匪徒的作战行动中，军队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了掠夺、奸污和没有意义的破坏。这一不光彩的行为是对正直和正派战斗德国军人的古老荣誉的嘲讽。”当然，他们的手也不干净，但毫无疑问，党卫军在做“脏活”时，所受的 “陈腐的道德上的约束”会更小一点。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在直接战争中虽有很多相似——但有一点两支部队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只有那些在屠杀战俘时留下了幸存者或发现有明显伤痕的尸体的战争罪得到了证实——在这些案子中武装党卫军要明显地超过陆军。

 

8.党卫军起源于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由于感觉国防军不太听话，元首很想拥有一支”党的军队“，但出于对”前波希米亚下士“的不信任，陆军司令部坚持反对武装党卫队继续扩建，特别是反对他们拥有重武器。这使得在波兰和法国战役时，党卫军的实力很弱，且缺乏严格训练的军官，他们只会凭着对元首的忠诚而蛮干，往往给敌人照成的损失和自身的损失一样大，布拉斯科维茨将军谈论摩托化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团道：“一支普通的队伍，还没有经验，没啥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党卫军已经体现出其残暴恐怖的一面。例如，有位陆军将军抱怨，“亲卫队”的士兵们胡乱开枪，在前进途中“例行公事地”焚烧波兰村庄，布拉斯科维茨大将在一封抗议信里写道：“部队对党卫军和警察的态度介于憎恶和仇恨之间。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令每位军人厌恶和反感。”。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指挥官是泽普·迪特利希，他后来在战争中一直升至武装党卫军的上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中士，他从未接受过军官培训，在陆军中，由于受教育少、举止粗暴，再加上他的残忍，迪特利希常受到嘲笑，甚至鄙视。曼斯坦因的参谋部的国防军军官胡贝图斯·冯·洪堡谈到过一次曼斯坦因与迪特利希会面的情形：“曼斯坦因态度怀疑，因为他知道，这些党卫军成员的领导质量不能同我们的比。..."，但希特勒认为他体现了党卫军领导人的理想特征。

 

这里还需要提一个同样大名鼎鼎的人，他就是提奥多尔·艾克，党卫军”骷髅“师长。作为前集中营指挥官，提奥多尔·艾克本人根本未受过军事培训。他不懂复杂的军事演习，他以为靠好斗的热情就能对付它的要求。另外他非常固执，不让人干涉他的师的内部事务。法国战役时，骷髅师很快就显示出军官们的训练缺陷很大。当少数有经验的指挥员中有几人退出之后，师里有时乱糟糟的。由于艾克外行的军事领导，赫普纳将军和他激烈地吵了起来。当艾克以“损失无关紧要”辩护时，霍普纳气愤得骂他是个“屠夫”。他讲得很对，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艾克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与经过长期训练的国防军军官战术素养上的差别，再后来，他表现出很能够适应真正军人的精神状态，放弃了以前集中营看守指挥官的不学无术和狂傲自大（这正是前期党卫军军官的典型特证），他越来越像以前他不屑一顾的国防军军官那样，他“整天呆在他的司令部里，剪去形势图的战术标志，用这些标记在地上摆弄，模拟一个师如何行军”，而这一切都是他偷偷干的，以免”他的总参谋部里首席参谋部军官（就是国防军军官）对他突然爱上军事有所察觉“。很快，国防军就意识到艾克的变化，他做的“很像一个真正的国防军军官所做的那样”，这很不容易，特别考虑到他以前的背景。在艾克的带动下，一大批武装党卫军军官开始“爱军习武”，虚心像国防军军官学习，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党卫军的日益“国防军”化，党卫军军官们开始越来越像国防军那样去思考，完全去除了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只凭自己意淫的“愤愤”做法，他们开始为以前党卫军的一些视为理所应当的做法感到耻辱。例如，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大将保罗·豪塞尔在战后试图证明无法证明的事情：武装党卫军的军人也同“其他的军人”一样，同战争罪和集中营没有丝毫关系。这还体现在战争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党卫军军官意识到这是一场“毫无意义"战争，对元首的忠诚度出现了动摇，例如，在希特勒亲自指挥的”春醒大反攻“中，进攻部队的核心是武装党卫军，共有8个党卫军师参战。但是，此次行动刚推进20公里就失败了。党卫军根本顶不住苏军的反攻。希特勒气急败坏，就连武装党卫军也不遵守他的抵抗命令，自作主张地撤退了。他感到被他的“精英部队”出卖了。1945年3月27日，他命令，为示“侮辱”，其成员必须摘去绣有所在师名的袖章。“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师前指挥官，武装党卫军上将迪特利希不理睬这位独裁者的指示。经过了最近几个月的艰苦战斗，现在就连党卫军也不愿不加选择地任人宰割了。4月16日，苏军大举进攻柏林，希特勒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纳前来解围。4月22日他一再神经质地问：“施泰纳哪儿去了？”，当元首的追随者试图说服施泰纳再组织进攻，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不，我不会做。”施泰纳拒绝道，“这种进攻没有意义——是屠杀。”。在最后，当希特勒认识到形势无望时，他第一次崩溃了。大家都出卖了他，他咆哮道，先是国防军，现在又是党卫军。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失败了，再继续生活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不会离开柏林，而要在他的首都死去。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向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同时咬碎了氰化钾胶囊。

 

9.最后，说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故事吧，它说明了即使在最血腥的战争中，也没有统一的画面，人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匈牙利战役中，在突围的混乱中布达佩斯一派狼藉，红军战士也在这里抢掠和强奸，他们的报复主要是针对协助德方作战的俄罗斯人，但也针对武装党卫军俘虏。很多人被苏军当场处决了。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库尔特·波图加尔这样报告他的被俘经历：“讯问完后给了我一块面包和一瓶伏特加，还说：您肯定很饿，好几天没吃没喝了。我边吃边喝，由于房间里很热我出汗了。俄罗斯少校让我解开我的掩护包。我照做了，他感兴趣地打量着我的级别肩章、党卫军军符和战斗勋章。然后他对我说：我非常钦佩武装党卫军的军人。您现在会被运到我们的后方去。在我们的后方有和你们的后方一样多的后方猪。我建议您摘掉您的党卫军军符和战斗勋章，这对您的健康更有利。”——这当然是一个很浪漫具有骑士风格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