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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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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童年是我离幸福最近的时光。我有两个童年发小，康元和正夏。上小学时，我们三个在班里个头最

童年是我离幸福最近的时光。

我有两个童年发小，康元和正夏。上小学时，我们三个在班里个头最小、成绩却最好——康元语文第一，我数学第一，正夏全科第一。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是右派的崽子，被同学称为“黑三角”。

那时，我们的家都住在宁夏吴忠县利通南街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路追逐打闹，谁从家里带了吃的也会一起分着吃。

即使到如今，我们也经常找时间聚在一起。从童年发小到天命之年，太多事儿让我们赶上了。

“梦想破灭”的童年

文革开始时我八岁，妹妹四岁，学校上课总是时断时续。学长学姐都带着红卫兵袖标出去搞串联了，说是“停课闹革命”，那时我年龄还小，但经常把妹妹反锁在家里，叫上正夏和康元跑到外面赶场子看热闹。

一次某单位举办“学习伟大领袖语录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报告会”，讲报告的是一个赶马车的农民，上身赤裸，胸前的乳房上别着伟大领袖的像章，对乳头的发炎和流血全然不顾，以表达他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心，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后来听说这个人当上了公社畜牧局副局长。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带上红领巾时的喜悦和激动，我是一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立场坚定斗志强”，一路畅想着红领巾带给我的远大梦想，轻轻飘飘的跑回家的。

左起：康元，正夏，作者左起：康元，正夏，作者

然而，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我父亲一生酷爱下棋，家里没钱买象棋，父亲就用铁锹把锯了一副象棋。60年代初，正是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老大哥要帮我们造原子弹），有一天，父亲在石油钻井队的帐篷前和一伙人下棋，眼看对方被父亲一炮将死，父亲得意地喊了一句，“一炮把你打到莫斯科！”“敢向老大哥开炮，抓起来！”这伙人连说带笑地就把我父亲带到了连部（长庆油田会战初期由兰州军区军管），从此父亲被开除党籍、公职，全家被流放到巴浪湖农场二分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下放劳改。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对“梦想”掉以轻心。

记得县里石油办事处有个张师傅，文革时在九公里（地名）地震队跑线，收工后一边洗澡一边唱“社会主义好”，洗舒服了唱得得意忘形，不觉得手里还撮着那个玩意儿，他人见状这还了得——这不是在骂社会主义好个球嘛！理所当然的就被打成反党分子，挂着几十斤重的铁牌子游斗，至今脖子上还有铁丝勒下的深沟，人事档案里还一直写着“此人终生不可用。”

那时家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盆，有一天一家男人起床后披了件衣服就要端尿盆，一不小心把别在衣服上的领袖像章掉到了尿盆里，他老婆看见后二话没说，端着尿盆到“革委会”告丈夫是现行反革命。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男人。

我的中学数学老师们

小时候我上课听讲特别认真，数学作业通常是用直尺画算式，干净整洁。我喜欢数学是因为数学老师王大力喜欢我，讲课时总爱看着我、提问我。

有一天，班里几个学习差的同学，喊着嚷着说“别上课了！闹革命去！”然后就带着“红小兵”袖标，去了王大力老师的家里，掀开屋里的面箱子米柜子就往里面倒酱油、醋、辣椒面和洗脚水。王老师的爱人疯了一样地摁住箱子盖，辣椒面呛红了双眼，满身满脸的白面沫，我是抱著书包、哭着流着鼻涕跑回家的。

七十年代初出了个黄帅和张铁生，一篇日记一张白卷，成了全国的楷模。报上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手上有牛粪脚上有狗屎也比那资产阶级干净得多”，于是学校开始不学课本，上课也不在教室里了。

我记得整个高中只上了两个月的文化课，数学只学到指数函数，但我对指数函数的理解刻骨铭心，那是因为另一位好老师李宇航。

宇航老师六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是温家宝的校友，毕业前夕这位来自山东革命老区的农家子弟想看看北京天安门，就约了两个同学来到了红墙边。红墙高瓦深不可测，农村孩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三人好奇翻墙进入，脚刚落地，中南海的警卫就到了跟前，盘问过后把他们送到了学校，那时正赶上班里给了三个右派名额，他们三个算是自投罗网。

