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金蓉：百年前的台湾旅客

—— 梁启超与林献堂　　

 

       乙未割台，台湾由日本统治50年，晚清中国自此丧失了治台的实权。但在福尔摩沙岛上，现实中国虽然退位，文化中国仍保有影响力。在这50年当中，两岸往来并未完全断绝。台湾人向日本政府申请渡华旅券，前往中国扫墓、经商、求学……等，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约略维持每年2、3千人的规模。中国人取道日本前来台湾，数目虽然极少，却并非完全阙如。其中一例，即是因发表排满言论，在日治前期逃亡到台湾的章太炎。

 

　　1898年10月，章太炎经日本诗人山根虎雄介绍，到《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担任记者。他仅停留了短短7个月的时间，翌年5月就渡向日本。他对在台日本官吏印象不差，不习惯的是资讯封闭。他曾写信给汪康年，希望以台湾的报纸和他交换阅读《昌言报》。甫在横滨创刊的《清议报》，也有章太炎从台湾寄出的投稿。他署名“台湾旅客”，投稿〈答学究〉和〈客帝论〉两篇文章，也写过诗致赠康有为。很显然，章太炎的文字著述未因寓居台湾而中断，短暂驻足台北的他，仍然藉通信投稿让自己处在晚清知识圈的核心位置。

 

　　那么，7个月的台湾经验，究竟让章太炎留下什么样的评语？在他自订的年谱里，章太炎简短写下他的台湾感想：“台湾气候丞湿，少士大夫，处之半岁，意兴都尽。”士大夫太少了，这是章太炎对台湾失去意兴的主要原因。除了结识少数两三位日本官吏之外，章太炎没有台湾朋友，没有一点点在地化的台湾生活点滴。

 

　　章太炎来台湾的时间早了一点。1899年的台湾，日人治台第4年，台湾的士绅刚刚面临说日文的新来政权，大多仓皇以对，大家族纷纷内渡中国以求自保。早就和盛宣怀、陈宝琛结为亲家的板桥林家，选择落脚漳州、鼓浪屿，在1910年代以后纷纷将子弟送往伦敦、东京留学。以《台湾通史》而留名的连横，乙未割台时他18岁，凑了一点旅费之后内渡中国，短暂读过上海的共学社，1897年就回到台湾。章太炎离开台湾的1899年，日人在台南创刊《台澎日报》，连横进入报社当汉文部主笔，这是他一生新闻事业的起点。章太炎虽然没有在台湾认识初出社会的连横，日后连横却在《台湾通史》付印之前，邀请章太炎写序。这恐怕是对台湾“意兴都尽”的章太炎，始料未及的一次连带。两人甚且在同一年去世了。

 

　　在日人殖民统治台湾的前期，不少台湾青年为了寻求文化中国的传承，实地前往北京、上海留学。也有人摸索流离，难以定位。雾峰林家诗人林痴仙、林幼春在泉州一带盘桓几年后，终究回到台湾。逐渐成长的家族领导人林献堂，则比较接近章太炎笔下的“士大夫”。出生于1881年的林献堂，幼年正逢雾峰林家鼎盛时期，父亲林文钦和下厝林朝栋俱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推动

 

　　台湾近代化过程中最得力的在地推手。身为长子的林献堂，自呱呱坠地后就被族人寄予厚望。他曾在诗里记下了欣欣向荣的童年环境：

 

　　忆自坠地初，家门多淑德，头角颇峥嵘，丰姿亦歧疑，亲友殷属望，鹏程谓无极……

 

　　鹏程万里奠基于基础的教育。秀才出身的林文钦，对长子林献堂的教诲格外用心，献堂也不负父望。他自7岁开始，在雾峰林家开办的家塾“蓉镜斋”接受正规的儒家教育，老师是一位传统学者何趋庭。日人治台之后废掉了清代的科举，对台湾子弟来说，读书不再是为了求取功名。当台湾子弟的求学方向，从科举功名转向学计帐、写日文信等较实用的学科时，林献堂仍旧浸淫在汉学领域里。他17岁开始跟随白焕圃学经史，藉经史学习而形塑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始终未因日人统治而稍减。

 

　　在日治前期，未受日文教育的台湾士绅，主要的新知来源仍靠阅读中文。以林献堂为例，从海外订购而来的报纸，是他吸取新知的管道，包括上海的《万国公报》、戊戌政变后在横滨诞生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他甚至还读过《民报》创刊号而初晤三民主义的理论。这方面的新知来源，主要得归功于他的堂侄林幼春，乙未割台时，林幼春滞留在中国的时间比较久，比林献堂更早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改革思潮。当梁启超在推动戊戌变法时，林幼春非常推崇。待梁启超著述愈来愈多之后，林幼春经常将任公的新书介绍给林献堂。对梁启超提倡民权的种种言说，林献堂一心向往。但真正受到任公的冲击，却要等到1907年，在日本奈良的一家旅社里。

