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朱自清

《荷塘月色》中“妻”拍着的小小的闰儿，在《儿女》中也只是个话也讲不清的小孩子；如今却是一位白发苍苍笑容可掬的老人了。荷塘依旧，蛙声依旧，月光依旧，时间却已是七十年后了。是朱自清先生的百年诞辰唤回了他分散各地的儿女，也使我终于见到了在散文中相识以久的闰儿和思俞。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四岁以后我就随母亲（武钟谦）回了扬州老家，除了暑假时父亲会来看看我们，就很少在一起了，”朱自清的二儿子朱闰生老人这样开始了与我的谈话，“可是父亲给我的教益足够我一生受用，他是个真正的君子。” “父亲他从来不追求功名利禄，哪怕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坚持不用公家的一张纸；我知道他在成都生活很苦，就寄钱给他，他却一再问我自己够不够花。” 年轻时的朱闰生曾经为了学习新闻进入国民党党报工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份工作该是十分难得的了。可后来，他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是父亲的死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心深深地震撼了我，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地下工作。”解放以后，朱闰生到北京学习，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工作直到退休。 当我谈起《背影》时，老人感慨万千，他说每当他读到这篇文章，眼前就好似有一个蹒跚、辛劳的父亲的背影，只是这背影是朱自清先生自己的，所以更加瘦弱憔悴。

谢过朱闰生先生，我又见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朱思俞先生，朱自清去世那年他才十三岁。 “那些年我们家的生活十分拮据，在成都全家住在报恩寺里。之所以穷，不仅因为当时全国物价飞涨，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一直在还债。” 思俞先生告诉我，在先生读书的时候，由于家里条件不好，是借钱供先生上学的。所以当先生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以后，就努力赚钱偿还这笔债务，一还就是好多年。 “父亲四十多岁以后脾气有些暴躁，我们小孩子都不敢惹他生气。然而父亲依然是那么谦虚，连让我们帮他做件小事都要用‘请’字。我长大以后回想起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光，才体会出他那时的暴躁实在是因为心头压了太多东西，国事、家事、身为一个文人的种种心事，使他受了多少折磨啊！”

朱思俞先生现在是南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而他最初是报考了北航，因为那时大姐朱采芷随曾在国民党任过职的丈夫去了台湾，而大哥朱迈先被打成反革命抓进了监狱，所以没有被录取。

“大姐1964年随姐夫移居美国，大哥已经去世了。这次是大嫂从广西南宁赶来参加纪念活动。”朱思俞先生如是说，于是，我有幸见到了七十七岁的傅丽卿老人。

“我和迈先是1945年在三亚的海军医院认识的，他二十九，我二十六。第二年，我们结了婚，他一直对我很好，人和爸爸（朱自清）一样正直，他十八岁就入了党，后来在扬州做地下党支部书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时，他服从命令加入了国民党，做了上校。谁知道迈先为此竟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说着说着，老人的眼圈红了，“本来迈先他们是起义部队，不应该逮捕，可是五零年他们还是把迈先带走了。”

“迈先他爱学习，也爱文学，杨振声和孙道临都说受过他很深的影响。打内战时，迈先就说过‘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却最终被当作反革命。那时他每月的工资只够买两斤花生油，临走时却给我留下了九十块钱，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跟着我受苦了，我竟连买一双丝袜给你都不能’……”老人终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在海南的时候，迈先总说他很想回家看看父亲，可是我们没有钱买车票，卖了戒指才只凑齐到广州的路费，哪知以后，再没了相见的机会……” 朱迈先曾经劝她把孩子送回扬州老家，自己可以再改嫁，“可是孩子已经没有了父亲，怎能再失去母亲呢？我下决心一定要把他们养大，是陈妈妈（陈竹隐）每个月寄给我三十块钱维系生活，直到我在一家医院找到工作才知道，那时她的工资也只有六十块啊！”

这一次我没有见到编辑《朱自清全集》的朱乔森先生，只是在电话里和他匆匆地聊了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的几句话──感受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理解，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受（毛泽东语）──他说过去在父亲身边时隐约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多年后才渐渐的理解了，而这正是父亲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

朱自清先生曾在《儿女》中这样写道：“在这件事上（教育子女），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光辉也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称心满意。”大概是先生，早已预知了五十年后他儿女的境遇吧，他们有的光辉，有的平凡；但他们真的各尽了各的力，这也是先生留给他们每个人的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