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为何会在中国兴起

一百一十年前的9月2日，清廷正式宣布废除千百年来通行的科举制度。在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科举一直备受争议——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它的谴责，认为它应为中国的种种落后负责。如今回头来看，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并未理解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论好坏，它都与中国社会的特性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既根植于中国社会，又深深地重塑了中国社会。

 

科举为何会在中国兴起

 

科举为何在中国兴起

 

虽然中国人对科举制习以为常，但在最初来华的那些西方传教士眼里，这却是一项很不寻常的特殊制度。在所有其它古典文明中，知识基本都掌握在教士阶层中，而官僚是从武士或贵族中产生的，惟独在中国文明圈内是经过官方的考试，从平民中选拔产生官员、士绅。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制度发明？除了中国，全世界惟有朝鲜、越南推行同样的制度，而日本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学习了中国文化，却并未引进科举制，这又是为什么？

 

答案可能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文明最早形成了一种早熟的政治体系，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其法律身份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这就使得国家能够通过某种标准化的规则（最初不一定是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是科举制诞生和顺利运行的基本社会条件，而绝大部分国家直至近现代，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像日本这样等级森严、贵族势力强大的社会不可能引入科举制，引进了也无法运作，因为从本质上说，科举制与贵族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大多数古典文明中，人们在一出生就被教导：一个人的贫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很难、甚至几乎没有机会改变个人命运；“受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机会”之间也几乎没有关系。在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学院并非教育机构，而是和后世的神学院一样的研究机构。古罗马时代的确也有不少学校，但它们并不培养帝国的精英，没人能仅凭在那里受过教育而跻身帝国中枢的元老院，更没有任何一位罗马皇帝曾在这些最高学府就学过。如今受人盛赞的英国几所精英学校——牛津、剑桥、伊顿和哈罗公学，在1850年之前招收的绝大部分学生就出自精英阶层，也就是说，是否接受教育并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

 

因此，虽然许多学者都认定隋唐科举制起源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如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但在我看来，真正奠定其基础的，必须追溯到战国时代的社会变迁。战国时期激烈竞争的结果，使中国形成了“编户齐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在此结构之下，“凡编户之民皆脱离封建时代各级贵族特权的束缚或压迫，是国君统治下的平等人民”（杜正胜语）。从社会结构上说，秦汉以来的国家力量一直试图抑制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横亘着的贵族、豪强等社会中层，因此帝制中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科举制随着君主权力的扩张而不断完善和标准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帝制时代，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对最高统治者有利。西方人早就注意到，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不同，明清时代中国的世袭特权仅限于皇族——但这是一个不断斗争之后产生的结果。在秦汉时期，诸侯、贵族、豪强、富人都是国家权力着力压抑和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们或掌握社会势力，或掌握财富，都能对政权构成威胁，即桑弘羊所谓：“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威罚也。”要压制这些力量，很自然的一个办法便是启用出身寒微的刀笔吏或近臣、甚至太监来集中并夺取权力；由于这些人没有世袭而来的尊荣，其得失进退完全依靠君主的权力，因而听话得多。在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麦哈茂德二世改革时便吸收出身微贱的奴隶来取代旧贵族，以防止各权力中心产生世袭贵族阶层。

 

这样，在中唐之前的近一千年里，贵族的权力总体来说被逐渐削弱和剥夺，其分界点便是汉魏之际的变革：魏国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通过审查品评个人的才能德行，以贯彻对官吏的资格审查。虽然在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这一做法一度贵族化了，但其基本精神却被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为官必须审核其资格，而且相比起血统和出身，更重视个人品行才能，而在贵族制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与个人才干相关。

 

到南朝梁武帝设五馆之后，社会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新风气：即使出身名门者也以不靠门第，而是通过参加考试证明自己的才能进入官场为荣。宫崎市定认为“这就是隋唐时代盛行的科举制度的直接渊源”，“它和科举制度的精神是完全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而这原本是贵族制度里产生的新的异物，“现在贵族子弟为了起家，却必须经过试经检查通过学习就能取得的学业成绩，这明显是与贵族主义精神不相容的异端”。到了科举制高度成熟的明代，朝廷甚至屡次下诏，要求各地土司的子弟必须入学读书，不入学就不准承袭土司，也就是说，贵族身份就算是世袭，也得先去读书。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学校教育的发展。

 

科举为何会在中国兴起

 

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之后，贵族力量受到进一步打击，宋代越发强化科举取士，社会上也就越来越没有能以自己力量抗衡皇权的贵族或诸侯。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是一个符合现代社会演化的现象，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中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相比中世纪欧洲那种世袭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社会恰巧与现代社会一样，任何职位上的个人都不是不可取代的。《法国文化》第四卷中引用1933年的一项报告说：“在现代社会中，至少在法国，考试正在渐渐变为社会组织结构的中枢……血统和家庭的影响力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财富的威力受到严重削弱，在‘羊皮纸’[指文凭]的胜利腾飞面前退避三舍。”这和科举时代的中国何其相似：血统、出身、种姓、家族等先赋性的等级变得越不重要，这个社会就趋向平等，而人们的等级身份就越是倾向于获致性的，换句话说，就要靠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去获取。