 

　　1907年，林献堂27岁，儿子陆续出生，他第一次前往日本，目的之一是准备将小孩送去日本读小学。他心里惦记着寓居日本的梁启超，向往能亲自拜访见上一面。林献堂直接去位在横滨的新民丛报馆，结果梁启超不在。巧的是，林献堂和随行的秘书甘得中顺道旅游奈良，在住宿的旅馆里翻阅旅社登记簿时，赫然发现《新民丛报》发行人陈筥笙的名字。甘得中揣想，陈筥笙一定知道梁启超人在哪里。于是，甘得中请旅馆的女侍带领他上三楼，正在走廊上交涉，准备请女侍先拿名片去敲门时，突然：

 

　　正在谈话间，室内突走出一位问何事，答以我台湾人，欲知梁任公先生行踪于潘陈二君。那位又问你找他何事。余说素读他文章，久怀仰慕，冀一识荆耳。那位乃相揖入座，即曰：我即梁启超也……

 

　　平日以台语生活的林献堂，突然遇着出身广东，以北京话活跃于中国的梁启超，双方口头沟通不良，于是掺杂着笔谈。梁启超一落笔：

 

　　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

 

　　一个是流亡日本的中国新锐政论家，一个是前往殖民母国寻求出路的年轻领袖，那次的晤谈给予林献堂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当面告诉林献堂，30年内，中国绝对没有能力可以救台湾人。他建议林献堂效法爱尔兰，放弃流血武力，改以柔性的抗争，与日人的朝野结托，以便取得参政权。梁启超此番话，深深影响了政治意识初初启蒙的林献堂。从1920年代起，林献堂以温和态度在台湾本土领导抗日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可说来自梁启超的影响。

 

　　继1907年在奈良的初次会面之后，1910年，林献堂带领两个儿子前往东京留学时，专程到神户须磨浦的双涛园拜访梁启超。这次的拜访，促成了隔年的梁启超台湾行。梁启超曾说过，游台之行“蓄志五年”，从奈良到台湾，念念不忘到台湾考察的梁启超，终于在1911年成行。

 

　　梁氏来台之前，台湾的士绅、读书人对他并不陌生。他流亡日本时的一举一动、他和友人的书信，台湾的报纸皆有报导。例如，他抵台之前的12月23日，《台湾日日新报》上刊载一段《申报》记者的观察：

 

　　梁公近居日本，忧愁抑郁，居恒着国风报以自遣。日前有得其与友人书者，悲壮苍凉，读其词，几不减屈子天问也。节录于左，以告海内外心乎任公者……

 

　　这则报导里提到的“海内外心乎任公者”，除了旅日的中国留学生之外，台湾的士绅、读书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梁启超“粉丝”。《台湾日日新报》上经常读得到任公的近况，就是最好的验证。随意翻阅那个时期的报纸，1907年7月20日，一则短短不到百字的报导，提到北京政府禁读梁启超写的书。而在同一年，林献堂和梁启超在奈良“巧遇”之后，梁启超当面答应林的邀请来台，自此引起岛上知识分子的期待，纷纷写信给梁启超。引介梁启超的思想给予林献堂的林幼春，曾在信中白描披露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之下的痛苦，期待能藉梁公来访，启迪民心：

 

　　……南海先生与先生同时去国，斯时心灰望绝，每阅报纸，泪不觉其承睫也。台湾蛮鄙之乡，声化素隔，略识文字，已成凤毛……学校程度甚低，开化无期……

 

　　先生救国之诚，薄海同钦，再造玄黄，必有成算。如或悯此一方，游辙南指，引绳批窍，为之导迷，则螳斧之微，虽碾骨为尘，尚能为厉也……

 

　　林幼春以“蛮鄙之乡”形容百年前的台湾，这在今日台湾至上论者看来相当自贬的说法，却是彼时的实情。林幼春属于西渡中国向学的第一代台湾知识分子，且出身富有家族。他会发出这种感叹，当可想像。日治初期报纸上，也出现过来自其他阶层的类似声音。曾有一位署名“希望者”，在梁启超来台的1911年5月投书给《台湾日日新报》：“本岛绝少藏书家，所有青年好学者，欲潜心考究，恒苦无取资，即大稻埕及艋舺各书肆，所发售者亦仅手札、诗、小说等，然多缺而不备，无从购取，安得有志者为发起，倡立图书馆，集腋成裘，俾得扩充眼界也。”

