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从二等兵成为将军 简朴作风未变

75年前的5月23日，长江江畔的湖北宜昌，码头飞幡飘扬，在与日寇战斗中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的遗体经由这里运往重庆安葬。宜昌城中万人空巷，百姓纷纷前来送葬，其间敌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盘旋寻衅，但祭奠的百姓无一人退祭。

 

张自忠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最高将领，如今，时光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百姓倾城为他送葬时那凝重与肃穆的场面依然被历史铭记。对张自忠将军来说，天津这座城市虽然不是他的故乡，却是他最早接受革命思想启蒙、投身革命运动的地方。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这里做过一年多市长，如今，他的长孙张庆宜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84岁的张庆宜，听他讲述他和张自忠将军相处的短暂岁月。

 

从士兵到将军，张自忠是吃苦在先的将领，他和士兵一样的吃喝穿戴，他的勤俭自律在国民党部队中十分罕见。张庆宜说，面对国家危亡，祖父最渴望的便是去前线抗战。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张庆宜的记忆力依旧很好，平日他能熟练地使用电脑查阅关于张自忠将军抗战的资料。张庆宜回忆，一生戎马的祖父大多时间都非常简朴。1914年，受革命思想鼓舞，张自忠投奔到北洋政府陆军第20师39旅任团长的车震部，“祖父最初只是一个二等兵，那时当兵非常苦，同去的6个人中有5个人都吃不了这么大的苦离开了，就祖父一人留了下来。”

 

从士兵到将军，张自忠是一个吃苦在先的将领，他和士兵们一样的吃喝穿戴，他的勤俭自律在国民党部队中十分罕见。上世纪80年代，张庆宜去了祖父最后战斗过的名叫赤土坡的地方，“那个村子很穷，都是土坯房，旧时村子里没有地主，祖父就居住在一处富农家里，屋里黑得不得了。”他回忆道。

 

曾经的抗战岁月里，学者梁实秋印证了张庆宜的记忆。1940年，梁实秋随华北视察慰劳团先后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所到之处皆是大吃大喝的现象。视察接近尾声时，他来到“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张自忠将军司令部，抗战名将张自忠将军以“四碗菜，一只火锅”招待慰劳团，“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对此，梁先生评论：“高级将领之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多见。”

 

当时的张自忠虽然作战艰苦，在1940年4月1日的一封家信中他这样写道：“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我却十二分快慰。”张庆宜说，面对国家危亡，祖父实际上最渴望的便是去前线抗战。

 

张庆宜保留了一份民国年间一位名为剑心的记者对张自忠的采访稿件，在其中张自忠讲道：“敌人的武器虽然精锐，可是我们的部队，在国仇家仇之下，都咬着牙齿和他们死拼，在伟大的坚强的民族意识和热情沸涨高燃着抗日怒焰之下，他们的武力也和我们平衡了。”对此，张庆宜解释，在那个年代，祖父张自忠认为中国军队在没有飞机大炮、只有步枪手雷的条件下，如要打败侵略者，只有坚定一战到死的决心。他在牺牲前，给部下骑九师师长张顺德留下一份苍凉悲壮的手谕：“襄江屏障，鄂西河防，有误则荆沙不保，川汉势危，影响整个战局莫此为甚。我虽居劣势，然拼得一分则敌减少一分……牺牲代价正自不少，尽我使命，保我光荣战绩，大义所在，不计成败利顿，于势然矣。”

 

“想要胜利，士兵就要不怕死；士兵若要不怕死，那么他们的班长、排长、连长就要先不怕死，冲在最前头；团长、旅长、师长若要不怕死，总司令就要以身作则，在指挥得当的前提下，不能贪生怕死。如果长官不带头，怎么让下面的官兵去做？在当年那种条件下，为了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只有这一个办法。”张庆宜说，75年过去了，人们缅怀张自忠，正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千万中华民族英烈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

 

祖父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他的东西不许家里人动。张庆宜说，祖父有一辆号牌为天津市001号的汽车供上下班使用，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平时家人出门他只让坐自己买的一辆旧车。此外，祖父对家中的佣人很宽厚。