右派不给分配工作的，没有地方去只好呆在学校里。李宇航在地质学院上了八年本科，1970年被“分配”到宁夏长庆油田三分部马家滩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师母属蛇，是李老师从老家娶来的，先天有病不会生育，师母整日以泪洗面。后来他们要（领养）了个娃娃，取名叫黑蛋，长大后油田招工黑蛋去当了采油工。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黑蛋下车尿尿，身边的土塬突然跨塌了，当人们从土塬里刨出黑蛋时，早已没了生息。

我赶到宇航老师家，一夜之间白了头的他抓着我的手说：“那签太厉害了。”宇航老师说，刚上大学时曾在雍和宫抽过一次签：“草把敲钟，长蛇盘腿。”他还专门花了一块钱让和尚解一下，和尚无奈地摇头说：“草把敲钟意思是事业上永远敲不响，长蛇盘腿意思是生活上一辈子都迈不开。”这个下下签羁绊了宇航老师一辈子。

去年，师母突生急病，宇航老师没请保姆，忙前忙后地照顾，一个初冬早晨，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自那时起，师母每日以泪洗面，逢人便哭诉：“是我害死了老头子。”数月之前，宇航老师周年当日的傍晚，师母独自在卫生间自缢身亡。

我们的大学

学完指数函数学校就开始了“开门办学”——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搞社会实践，我选学的是红医班，康元选的是土记者班，正夏选的是机械加工。我整天抱个木盒，上面订一叠处方，在家里练扎针，红医班师从于吴忠上桥医院的陈委川大夫，陈大夫当时是银南地区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新星，他带领我们在六盘山上认药，在药房里抓药。记着一肚子的草药，我上山下乡、参加高考。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了宁夏大学数学系。

我还记得自己十七岁时，在吴忠陈元滩公社杨滩三队当知青。杨滩三队地处黄河分岔后的河滩上，社员都是由吴忠其他公社高成分家庭或“四类分子”家庭发配来的，恶劣的环境、贫瘠的滩涂，正是改造的好地方。

可队长总说：“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你们是劳动锻炼。劳动不仅改造人，劳动还能到来欢乐。”每年正月十五一过，一年之计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地里送粪，半夜四点出工，男人起粪装车，婆姨媳妇们则掌握车辕，我身上套个绳索就像小马驹一样跟在车辕的旁边跑趟趟，车轱辘在雪地里前行是很费力气的，浑身的汗水和热气驱散了田间的冰冷和臭味，当早晨太阳从黄河水上越起的时候，我感觉眼珠子快要从眼眶里掉了下来，我吃力地抬头向前。

地里面排满的粪堆多像一堆堆冒着热气的坟茔，只有在眼珠子发困腿肚子发软的时候才会想到，那不正是一个个冒着热气的大馒头吗。

高中毕业合影高中毕业合影

高考第一年，学机械加工的正夏考入了云南矿山机械学院，由于学校条件太差，毕业后要到井下挖煤，两个月后正夏就退学跑了回来。后来又考上西北电力大学，毕业后在县电力局当干部。

正夏的父亲死的早，母亲文革前夕是秦腔剧团的主角，有名的一枝花。受母亲影响，他的弟弟从小喜欢吹号，有一年中央乐团来人在县里招聘号手，他弟弟被选中，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一大新闻。后来他弟弟放假回来，不幸掉到巷口的一座井里身亡，其母带着资本主义交际花的帽子不堪忍受丧子之痛悬梁自尽了。从此正夏成为了孤儿。也就从那时起，正夏喜欢上了喝酒。

工作后，喝酒成了他的强项。有一次，省局领导酒足饭饱后提出让他找两个小姐陪着睡觉，正夏做不了主，请示领导，答复是：“别说两个，就是十个八个只要领导高兴，赶快去办。”这些年，我和正夏来往比较少，主要原因是跟他喝酒不在一个量级。他每天晚上边看电视边喝酒，就像喝矿泉水一样，每天一瓶，几十年从不间断。五十多岁了气色红润膀大腰圆，胳膊粗得我抓不住。

康元在我们三个中脑子最活络，口才好，文章写得也好，可他却整整参加了五年高考——每年的成绩总比录取线差三五分，原因是，每年他的高考数学成绩也只有三、五分。直到我大学毕业了，还在给他辅导数学参加高考。

