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唱片“销量王”？！关于“国歌在上海诞生”，还有多少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

曾是唱片“销量王”？！关于“国歌在上海诞生”，还有多少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

今夏奥运赛场，《义勇军进行曲》每一次奏响，都能激起人们心中的满腔赤诚。

7月31日，中国选手卢云秀在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帆板项目上夺金。国歌奏响时，人们发现，比赛举办地江之岛与1935年聂耳不幸溺水身亡的“终焉之地”同处一片海域。跨越世纪的回响令千万人“破防”。

国歌之于上海，有着更特殊的意义。上海是国歌的诞生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首唱以及最早的公开传唱，都发生在此。这座城市中诸多人们熟悉或鲜为人知的角落，都与国歌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今年，位于衡山路811号的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正式开放。这是继“国歌唱响地”黄浦剧场和杨浦区国歌展示馆后，上海又一处与国歌诞生有关的重要纪念场所。86年前的初夏，七名青年才俊走进百代唱片所在的红色小楼，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片灌制。斗志昂扬的曲调，就此化为真实的人声回响。

在上海持续挖掘“国歌诞生地”红色基因的过程中，人们忽然发现，如今回荡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间的旋律，80多年前也曾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曲”，引万人传唱，带给千万人勇气和力量。

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

一个世纪的回眸

绿树成荫的徐家汇公园，遮天蔽日的梧桐树用大自然的方式展露着这里的底蕴。百代小楼位于公园北侧，与著名的衡山电影院隔街相望，红色的外墙使得小楼在一片绿荫中尤为醒目。

修缮后的百代小楼，一层仍为餐厅，二层和三层改建为展厅向公众开放。观展开始前，导览负责人顾钰燕将记者引到二楼一堵白墙跟前，墙上用白底红字罗列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记录了《义勇军进行曲》从创作、灌制、传唱，到最终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重大节点。

1934年秋末，田汉将篇幅十余页《凤凰的再生》电影故事手稿交予上海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左翼电影公司。收到剧本后，电通方面请夏衍完成剧本改写。仅用两周，夏衍就完成了电影摄制台本，并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

次年1月，影片在今天斜土路2570号一处摄影棚开拍，后因租约到期，春节前夕迁往今天的杨浦区荆州路405号，租用了当时岭南中学的室内篮球场继续拍摄，直至5月电影杀青。

上世纪40年代，百代小楼。

《风云儿女》以东北、华北义勇军的英勇斗争事迹为题材，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一群年轻知识分子走上抗日前线，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锤炼、成长的故事。

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该片的主题曲，歌词脱胎于田汉借影片主人公辛白华之手写就的诗歌《万里长城》。聂耳看到歌词后，主动向夏衍提出要为这首歌作曲。很快，聂耳就在位于今天淮海中路1258号的三层阁楼寓所内，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5日，聂耳赴日。根据时任电通公司剧务主任司徒慧敏的回忆，4月底之前，他收到了聂耳寄来的曲谱终稿。

百代小楼展厅，《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者们。 舒抒 摄

1935年5月3日这一天，电通公司临时成立了一支合唱队，成员包括《风云儿女》的两位男主演袁牧之、顾梦鹤、青年歌唱家盛家伦、《大路》主演郑君里、正在排演话剧《娜拉》的演员金山、新演员兼场记施超以及司徒慧敏。

在百代唱片音乐部主任任光和音乐家吕骥的指挥下，七人在百代唱片的录音棚内一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版唱片。首版录音唱片的金属模版版号为A2395，发行唱片编号为34848B。发行版唱片的A面，正是《风云儿女》主演王人美为电影演唱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后面的故事广为人知。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即今天的黄浦剧场首映。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封套。 来源：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排除万难的确认

2020年，上海在“四史”学习教育中，遴选出400个现存的革命红色遗址。国歌在上海的诞生过程也挖掘出了新的历史细节。百代小楼，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

要讲好“国歌诞生地”故事，严格的史料考证是一切的基石。去年7月，徐汇区成立百代小楼调研组，从“唱片灌制”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溯源。然而，就在第一步，确定唱片的具体灌制日期时，调研组就遇到了难题：灌制唱片的日期，竟然有多个版本。

徐汇区档案局方志科科长朱曦全程参与了百代小楼的历史考证。她介绍，一首歌的诞生包含四大要件，即“词、曲、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风云儿女》的拍摄地荆州路、影片公映地金城大戏院等信息均已明确。百代小楼承担的则是“灌”的部分。

“唱片灌制，可以理解为第一次把词、曲、人声、乐器融合在一起，就像炒菜时要把原材料和配料放在一起那样。”录音棚就像是“厨房”，也是歌曲诞生的“产房”。

一份存放于中唱上海公司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衡山路811号百代公司旧址，是有记载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器乐演奏地和演唱灌录地，也是首版唱片的制作发行地。不过，究竟是先有唱片，还是先有摄影棚中人声和乐器的合奏与合唱，这一信息是此轮考证的关键。