 

　　1910年代以前的日治初期，台湾子弟还没有具规模的留学风潮。受日本公学校教育长成的一代，约略从大正年代(大正元年也是辛亥元年)以后，才渐渐长成具有日语能力的知识分子。在梁启超来台之前的台湾社会，读书人自力救济，各自想办法温习旧学、接触新学。林献堂的秘书甘得中，也是最早去中国留学的其中一位。1910年前后他离开上海时，便寄存了200元在上海译书局，希望译书局能在他离开之后，每有新书推出便邮寄到台湾，他的目标是替故乡台中挣得200本新书。

 

　　林幼春寄信去日本，喋喋向梁启超诉苦，反映了岛上知识分子的郁闷。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有他的忧愁抑郁。在中国境外的日本“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他有他的革命任务。而林献堂、林幼春一辈的知识分子，在殖民政府的监控之下，也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受到梁启超的启蒙最为显著，殆无疑义。这样的启蒙影响，诗，成为最直接的见证。嗜写的梁启超，左手写诗，右手以新式白话文，记录了游台观感。

 

　　笠户丸从横滨出发后，梁启超开始以诗记录，总题曰“海桑吟”，全为了游台而写。首先，他在初春离开日本，在须磨的住处“双涛园”“繁樱正作”。辜负了花事，已经有点遗憾了。他写道：

 

　　我生去住本悠悠，偏是逢春爱远游；

 

　　历劫有心还惜别，樱花深处是并州。

 

　　随着船浪前进，还有更遗憾的事呢，梁启超出发后写的第二首诗，流传最广：

 

　　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

 

　　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大船出发的第二天，在马关条约的签订地稍作停泊。中、日代表李鸿章、伊藤博文签约的“春帆楼”，是台湾人的伤心地，也是梁启超的伤心地。“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梁启超以看似简单的讲法，发生了多少年、在哪里发生，却架构了触景生情的时空剧场：已经17年了，即使浪涛经过，也会同感哀伤。

 

　　这艘开往台湾的轮船，船上自然会有返乡的旅客。梁启超在船上听到“台湾遗民”讲述亡台事迹，写下了他的感想：“汉家故是负珠崖，覆水东流岂复西。”江水东流，历史不可能改变方向、重来一遍。不过，因为历史发生而认识的友朋，不也是悲哀历史的意外之获！出发后的第三天，梁启超在船上接到发自台湾的电报，他写道：

 

　　迢递西南有好风，故人相望意何穷；

 

　　劳生不被天公妒，默默灵犀一点通。

 

　　这封来自台湾，祝他“海行安善”的电报，发信人是和他“灵犀一点通”的林献堂。梁、林虽然先前仅曾短暂会面两次，彼此已有灵犀互通的感应，这是两岸交流史上很特殊的一次吉光片羽，当笠户丸即将抵达基隆时，梁启超写道：

 

　　番番鱼鸟似相亲，满眼云山绿向人；

 

　　前路欲寻泷吏问，惜非吾土忽伤神。

 

　　台湾，以满眼的绿意迎向贵客，家乡在广东省新会县的梁启超，对大陆南方的翠绿山水必不陌生；台湾的读书人也熟悉他的家乡背景，不时听到用“广东产也”来形容梁氏。在广东“出产”的梁启超，远望台湾的景色而认为与家乡类似，是相当容易理解的事。

　2月28日，林献堂亲自前往基隆码头迎接，秘书甘得中也随行。一起去迎宾的，还有连战的祖父连横，以及数十位台湾士绅。他们接待梁启超搭火车，从基隆乘往台北。这段由首任巡抚刘铭传兴建的铁路，让梁启超感受到台湾已进入近代化的建设进程。在台北停留的5天时间里，梁启超参观了总督府、电报局、邮政局、台北兵工厂等，也观察大稻埕市街建设，并到“中法战争”的淡水战场参观。他写下〈台北故城〉诗，记述初抵台北的印象：

 

　　清角吹寒日又昏，井干烽橹了无痕；

 

　　客心冷似秦时月，遥夜还临景福门。

 

　　初抵景福门，伴游的林献堂、连横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述说台北建城的历史。刘铭传治台6年，奠下了近代化的基础，梁启超才知道，“台北省城亦壮肃(刘铭传的别号)所营，今毁矣，犹留四门以为饰，景福门即其一也。”梁启超再写一诗以为见证：

