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日记中的蒋介石情感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随着婚姻的延续，蒋介石对宋美龄的依恋之情也日益浓厚。

 

身份模糊的李子青与介眉

 

1949年底，大陆兵败，蒋介石退守台湾。农历新年刚过，心绪灰暗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事务较忙。朝夕各课皆觉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时起报复之意。此乃虚骄之始，又对过去恩怨亦沉浮无定，而对李氏子青之想念为尤，切相离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实在人世否?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

 

使蒋介石终身不能忘情的李子青，行状已不可考。有研究者细读蒋介石日记后发现，1931年2月蒋介石所撰个人事略中，有关于李子青的两段记载：1914年蒋介石在上海参与策划反袁起义时，晚上常去张静江家过过赌瘾。某日晚，正赌之时，“忽想往访子青，故未别而出”。凑巧的是，由于内部有人告密，当晚警察以抓赌为名，查抄了张家，蒋介石躲过此劫。1916年，蒋处理完陈其美丧事后奉孙中山之命曾短期到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之参谋长，“辞后即到北京，思欲一见之子青，而终不可得”。(罗敏：《“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

 

因为蒋介石的日记，一个曾经鲜活的个体，以来无影去无踪的方式，在历史的记载上一闪而过。我们已很难了解，这位李子青准确的出身和身份，和蒋介石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会令蒋在垂暮之年，仍念念难忘。

 

在蒋介石的生命中，同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有另一个青楼女子介眉。蒋介石和介眉交往详情不得而知，但从其日记可以看出，蒋对介眉也是一往情深。1919年4月，蒋与介眉在沪缠绵，以致不克分身看望病中老母，事后他深自忏悔，自记曰：“母病儿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被介眉所迷，蒋介石甚至不满足露水情缘，希望明媒正娶，赎出介眉。但烟花薄幸，本是常态，介眉青睐蒋介石，不过是想缠住他的口袋而已。历史学者杨天石记载，5月2日，介眉致函蒋介石，一派江南小女子气：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介眉致蒋介石函》，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第41页。)

 

收到此信，蒋介石知道介眉终不脱烟花本色，决定壮士断腕，斩断情丝，日记记载了他在爱欲与理智之间的挣扎：

 

“蝮蛇蛰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业!”(1919年5月25日)

 

“妓女嫟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眼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1919年10月1日)

 

1919年10月7日，蒋介石更有一段长篇大论的议论，谈色议情论爱，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与介眉间一段孽缘的总结：

 

“……自有智觉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吾以为已无能屈指，诚所谓决东海之水无以涤吾过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辙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日记中的怨言

 

读到蒋介石的这些言论，难免令人想到初涉爱河的毛头小子，其实，蒋介石这时已过而立，而且早已使君有妇。

 

蒋介石原配毛福梅，1901年蒋介石十四岁时成婚。蒋与毛无感情基础，随着在外日久，见闻渐开，蒋更对毛不屑。1921年4月，蒋日记中写道：“见毛氏与经国擅自城舍归，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竟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6月，蒋母病逝，蒋与毛氏离异。1921年11月28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卒解决，然己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己!”

 

蒋、毛离婚同时，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妾姚冶诚也甚不满意。1919年8月18日，他在日记中大骂姚冶诚：“冶诚赌博不休，恶甚!”不久又说：“早晨未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最后，对姚发展到：“见之心甚愤恚，病症加剧，因即迫令回寓，不欲其在旁侍候也。”1920年5月16日，两人暂时分居，蒋自称：“处置姚冶诚事离合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

 

蒋、姚关系恶化，和姚氏嗜赌固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当为见异思迁所致。此时，蒋介石在张静江家偶遇张妻朱逸民的相识陈洁如，陈洁如年方二七，正是少女的豆蔻年华。受过教育，年轻聪颖，相貌也颇端正，一副新女性的气派，使蒋介石为之着迷。1921年底，两人正式同居。

 

几次三番的离异结合，在蒋的亲友和同志中颇遭非议。对此，蒋介石辩解道：“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然而，在袒露其真实心灵的日记中，却并没有显出以之为无聊，相反，与陈的感情如胶似漆，缠绵难离。仅1922年1月至3月，短短3个月时间，他就给陈洁如寄信6封，密度不可谓不大，两人在上海相偕逛街、看戏，形影难离。迄至1925年，他还在日记中感叹：“近日思念洁如，疼忿交并，留舍莫决。女子情漓，英雄心醉，何其痴也!何其痴也!”大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味道。

 

不过，和大多数风流男子一样，蒋介石对陈也无长性，日久生厌几乎是此类恋情的必然结局。加之陈尚年少，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对之更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一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与宋美龄的相识相恋

 

和宋美龄相识相恋，在蒋介石笔下，大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味。蒋介石最早记下其对宋美龄的好感是1926年7月2日，这天蒋日记记有：“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此后，军事倥偬、政局变幻，蒋、宋只能天各一方。北伐到上海后，蒋、宋再次晤面，蒋日记中记有：“晚同三弟等，宴于乡下小餐馆，别有风味也。”此三弟者，即为宋美龄。8月蒋介石下野后，加紧了对宋美龄的情感攻势，在给宋美龄的情书中，他表剖心意：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吋，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其实力谁也不敢小视，宋美龄自然不会真的将其当作失意武夫加以弃绝。蒋介石出国前夕日记记有：“晚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往访三弟，邀儒堂为我俩作伐。”9月28日，蒋介石启程赴日，是日日记充满与宋的绵绵情意：

 

“六时起床整装往别三弟，情绪绵绵，何忍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亦于此方知也。七时前登上海丸，九时开船，假眠，下午发三弟电后，写字，与琢堂兄谈时局。夜以有浪早眠。致三弟两电，不知其今夜早能安眠否?”