 

正是从这种获取人才治国的角度出发，梁启超虽然认为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但他又认为科举乃是“法之最善者也”，可能他也看到，这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事物。事实上，越是保留贵族精英主义传统较多的国家，在这方面采纳得越是迟缓。英国在1855年就已讨论文官考试制度，但推迟了十五年之久才正式实施。安迪·格林在《教育与国家形成》一书中坦承，英国的教育相对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明显不足，“英格兰很晚才形成国家办学体系，被普遍认为在很多教育标准上都很‘落后’”，这正是因为英国社会的保守性和阶级森严，使得学校教育并不能对人们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废除科举：利弊之争

 

自科举制被废以来，国人对它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如吴晗就多次批评科举“这种考试制度强调盲从古人的书本，不许有新的思想，不许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结果只能是进步的思想被扼杀了，科学的发展停滞了”（《朱元璋传》），“（科举）使人们脱离了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史镜管窥》）。连经济学家也认为它应为此中国经济停滞负责，因为科举使许多人困顿科场，“浪费了很多有价值的人力资源；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这些指责有部分当然是对的（科举的确对消磨士人的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并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但也有些是时代错置（任何时代的文官考试都不可能旨在促进“科学发展”，更别提中国古代了，只有现代社会才认为促进经济发展是国家的使命），而对科举制好的一面更是不着一字。但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全无是处的制度竟能顺利运行一千多年之久。

 

对科举制的另一个主要指责，是认为它要求人们记诵的古典，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用处，而废除它的主要动机，也是因为晚清的国人认为这些知识已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全面危机，取代它的新式学校，大多强调实用性的知识，要求所授知识能切合社会生活的需要。但任何事走向极端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过分强调实用的结果，是社会人文素养的衰退。实际上，各国的传统教育所讲授的大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它与其说是一些实用技术课程，不如说是获取一种精英资格而进行的智力准入测试。因而英国曾有一句名言：“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实际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

 

科举为何会在中国兴起

 

在废除科举制的时候，从光绪帝到平民，并没有意识到这项制度的废除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后果。事实上，早在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就已呼吁废科举，而其动因很简单：如果不废除科举，人们就不会真正去支持新式学堂。他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科举废除之后，的确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新式学堂的观念，促成了教育制度的彻底变革，并使中国人更快地接受了新观念和新教育。在1905年之后，报考教会大学的人数猛增，年轻人强烈希望能多学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并提升外语水平，也大大推动了留学热潮，胡适曾在1910年致函其母：“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

 

然而废除科举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此。它摧毁了原先的文治传统，“学、仕合一”的传统终结，到民国时期，官员不再出自文化考试，而大多来自专横跋扈的军阀。儒家学说既然不再是晋身之阶，自此迅速衰落，“传统文化”变为无用之物，四书五经与现实生活几乎不发生直接联系，造成了知识分子严重的心理动摇，“士”的“无用”被映衬得格外明显，使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自贬自抑的新气氛。他们一方面仍像传统士人一样心怀天下，而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不再是社会权力的来源，学生就业前景黯淡，他们感受到深重的无力感。

 

此外，虽然人们常抨击科举迫使士人翻来覆去读几本死书，但它有个重要的好处，即课本的标准化和易取得性，这又与社会平等密切相关。雍正时规定，考生在四书之外选考五经之一——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五经较易记诵的《诗经》、或篇幅最短的《易经》（只有24107字）。这相当于某种全国标准化考试，任何一个乡间私塾都可完成。但1905年之后，新式学堂大多集中在大城市，课本繁多，学费大大超过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极限。据苏云峰《民初知识分子（1912-1928）》，当时上海在学中学生每年需要150元，大学生则要500-690元，而工人每年收入不过100多元，雇农则仅有20-80元。在华中平原，拥有30亩土地的地主，方可供应子弟读初等小学；拥有50亩土地的地主才能供一个子弟读高小；须有200亩地，才能拿出50元支持子女读初中。这不仅使得只有中上阶层的家庭才能供养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促成了社会阶级分化，使人感觉“寒门再难出贵子”；而且由于付出如此高昂学费之后，又未必能获得社会上升渠道，有时甚至“毕业即失业”，于是一种在科举时代从未有过的声音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读书无用论”。

 

可以说，现代中国在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多可追溯到废除科举之后所带来的新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科举制，何怀宏在《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甚至感叹，科举“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具‘现代性’、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却必须在中国想进入‘现代化’时最先被废除，这真像是历史的揶揄。”这自然也是对历史的误读，科举制在很多地方的确看上去很超前、很现代，但它毕竟与现代制度仍有着本质的差异，即便它“看上去很美”，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说，科举被废除的是形式，而其内在精神则通过改造而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