那时康元在陈元滩公社元滩大队当知青，也正是他的父亲劳动改造待过的地方（就是我在陈元滩公社杨滩大队第三生产队当知青的时候）。一天夜里，他梦到家里的一面墙倒了，连夜爬起来赶回家，发现自己的父亲已是弥留之际，老父亲用留下的最后一口气对康元说：“儿啊，别考了，这是命啊。”儿子跪在父亲的面前保证：“爸，你安心去吧，儿不考了”。

一年后县里招聘税务干部考试，因为不考数学，他考了全县第一名，当上了税务局的一名干部。正好赶上文革后的第一个三中全会召开，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萌动发芽，他写了几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税务》期刊上。税务局的领导发现他是个苗子，报送他到宁夏大学学习财政专业。毕业后成了省税务局税收征集处处长，分管全省所有税务所的税收。

你知道什么是青梅竹马吗？

当年吴忠利通街边上的一条胡同里有两家人，一家是老红军功成名就，一家是老特务平反回城。老红军有一个独生女儿乳名叫青蛙，特务的独生儿子就是康元。青蛙和康元从小一起玩耍，我至今记得他们手拉手一块蹦蹦跳跳的样子，那曾让我和正夏无比羡慕和向往。

跑着跑着，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在领证办事的前几天，昔日的国共宿敌眼看成了一家亲，两个老人心情好相约到菜窖旁的树荫下下棋。老特务一将军把老红军的帅给吃了，老红军说：“你走错了”，老特务说：“我没有走错，是你错了。”谁都不愿悔棋，最后老红军一把掀翻了棋盘，说了句“你儿子想娶我女儿门都没有！”老特务拎着棋盘回到家里对儿子说：“你以后再去找青蛙看我打断你的腿。”

一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记忆里。康元曾经问过我，“你知道什么是青梅竹马吗？”他告诉我，青梅竹马就是几十年后他和青蛙在银川街上相遇仍然有两腿发颤的感觉。

计划经济下的县城，流行一句话是，“商业局的姑娘粮食局的驴。”那时商品短缺，买什么都需要凭票，商店里的营业员姑娘就是最吃香的，再就是粮食局收公粮拉着大车小车的黑驴——可以吃上撒在麦场上的粮食，各个膘肥毛亮，目中无人。城市居民每月供应的口粮百分之八十是粗粮，国家还从兰考县调来的玉米，支援“塞上江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肉成了最奢侈的商品，康元的“老特务”父亲最清楚“不管啥时候能吃上肉才是真本事”，托人给康元介绍了一个在肉铺子卖肉的姑娘小赵。说实话小赵长得也不错，对康元百依百顺。可康元心里一直有个青蛙在蹦达，他反感卖肉姑娘的逆来顺受，也鄙视卖肉姑娘的没有主见。可作为独子的他岂能违抗父母之命？很快，那间朝阳的房子住进了两个没有感情的男女，房间里整日阴森森的像一座冰凉的坟墓。

十五年的煎熬岁月，对于康元来说，是十五年的无性生活，“有妻徒刑”。

十九岁时的作者十九岁时的作者

康元的大姐名叫梦珍，性情贤惠待人善良，在吴忠汽车配件厂工作，年年是这个厂里的生产先进，比《渴望》里的刘慧芳还真实。市场经济后厂子面临倒闭职工开始下岗，厂里第一批公布的下岗名单里第一个写的就是梦珍的名字。一向待人和善的梦珍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残酷，从自己家的四楼窗户上跳了出去，成了市场经济的殉葬品。后来，厂里向上面汇报说是“擦玻璃不小心坠楼身亡的。”

康元的二姐名叫妃珍，比我大三岁，身材窈窕、能歌善舞，是红旗中学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和校花。还在读高二时，康元就说要把妃珍介绍嫁给我，说实话我心里特别想爱她，但父母怎么都不同意——甘肃人的传统是女的年龄不能大。二十年后，妃珍得了脑瘤，在病床上整整瘫了八年，我背地里为她流过泪，也一直不能理解康元坚决不让我去病房看望她。