由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捐赠的《义勇军进行曲》母盘封套上，清晰标注了1935年5月3日的录制日期、当年7月22日的发行日期以及A2395的模版编号。 上海中唱供图

研究的突破点来自配器。据中唱方面考证，上世纪30年代，我国录音技术还无法达到先录制音乐，再录制人声的水平，人的演唱与乐器伴奏必须同时进行。这意味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灌制肯定先于演唱场景的拍摄，才能在电影拍摄时，播放有人声合唱的音乐作为背景。

唱片的灌制日期此前则有1935年5月3日、7日、9日三个主要版本。其中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5月9日，即金属母盘的刻录日期。

这一次，技术考证又带来了新突破。根据当时的制作工艺，现场演唱只能先刻录成蜡盘，再根据蜡盘刻制金属盘，以减少蜡盘翻刻时的损耗。金属盘则是日后唱片正式发行时，刻制唱片依据的“母盘”。因此，《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灌制，应该以第一次刻录蜡盘的日期为准。

百代唱片录音记录簿复制版。 舒抒 摄于百代小楼

那么，究竟是哪一天？调研组为此专程前往了位于北京的中唱档案室，在翻阅两本原始记录册时，找到了又一新的关键史料。

两本记录册分别为“Release”发行记录册和“Wax”蜡盘录音记录册。在发行记录册上，清晰标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Recording”即录音日期是1935年5月3日，唱片发行日期是1935年7月22日。通过这一重要的实物档案基本可以确认，《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片灌制发生于1935年5月3日。

“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日期考证，前后却需要花费数月、翻阅大量资料。然而，一旦有关键性史料被挖掘，这份成就感真的令人终生难忘。”朱曦说。

呼之欲出的地图

考证过程中，调研小组还发现，《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诞生、录制、传唱，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时任百代唱片音乐部主任任光。

1928年，任光留法归来进入百代唱片，直到1937年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他一直担任音乐部主任一职。在将近十年的光阴里，任光利用外商公司高级职员的身份便利，主持灌录了一批进步歌曲，《渔光曲》《抗敌歌》《大地进行曲》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任光就加入了革命音乐组织，举荐了包括聂耳、冼星海、安娥等在内一批左翼音乐家到百代任职，使百代唱片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救亡歌曲创作的“大本营”。

让调研组更为兴奋的是，通过考证可以确定，任光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华安坊8号，正是今天的肇嘉浜路986号，徐家汇公园近宛平路一带。这里不仅距离百代小楼只有“一步之遥”，离聂耳在上海最后的居住地也不远。

人们想象中一些可能发生过的历史片段，逐渐有了更具象的画面：86年前，聂耳是否也曾沿着淮海路，一路漫步到武康大楼，请彼时居住在那里的王人美试唱《义勇军进行曲》，然后从大楼一路向南走，到百代去上班。

更早些时候，1934年4月，聂耳已进入百代唱片音乐部，协助任光开展收音、抄谱、作曲、教唱等工作。此时的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由田汉所领导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

武康大楼

“无论是电影拍摄地、唱片灌制地，还是田汉、聂耳等相关历史人物的旧居，都让我们意识到，国歌诞生的足迹遍布上海，而不是局限于一小片区域。”百代小楼调研小组成员、徐汇区委党校综合研究室主任张旭东说，应该有一张地图，还原国歌在上海诞生、传唱的全部脉络，全景展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图景。

在此之前，2009年，杨浦区已经于荆州路151号建成国歌纪念广场和国歌展示馆。黄浦区则于2008年在北京东路780号黄浦剧场内，辟建了“国歌由此唱响”爱国主义教育展厅。静安、虹口等区近年来也不断加强对田汉、聂耳旧居等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开放。

对于红色遗迹遗址的挖掘与保护，上海各级层面都不遗余力。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百代小楼调研组实地走访了上海各区以及中国唱片、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专业机构，还前往北京、长沙、昆明、厦门等地挖掘史料，初步梳理出三大类共20处上海与国歌诞生有关的纪念点位。

一幅遍及上海的“国歌诞生地图”，呼之欲出。

“国歌诞生地图”包含三大类20处纪念地。 舒抒 摄于百代小楼

近代工业的缩影

在“国歌诞生地图”中，第一类纪念点位“事件旧址”，包含了《风云儿女》的开拍地斜土路2570号电通公司摄影棚旧址、杨浦国歌展示馆、徐汇百代小楼、黄浦剧场，还有凤阳路250号的李树德堂广播电台旧址、方斜路505号原南市公共体育场，前者是第一家公开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台，后者是歌曲的首次千人合唱之地。

