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什么样的抗战史才可信
发布时间：2015-09-06 发布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抗战的话题，一直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因为网络信息的发达，很多事实浮出水面，这场给全体国民留下沉痛记忆的大抗战也渐渐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在9月3日举行的大阅兵上，33位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抗战的话题，一直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因为网络信息的发达，很多事实浮出水面，这场给全体国民留下沉痛记忆的大抗战也渐渐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在9月3日举行的大阅兵上，33位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受邀参加，似乎也透露出政府当局某种微妙的变化。结合之前关于远征军回家的大量报道、崔永远“我的抗战”系列节目等，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在当下中国，尤其是在广大民间，一股追寻真实抗战史的思想浪潮正在悄然涌动。更多的普通人想知道，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谁在主导，过程又怎样。
然而，这场追寻并不容易。虽然战争过去尚不算太久，但许多事情已经真假难辨。再加上立场的差异，在阅读大陆公开出版的史料时，我们经常会产生疑问：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不好的感觉，在最近一些大陆抗战老兵的受访报道中，也经常遇到。不知是出于在媒体前讲话的忌惮，还是对昔日荣光的怀念，部分老兵喜欢有意无意地夸大事实，他们杀鬼子的情节甚至可以赶上抗日神剧了。还有些老兵，对当年某次战斗中所俘虏人数、缴获枪支大炮的回忆，数量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要知道很多国民党老兵可是连他们当年部队的番号都不大记得了。
国民党方面呢？看过台湾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观众，在大开眼界、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之余，却也很难就此判定它的立场就是百分百客观的。冷静审视的话，同大陆一样，它也充满着某种程度上的美化与避重就轻。只不过，它不像陆那样明目张胆。它是巧妙的、含蓄的，顺便夹带一些私货而已，几乎让人难以觉察。
可见，困扰撰写真实抗战史最大的一道坎无疑是国共双方的立场问题。旅日学者萨苏，近年来在抗战研究领域相当活跃，他在一次采访中就这个问题大倒苦水：“如果你用国内史料来写东西，要么用国民党的材料，要么用共产党的材料，用哪个，另一边都会攻击你。他们不管你的史料的真实性，更多是关注你政治观点的左右。而这一回，我索性用日本人的史料。”
上面的“这一回”，指的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抗日著作《国破山河在》。在此书封面上，一条副标题赫然在目：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国破山河在》分两大部分：战役揭秘篇和人物轶事篇。萨苏援引日本史料，讲述了一些中国官方文献未曾记载的抗战事实，比如淞沪会战期间，曾有一个日本亲王伏见宫博义王在前线被击伤，而中国炮兵并不知晓；1944年西安的一次空战中，一架日本战机被击落，飞行员丧生，这条原本在中国不怎么引人关注的小新闻，在日本军部却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个被击毙的乃是被称为“陆航之花”的日本飞行员中的超级王牌岩桥让三少佐。
除此之外，萨苏还辅以大量珍贵的日本方面的老照片，介绍了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日寇“特别挺进杀人队”真容……这些视角独特的战事披露，生动细致的战场还原，让人感觉新鲜又震撼。
倘若再深一步想，《国破山河在》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对一些著名抗日将领的公允评价，将会矫正不少人头脑中比较极端的抗日史观。比如谈到国民党军的抗战，现在似乎有一种趋势，犹如发现“国民党军是抗日主力”这块新大陆后，不少人喜欢猛夸国民党，内心很享受这种标新立异式的颠覆感。
国民党英勇抗战的事实，正在逐步得到社会公众的承认，这也是难以阻挡的历史的脚步，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不顾事实的赞美、夸大，甚至一好百好，把国民党从战前一直吹到战后，这和另一种被洗脑有什么区别？《国破山河在》一书，就对那些投机取巧、决策失误，甚至怀有异心、丧失英雄气节的国民党将领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揭露和批评。
对二十九路军宋哲元，作者认为宋是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地盘观念浓厚，重用世交潘毓桂，导致二十九军作战计划被全盘泄露。
对东北少帅张学良，作者指出弃守锦州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的最大失误，直接导致东北人心涣散，助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作者尤为感到遗憾地说：“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对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作者用了“黑白汤恩伯”的标题来形容，“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
这些见解，跟国共双方的宣传步调似乎都不太一致。但它们并非凭空得来，而是建立在广泛取证基础上的。萨苏常年在日本生活，在搜集日本史料方面，具有天然上的优势。而日本国内研究战争的书箱，品种之丰富，内容之细化，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破山河在》中提到，日本甚至有一本专门讲述钢盔的专着——《陆军铁帽物语》。萨苏说：“日本人特别喜欢把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记下来，甚至还喜欢拍照片，这是一种先天的东西。有例为证，二战时，美军每次去偷袭日本军队时都要捡日本人的日记，因为日记里清清楚楚地把每一次部队的调动、多少人、多少给养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日本史料也不可全信。在日本一些战时档案、电讯中同样存在着夸大战果、隐瞒伤亡、歪曲事实的地方。那什么样的抗战史才可信？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多方史料的相互交叉印证。《国破山河在》中出现几率颇高的一句话是“经过中日双方资料对比”——既然没有哪一方能够做到百分百客观，就需要彼此来“对质”。历史学家葛剑雄在本书序言中说：“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着中从未提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抗战研究而言，我们的努力其实远远不如日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气候有所缓和，言论相对自由，能够暂且让人抛开无休止的国共纷争和狭隘的立场问题，以做学问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去搜集资料、独立思考，那种态度下写出来的抗战史也许才足够让我们普通读者信赖。