康元的小妹妹名叫丹玉，活像林黛玉转世，面容白皙小巧玲珑，但体弱多病经常泪习习的，一点也不像她的两个姐姐的山东人体魄。我大学毕业时她正读初二，比我小十三岁。康元又要作主让丹玉嫁给我，我和我的父母都觉得年龄悬殊太大，况且她还太小。

康元急了，“我娘比我爹小二十岁，都不觉的悬殊，再说她现在看的小过几年不就大了嘛！”我傻傻地说：“能不能让我考虑几天？”

康元回了句，“你是睁眼打呼噜装憨（酣）呢！”随即起身而去。从此我们的交情中断了五年。

谁能告诉我，爱情又是什么？

康元找的第二个老婆，我们大家都不看好。

一头黄发着装暴露，用吴忠话讲“嫖骚得很”，我心里一直叫她“黄毛”。黄毛年轻时尚又会挑逗，康元经受不住，憋屈了十几年，也是饥不择食，只是说：“如今开放了，单纯善良的姑娘到哪里去找？”没怎么费事两个人就登记住到了一块。

婚后的黄毛吃他的饭，上他的床，可就是不认他的娘。

那时，税务局里的少壮派编织了一些莫须有的问题，动员康元合伙揭发老领导，康元性格耿直为人义气，并非落井下石之人。于是，隔离审查时“隐瞒包庇、拒不交代”。办案人员用手铐把他挂在一间黑房子的暖气管上，站不成也坐不成，三天两夜不让吃喝。康元抱定主意“宁死不陷害老领导”，终于在一周后恢复自由了。

可回到家后，眼前的一幕更让他始料不及：屋子里一片狼藉，像是进来过强盗，老母亲蜷缩在屋角。

原来黄毛就在这一周变卖了家里的一切，领走了他的工资、卷走了他的全部积蓄跑了。面对眼前的破败不堪，康元终于愤怒了：“黄毛婊子，老子落难你背后捅刀，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抓回来扒了你的皮！”

康元连夜赶到我父母家号啕大哭，哭诉黄毛的无情无义。他说等不到天亮，就要去白沟买枪，把迫害他的小人、祸害他的黄毛通通毙了，然后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他这是要来和干爹干娘永别的。

还记得我们都还小时，我笨嘴笨舌不苟言笑，康元却为人热情活络，善良阳光。我父亲喜欢康元远远胜过我，以至让我有时心生妒忌。在我上大学期间，康元就像亲儿子一样帮我父母买粮、提水、搬煤、和煤饼子。如今干儿子万念俱灰，干爹干娘自然是老泪纵横心如刀绞，一家人围坐在一块，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干爹我是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解放初期，为了响应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号召，16岁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8那年父亲复员到玉门油矿，21岁就被提拔为六级司钻，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就是因下棋时的一句戏言，被错划为右派，丢掉了公职和党籍，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遭受政治迫害长达13年之久。即便如此，被人整了十几年，过着三块坷垃支个锅的日子，也从未想过去报复人家。人活在世，不能在日子顺当的时候就为所欲为、忘乎所以，更不能一遇到挫折坎坷的时候就寻死觅活、自暴自弃……”

那段时间的康元是他一生中最落魄的岁月，我经常从一百多公里外赶到银川，几天几夜陪他喝酒聊天，看他发泄听他倾诉。

终于审查也给出了结论：康元是干净的。

康元决定下海，很快就在省扶贫办担任了一个项目的董事长，最多时兼任三个扶贫厂的厂长，另外还是一个股票投资公司的法人。

康元的第三个老婆是在墓地里认识的。

前些年，我托康元在银川买块墓地，他在银川西郊植物园认识了推销墓地的小李。小李有一个姐姐名叫李平，是宁夏医学院的老师，性情开朗，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宝鸡话，让我自然想到了康元的母亲。康元也许也是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他们在墓地的林阴道上一见如故。

这两年康元的气色得到了修复，脾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往我们俩只要见面先是相互骂一阵子，若是哪一次见面没有开骂，客客气气，反倒觉得彼此别扭疏远了。

现在想来，我们的童年虽然不乏苦难，但因为这小小的右派“黑三角”之稳固，也让那些灰暗的日子，没有成为煎熬。让我们都得以拥有，在一次次绊倒后，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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