 

　　桓桓刘壮肃，六载驻戎轩，千里通驰道，三关巩旧屯，

 

　　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谁论，多事当时月，还临景福门。

 

　　昔日映照刘铭传建城的月亮，如今仍俯临景福门上空，可是，台湾易主，离景福门最近的景点，就是总督府了。昔日是刘铭传的巡抚衙门，如今已是殖民者的最高权力机构，梁启超也写下他的感触：

 

　　几处榱题敞旧椽，断碑陊剥草成烟；

 

　　伤心最有韩南涧，凝碧池头听管弦。

 

　　台湾的文人雅士喜爱酒聚北投，梁启超也在这趟台北游程里，慕名前往。他在诗里写道：

 

　　幽寻殊未已，言访北投泉，曲路阴回壑，清流碧喷烟，

 

　　上膏温弱荇，溪色澹霏烟，苦忆汤山渌，明陵在眼前。

 

　　被梁启超形容为“境殊幽邃”的北投，是台北的必游之地。他说，“沿溪数里，喷烟若霏雾”，增加了在台北寻幽访胜的情调。不过，这样的幽秘气氛，毕竟是紧凑行程里的一小段插曲。真正的主戏在3月3日上场。林献堂在“荟芳楼”摆设欢迎会，参加者达一百多人，在殖民政府派出的警察、特务监控之下，能有一百多人齐在一堂的聚会，相当难得。梁启超当场写下的奉谢诗，一夕之间传诵全岛：

 

　　侧身天地远无归，王粲生涯似落晖，

 

　　花鸟向人成脉脉，海云终古自飞飞。

 

　　尊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

 

　　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

 

　　忆附公车昔上书，罪言犹及徒薪初，

 

　　珠崖一掷谁当惜，精卫千年愿总虚。

 

　　曹社鬼谋成永叹，楚人天授欲何如，

 

　　最怜有限哀时泪，更洒昆明劫火余。

 

　　间气神奇表大瀛，伏波横海旧知名，

 

　　南来蛇鸟延平垒，北向云山壮肃城。

 

　　万里好风回舶趠，百年丽日照春耕，

 

　　谁言莺老花飞后，赢得胥涛日夜声。

 

　　劫灰经眼尘尘改，华发侵颠日日新，

 

　　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余生欲泪当杯醉，对面长歌哭古人，

 

　　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纪残春。

 

　　今朝对坐的朋友，一样都是“艰难兄弟”，彼此各有破碎的山河，谁又能料得？梁启超当然是一名艰难兄弟。他变法失败，自中国流亡日本，一心想回中国发展，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面向，任公从来没有停止擘画他的历史舞台。而群聚在荟芳楼的台湾士绅文人，担心隔墙有耳，日后受到日警算帐，不也是一个个艰难兄弟？藉远道而来的中国名人欢迎会上，彼此为台湾的未来相濡以沫，最好能当杯就醉！

 

　　结束短暂的台北5日游之后，梁启超在林献堂的盛情邀请之下，前往雾峰林家度过了此次台湾之旅里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梁启超在4月2日抵达台中和雾峰，和栎社诗友吟诗酬唱之余，最重要的“训示”，是期勉台湾的朋友“不可以文人终身”——不能一辈子当个消极的文人，对国家社稷，务必要有付出。这句话重击了以“栎”字命名诗社的中部文人们。栎，废木也，创社的雾峰林家诗人林痴仙之所以取此字命名，一方面反映了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习诗文不再有前途；更深一层来看，乙未割台，台湾人沦为异国治下的二等公民，不也是一株株废木？

 

　　梁启超适时在1911年访台，给予在政治、社会舞台上初试啼声的林献堂，一次成功的“转大人”体验；而对于茁壮于大正年代以降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化运动青年来说，在不算遥远的未来，充满了“行革命之实”的许多挑战。将梁启超的思想、著作介绍给林献堂的林幼春，在〈陪任公先生分得面字韵〉一诗里，记录了任公来台的冲击：

 

　　十年读公书，一旦识公面，初疑古之人，并世无由见，及此慰平生，春风座中扇，但恨少未学，徒作临渊羡，高深邈难测，窥管目已眩，诚愿弃素业，从公更研链……

 