为什么是上海？这个问题经常在不同语境中出现。回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与传播，上海的电影工业、唱片工业的繁荣，以及消费文化、海派文化的发展，在其中都有迹可循。

“中国唱片业之所以在上海出现并繁荣，与上海的工业生产配套能力有密切关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文化学者韩斌表示，唱片生产无法仅靠手工完成，需要用到先进的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包括机床、电镀、化学工艺等。上海作为中国工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了这一产业承载能力。

此外，80多年前的徐家汇还有着丰富的水系，能满足唱片生产需要的排水、材料运输等需求。

事实上，上海徐家汇不仅见证了中国唱片业的繁荣，与中国早期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血脉相连。今天的斜土路2570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上海科影厂的所在地。距离这里不远的殷家角一带，周边不仅有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博物馆，更是中国左翼电影重要的策源地，《渔光曲》《马路天使》《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均诞生于此。

上海完善的广播体系则为歌曲的传唱提供了传播平台。1935年6月，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李树德堂”首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规模化的传播带来的是歌曲传唱度的快速积累。于是，一年后的1936年6月7日，南市公共体育场举办的民众歌咏会上，爱国人士刘良模向在场5000余名观众现场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寄回的曲谱手稿，当时的歌名还叫“进行曲”。 舒抒 摄于百代小楼

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消费能力和文化吸纳能力，也从侧面为进步救亡歌曲的广泛传唱推波助澜。

“唱片贵，唱片机更贵。”韩斌说。上世纪30年代，已经有大批移民，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侨民居住在上海，其中不少是负担得起唱片爱好的受众，也使得上海迅速接受了唱片、流行音乐这些舶来文化。

在百代小楼展厅，一份百代唱片原版版税记录的复制件，记录下了《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发行后的部分销售情况。1935年6月至1939年6月，《义勇军进行曲》首个4年周期的唱片总销量达22572张，其中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的销量出现井喷，达10362张。这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呼应。

留给时代的回响

修缮后的百代小楼，每一间展厅都各具特色。在二楼主题为“唱片摇篮”的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台1905年产的蜡筒留声机的复制件。原来，最早发明蜡筒留声机的正是“发明大王”爱迪生。

“镇馆之宝”无疑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首版唱片，金属母版原件如今保存于中唱库房，此次百代小楼获得授权，展示了一比一复制件。观众扫描二维码，还能现场聆听原声，站在当年灌制唱片的情景中，感受86年前的时空跨越。

百代小楼二层展厅 均 舒抒 摄

无论是工艺精制考究的室内天花板、木护壁、线脚、壁炉，还是“修旧如故”的清水红砖外墙、白色混凝土宝瓶栏杆，始建于1921年，距今刚好有百年历史的百代小楼，早已不单单是一座珍贵的历史建筑。

小楼内代代相传的历史场景，引领着后来者迭代传承，赓续创作。

在“国歌诞生地图”中，第二类场景“人物旧居”，包含了田汉1928年在永嘉路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旧址，以及1935年他被捕时居住的山海关路274弄11号。聂耳在沪的居所记载有三处，分别是公平路185弄86号、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和淮海中路1258号。夏衍旧居、任光旧居以及武康大楼等也都纳入其中。

第三类场景“纪念场所”则是对事件和人物的补充。在长乐路、富民路和东湖路合围而成的三角花园，田汉塑像于1995年《义勇军进行曲》创作60周年之际在此落成。复兴西路12号的街心花园里，艺术大师张充仁于1992年创作的聂耳铜像静静伫立在此。

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夏衍旧居。

记者采访时，曾询问调研组和专家们同一个问题：为何我们要在当下深入研究国歌诞生的时间线，重新挖掘国歌诞生的历史细节？

朱曦举了一个例子。在考证聂耳入党的具体时间、地点时，调研组的已知信息是聂耳于1933年初，在当时联华二厂的摄影棚内入党，入党介绍人为田汉。但摄影棚究竟位于上海什么位置，这是需要全新考证的史实。在翻阅了同时期聂耳的大量书信后，调研组终于在他寄给兄长的信件中，发现了当时联华影业的公司信纸，上面标注了详细的地址和电话，足以作为直接史料来考证。

“此前很多关于国歌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这一次，我们研究挖掘出了许多新的直接史料，这是本轮梳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朱曦说。

更重要的原因是，挖掘国歌在上海诞生的过程，人们得以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去唤醒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从电影到歌曲，再到文学创作，上海始终是其中重要的大本营。

而今，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击疫情，在奥运赛场或是撤侨行动中，只要听到国歌声响起，中华儿女的民族团结、奋斗精神、忧患意识都会被一次次点燃、激发。上海这座国歌诞生之城，也用自己始终如一的包容并蓄，吸引着一代代英雄儿女来此拼搏前进，铸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