在9月3日举行的大阅兵上，33位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受邀参加，似乎也透露出政府当局某种微妙的变化。结合之前关于远征军回家的大量报道、崔永远“我的抗战”系列节目等，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在当下中国，尤其是在广大民间，一股追寻真实抗战史的思想浪潮正在悄然涌动。更多的普通人想知道，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谁在主导，过程又怎样。
然而，这场追寻并不容易。虽然战争过去尚不算太久，但许多事情已经真假难辨。再加上立场的差异，在阅读大陆公开出版的史料时，我们经常会产生疑问：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不好的感觉，在最近一些大陆抗战老兵的受访报道中，也经常遇到。不知是出于在媒体前讲话的忌惮，还是对昔日荣光的怀念，部分老兵喜欢有意无意地夸大事实，他们杀鬼子的情节甚至可以赶上抗日神剧了。还有些老兵，对当年某次战斗中所俘虏人数、缴获枪支大炮的回忆，数量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要知道很多国民党老兵可是连他们当年部队的番号都不大记得了。
国民党方面呢？看过台湾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观众，在大开眼界、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之余，却也很难就此判定它的立场就是百分百客观的。冷静审视的话，同大陆一样，它也充满着某种程度上的美化与避重就轻。只不过，它不像陆那样明目张胆。它是巧妙的、含蓄的，顺便夹带一些私货而已，几乎让人难以觉察。
可见，困扰撰写真实抗战史最大的一道坎无疑是国共双方的立场问题。旅日学者萨苏，近年来在抗战研究领域相当活跃，他在一次采访中就这个问题大倒苦水：“如果你用国内史料来写东西，要么用国民党的材料，要么用共产党的材料，用哪个，另一边都会攻击你。他们不管你的史料的真实性，更多是关注你政治观点的左右。而这一回，我索性用日本人的史料。”
上面的“这一回”，指的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抗日著作《国破山河在》。在此书封面上，一条副标题赫然在目：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国破山河在》分两大部分：战役揭秘篇和人物轶事篇。萨苏援引日本史料，讲述了一些中国官方文献未曾记载的抗战事实，比如淞沪会战期间，曾有一个日本亲王伏见宫博义王在前线被击伤，而中国炮兵并不知晓；1944年西安的一次空战中，一架日本战机被击落，飞行员丧生，这条原本在中国不怎么引人关注的小新闻，在日本军部却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个被击毙的乃是被称为“陆航之花”的日本飞行员中的超级王牌岩桥让三少佐。
除此之外，萨苏还辅以大量珍贵的日本方面的老照片，介绍了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日寇“特别挺进杀人队”真容……这些视角独特的战事披露，生动细致的战场还原，让人感觉新鲜又震撼。
倘若再深一步想，《国破山河在》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对一些著名抗日将领的公允评价，将会矫正不少人头脑中比较极端的抗日史观。比如谈到国民党军的抗战，现在似乎有一种趋势，犹如发现“国民党军是抗日主力”这块新大陆后，不少人喜欢猛夸国民党，内心很享受这种标新立异式的颠覆感。
国民党英勇抗战的事实，正在逐步得到社会公众的承认，这也是难以阻挡的历史的脚步，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不顾事实的赞美、夸大，甚至一好百好，把国民党从战前一直吹到战后，这和另一种被洗脑有什么区别？《国破山河在》一书，就对那些投机取巧、决策失误，甚至怀有异心、丧失英雄气节的国民党将领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揭露和批评。
对二十九路军宋哲元，作者认为宋是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地盘观念浓厚，重用世交潘毓桂，导致二十九军作战计划被全盘泄露。
对东北少帅张学良，作者指出弃守锦州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的最大失误，直接导致东北人心涣散，助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作者尤为感到遗憾地说：“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对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作者用了“黑白汤恩伯”的标题来形容，“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
这些见解，跟国共双方的宣传步调似乎都不太一致。但它们并非凭空得来，而是建立在广泛取证基础上的。萨苏常年在日本生活，在搜集日本史料方面，具有天然上的优势。而日本国内研究战争的书箱，品种之丰富，内容之细化，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破山河在》中提到，日本甚至有一本专门讲述钢盔的专着——《陆军铁帽物语》。萨苏说：“日本人特别喜欢把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记下来，甚至还喜欢拍照片，这是一种先天的东西。有例为证，二战时，美军每次去偷袭日本军队时都要捡日本人的日记，因为日记里清清楚楚地把每一次部队的调动、多少人、多少给养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日本史料也不可全信。在日本一些战时档案、电讯中同样存在着夸大战果、隐瞒伤亡、歪曲事实的地方。那什么样的抗战史才可信？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多方史料的相互交叉印证。《国破山河在》中出现几率颇高的一句话是“经过中日双方资料对比”——既然没有哪一方能够做到百分百客观，就需要彼此来“对质”。历史学家葛剑雄在本书序言中说：“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着中从未提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抗战研究而言，我们的努力其实远远不如日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气候有所缓和，言论相对自由，能够暂且让人抛开无休止的国共纷争和狭隘的立场问题，以做学问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去搜集资料、独立思考，那种态度下写出来的抗战史也许才足够让我们普通读者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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