　　林幼春具有诗人的狂放豪气，他根本就想抛弃旧业，追随任公而去。梁启超返回日本后，一举一动仍牵动台湾读书人的关心。那一年的11月18日，《台湾日日新报》报导，梁氏本年春来台时，与台湾人谈清国大局，“闻其语气，似有不忘其故国者。”台湾人从北京的电报得知，梁氏已被新内阁任命为法部副大臣，“不知其能挥其大手腕，以维持危局乎。”即使过了1、20年，梁启超在日治中期台湾新文化运动里，仍有“导师”的地位。士绅与意见领袖在公开或私下聚会场合，这位“缺席的大师”的论说，仍旧是“新文化”的源头。

 

　　因戊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虽然仅在1911年春天抵台访问两个星期，却因为邀请者——雾峰林家林献堂、林幼春叔侄两人的孺慕之情，使得梁启超其人其言与台湾日治中期兴起的民

 

　　林献堂于1911年6月写信给梁启超，允诺将捐款赞助梁启超办报。

 

　　(国家图书馆出版，《梁启超知交手札》，1996)

 

　　族觉醒与文化运动，产生了被放大的连带关系。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者不时提出警语：梁氏来台一游，无非是为了向林献堂募款，目的是壮大其个人的办报事业，他不可能会对台湾事务付出多大的关心。

 

　　真的是这样吗？梁启超又是如何总结他的台湾之旅呢？他在游台书牍第六信里说道：“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拟辑之，题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写一通也。匆匆作兹游，废文课者浃月，所为责任内阁论，尚未赓续，其他银行政策私议、政党论，皆亟欲成之者，遄返后当并日从事耳。”案牍繁重的梁启超，短暂来台游玩两周，他自认玩物丧志，丧志于诗歌，政经刍议因此荒废了一段时日。不过，游台期间所写下超过百首的诗词，梁启超确实有意出版成一专辑，他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做“海桑吟”。可惜，这部辑子终究没有付印。

 

　　1996年国家图书馆曾在出版的《梁启超知交手札》里，收录了许多未被《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引用或参考的信件。其中，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梁启超从台湾返回日本后，一连写了4封信给他，频频问他“《台湾游记》何日脱稿？”张元济会如此发问，乃是因为他在4月初接到梁启超的信，梁向他表明，准备将台湾见闻著书行世，以醒国民。张元济站在出版者的立场，当然乐观其成，不仅事先拟好稿费，且四度发信询问任公，到底脱稿了吗？

 

　　也许是因为梁启超太忙了，这些让他“玩物丧志”的游台诗词，始终没有正式出版。

 

　　再者，梁启超此行是否果真为办报而募到了款？《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里以“一无所获”，肯定说明于筹款一事毫无收获。可是，根据《梁启超知交手扎》的披露，林献堂写给梁启超的信共有4封，第一封信于1911年6月发出，也就是任公游台的3个月后。林献堂写道，任公来台的佳咏，待诸诗钞讫之后将邮寄过去。其次，“所言之款，当由舍弟带去较妥，行期定在八月间也”，林献堂确曾允诺捐款赞助梁氏办报。这笔捐款是否如期到了梁启超的手里？虽然还没有进一步的佐证资料，这封信足以说明，林献堂并未辜负梁启超的请托。

 

　　遗憾台湾缺少士大夫的章太炎，是一个没有企图认识台湾的台湾旅客。他偶一结识的台湾青年，是经常前往中国摸索的连横。梁启超的台湾经验比较特殊。他因为结识林献堂、林幼春这两位“台湾逸民”(梁任公语)而想到台湾瞧谯，他是一个企图认识台湾、却始终停留在浮面访问的中国旅客。

 

　　从晚清到二次战前，类似这般中、台知识分子之间的邂逅与失之交臂，尚有多起。张我军带着《台湾民报》去拜访鲁迅；1921年，北大教授高一涵访日，在东京的中华青年会馆演讲，在场的听众包括了正在为台湾青年谋求思想与实践出路的林献堂、蔡惠如；郁达夫曾应《台湾日日新报》邀请来台，钱钟书、巴金也曾在战后初期短暂来台访问。我们以今天的流行语来看，这些邂逅与访问，绝大多数有见面而无交流，有发言而无对话。唯一一场称得上有“对话”的思想交流，发生在和梁启超笔谈的林献堂身上。但对于惦念革命大业的梁启超来说，与“台湾逸民”唱诗应和，不过是一生当中偶而逸出的两个星期，出书一事，也就不怎么积极了。

 

　　百年来，台湾从被大儒章太炎形容为“少士大夫”的局面，提升到今日人才济济的水平，撇开客观政治因素不论，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具备足够的自信，再也不需要像百年前的林幼春，汲汲求取来自彼岸的启蒙。可是，失去对于“彼岸”的兴趣，失去对于思想流动的关心，居岛屿而以全球化自满，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大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