 

张庆宜回忆，祖父牺牲时他年仅十岁，脑海中对祖父张自忠的印象，就像一张张幻灯片，并不连贯地显现出来。“印象里他总是很严肃，但大人们说他很疼我们，小时候他回到家会用胡子扎我们，我们都很怕他的胡子。”张庆宜说。

 

1936年，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后，全家人都跟随他到了天津。“祖父生活简朴，但在天津，作为市长，他不可能太寒酸。”张庆宜说，“当时，天津有一位资本家盖好了一所房子，祖父要来当市长，天津商会说要把那所房子送给他，祖父拒绝了。他请示宋先生（宋哲元），宋先生拿出2万6千大洋将房子和旁边的小跨院买了下来。”张庆宜口中的房子便是如今位于成都道60号的张自忠将军旧居。

 

在张庆宜的印象里，祖父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他的东西不许家里人动。张庆宜说，祖父有一辆号牌为天津市001号的汽车供上下班使用，在当时那是辆好车，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是平时家人出门他只让坐自己买的一辆旧车。此外，张自忠不允许家里人打骂下人。“他不允许佣人喊老爷、少爷、小姐这样的称呼，他们喊我父亲二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就直呼我们的名字。”

 

祖父对家中的佣人很宽厚，张庆宜还记得，有一年山西闹大水，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成了孤儿，祖父就收留了她们，她们平日就帮着家里干活。后来，两个女孩一个嫁给了祖父的卫兵，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团长，出嫁前，祖父还给她们买了嫁妆。张庆宜回忆说，她们在家里生活的时候，祖父每次回家避开家人时都会问她们：“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

 

“‘男的不做吃饱蹲，女的不做衣裳架子。’这是祖父生前对孩子们的要求，他希望孩子们有多大能力就干多少事。”张庆宜说。

 

张庆宜说，曾经有一次接受采访，一位记者问他：“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祖父殉国的消息的？”听到这个问题，张庆宜一愣。因为1940年祖父牺牲时，年幼的他并不知情。

 

当年张庆宜全家人并没有去重庆，而是留在上海租界地，因为那时他的祖母发现得了子宫癌。“当时能治疗子宫癌的地方，整个东亚地区只有上海雷锭医院可以做放射治疗。”张庆宜说。虽然那时日本人不会进入租界地，但当时已占领了上海，气焰非常猖獗，因此，虽然家中的大人们知道了张自忠去世的消息，却为了安全考虑，并没有告诉孩子们。“知道祖父牺牲，已经是全家离开上海去西安的时候了，那时我十一二岁。”张庆宜回忆。

 

在一些关于张自忠将军生平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到重庆后，国民政府国葬张自忠于北碚梅花山。”张庆宜说，事实并非如此，“据我所知，1940年在梅花山是权厝，并非下葬。”他解释说，所谓权厝，是将棺椁放在地面上，在棺椁上盖上土。在那时，这是保护遗体的最好方法了。张自忠将军国葬令的发布是在1947年，当时国民政府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军人中决议给予其一人国葬待遇。不久，蒋介石忙于内战，并未完成对张自忠的国葬。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60年代，人民政府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就地深葬于梅花山。

 

张庆宜虽然没有看到祖父的遗体被运到重庆北碚，但12岁后，作为长孙，住在成都的他每年都会去往北碚祭奠祖父，“那时从成都到北碚，坐汽车需要两天。新中国成立后，我也去过那里，现在他的墓修得非常好。”张庆宜说。祖父张自忠身后留给家人的财产除了北京、天津各一处房产，以及以张庆宜名字买下的天津黄家花园九龙里的一处房子外，并没有多余的财物。后来，张家为了供家中几个孩子上学，不得不将黄家花园的房子出售。“‘男的不做吃饱蹲，女的不做衣裳架子。’这是祖父生前对孩子们的要求，他希望孩子们有多大能力就干多少事。”张庆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