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赞化因何结缘《新青年》

1915年9月，安徽人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安徽人或与安徽有关的文化人，这其中就有一位很特别的文化名人潘赞化。

两次藏书楼演说的重要参与者

潘赞化是安徽桐城人、诗人、知名人士。解放后曾任安徽文史馆馆员。1902年春，陈独秀由日本回到安庆，即联合潘晋华、潘赞化、柏文蔚、何春台等人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们从日本、上海带回的各种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夏末遭受通缉，好在提前得知消息，陈独秀、潘赞化等人得以远走异乡。这年9月，潘赞化与陈独秀一同东渡日本，并一起加入了中国青年会，冯自由称此会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1903年4月，潘赞化与陈独秀返回国内，这时国内正爆发拒俄运动。二人迅即回到安庆，筹组安徽爱国会，举行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5月17日，陈、潘等人又在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及桐城、怀宁等学堂的300多名学生到会，声势浩大，当时《苏报》有详细报道。演说完毕后，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当场就有126人签名入社，并推举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即起草社章：“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

潘赞化是两次藏书楼演说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向安徽青年宣传了进步思想，同时也是他接受新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

陈独秀作为唯一来宾为潘赞化证婚

1912年9月，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潘赞化为芜湖海关监督，潘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关卡，打击走私，杜绝偷税漏税。由于措施得力，税收大增。同时，他把大笔税款汇寄给上海同盟会，支持革命。不久后孙中山先生巡视芜湖，接见了潘赞化，并当面赞扬了他的义举。然而次年“二次革命”失败，潘赞化很快被解职。

而就是在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结识了传奇女子张玉良（结婚后改从夫姓潘），并结为连理。而后潘玉良开始了绘画的艺术生涯，两次旅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众多潘玉良绘画作品中，有两幅陈独秀先生题跋的白描作品。两幅作品皆为白描女人背体，其一题跋为：“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左有篆书白文“独秀”章。另一幅题跋作：“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其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下为篆书白文“独秀”章。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启发民智。而对于艺术，他也是很有鉴赏力的，从此两篇题跋就可见一斑。据刘海粟1988年在《潘玉良美术作品选女画家潘玉良（代序）》中回忆说：当潘赞化为“青楼女子”潘玉良赎身并与之结婚时，陈独秀作为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后来陈独秀又对潘赞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潘玉良），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于是建议潘赞化送潘玉良入上海美专学习，并向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极力推荐潘玉良。可见陈独秀是潘玉良走上艺术道路的重要引路人，也可知陈独秀与潘赞化夫妇的交往甚密。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潘赞化也是《新青年》杂志早期的撰稿人之一，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后，陈独秀即向潘赞化约稿，潘赞化欣然领命。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愈演愈烈之时，潘赞化以“潘赞”的笔名，接连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和第五期上发表了《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法国名将——霞飞将军》两篇介绍一战中德、法两国名帅的人物传记。在向国人科普时政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向国内青年宣传着立志报国的思想。他在《霞飞将军》一文中开篇即言：“方今欧洲列强，开有史以来未有之战局。而疆场之上，必有有史以来未有之人物，运筹决策于其中也。……俾吾辈青年有所式焉。”而在文章结尾处，又激励道：“有雄心而又习于辛劳则种种艰巨皆莫能阻”。整个两篇文章，行文流畅，气势不凡，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具有《新青年》杂志的一贯风格。1919年6月，陈独秀与高一涵在北京新世界屋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政府便衣警察逮捕。潘赞化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写信给胡适、李辛白询问陈独秀的情况，并面请章太炎写信给蔡元培，请李光炯转托吴守一等知名人士设法营救陈独秀。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下，陈独秀得以保释，潘赞化可谓立下大功。

抗战爆发后，潘赞化到大后方四川江津国立第二安徽中学任总务处主任，陈独秀当时也避难于江津。为了解决陈独秀家庭生活困难，潘赞化不仅常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接济，还介绍其幼子陈松年到该校工作，并常带着学生备上一些薄礼去陈独秀家探望。对此陈独秀不胜感慨道：“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