 

1927年12月1日，蒋宋举行婚礼。婚礼上，四十新郎蒋介石“见余爱姗姗而去，如云飘露荷，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置余身是何处矣”。次日，新婚燕尔，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就蒋介石而言，此情此景，颇有浪子终成正果之意味，只是在新人欢笑的背后，还有旧人流不尽的泪水。孤身在美的陈洁如曾致信张静江夫人朱逸民，倾诉一腔苦闷：“想起往事，泪下如注，使我毛骨悚然也，我心成片而哀疼，有谁来爱怜我。”(《陈洁如旅美期间致朱逸民函件摘录》，《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其实，新人欢笑的背后，也并不是没有不和谐音。蒋介石、宋美龄家庭出身悬殊，教育背景迥异，生活习性也不相同，婚姻生活难免龃龉。蜜月之中，两人就爆发争吵，因为宋美龄外出，蒋介石寂寞难耐，“心甚不乐”，因而与宋怄气，结果宋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

 

看得出来，婚后第一次的磨合，宋美龄大得上风，毕竟宋美龄年轻蒋介石十岁，又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个人素质，对于蒋介石这样马上得天下的暴发者，有很大的心理优势。所以，1928年初，蒋介石日记记有：“与三妹往访莲妹不晤，其家有客打牌，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莲妹是蒋介石胞妹蒋瑞莲，因其家中有人打牌，蒋即担心“为爱所轻”，这既可见出蒋介石心灵的敏感，又折射出宋美龄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1928年5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自译三妹电。”这样不经意的一个句子如果和陈诚家书结合看，或许又会产生出一些有趣的内容。在给妻子谭祥的家书中，陈诚说：

 

“蒋夫人问我每日有信否?我就想起蒋先生(中正)译电报的情形了。听说有一次蒋先生给夫人拍一封电报，是蒋先生亲译的。将电稿放在抽屉里，看一字译一字。看见有人进他的房内，即刻将抽屉关好。你看好笑否?”

 

蒋介石自译电报，已经引起国民党高层并不一定是恶意的窃笑，对此，或许只有蒋介石自己蒙在鼓里。蒋介石对宋美龄的在意以及性格中的小心拘谨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中显露无遗。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依恋

 

随着婚姻的延续，蒋介石对宋美龄的依赖与依恋之情日益浓厚。1930年12月4日，蒋介石日记中称：

 

“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

 

中年以后的蒋介石，严守分际，本质上他不是可以在人群中如鱼得水之人，在强硬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一颗敏感孤独的心灵。宋美龄之前，虽然历经沧海，但蒋介石始终认为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感情归宿。在他眼中，宋美龄不仅惊为天人，而且“以公忘私，诚挚精强，贤妻也”，极大满足了他情感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恋情、亲情、友情交织，蒋介石渐渐把幼年时对母亲的依恋投射到宋美龄身上，所以，与宋美龄短暂的分离都会让他感到苦恼：

 

“上午同三妹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百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晚意兴萧然，不知妻其知吾之哀悲吾母而又独居之苦也。”

 

同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下午到汤山休息，爱妻不能同行，可惜。夫妇未得时时同住，是人生一切不幸之由也。”(1931年11月17日)

 

“时思爱妻，望其速回。”(1932年3月23日)

 

作为政治人物，蒋介石不肯轻易信赖他人，但是宋美龄渐渐成为他衷心信赖、依为臂助的伴侣：“今日为我俩二周结婚纪念日也……结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将溃退潼关，吾妻内助之力，实居其半也。”日常生活中，宋美龄常常会让蒋介石惊喜和感动。蒋介石远出回到家中，宋美龄精心准备：“妻盛装整室相候，敬礼如宾，欣慰快乐”;身体不适时，“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花前月下，宋美龄也不失风情：“晚与妻观月，独唱岳飞满江红词”。蒋介石对宋美龄心理上的恋慕从他看似不经意的一段记载中体现得至为明显：“林泉睡眠妻旁，为之心安”。

 

令蒋介石印象尤深的还是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冒险前往西安探视蒋介石，蒋见到妻子，感激涕零：“贤妻忽于下午四时余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事变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妻之扶，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此当为由衷之言。

 

确实，蒋、宋关系可能远远不像曾经盛行的描述那样，只是一场政治婚姻。事实上，作为一个虽然算得上有势力家庭的待嫁女，宋美龄能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强人蒋介石提供的政治资源实属有限，而从蒋介石日记看，他首先爱的也是肉体的宋美龄，其后才是精神的宋美龄，至于政治上，基本很难看到痕迹。

 

蒋介石的无后之忧

 

西谚有曰：和最爱的人吵架，和陌生人说心里话。蒋介石也不例外。正因为对宋美龄依赖太过，蒋介石也很容易伤害到她。1930年12月9日，蒋在日记中反省：“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两字不清———引注)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蒋介石内敛的性格、中国的含蓄传统，影响着蒋介石的人生和事业，也影响着蒋、宋关系。所以，虽然不能说蒋、宋间没有爱情，但对双方而言，爱的典范的定位恐怕内心都会以为实不敢当。比如宋美龄的后母身份就是双方间很难填平的一道沟壑。

 

蒋、宋婚后，现有资料提到宋美龄曾两次流产，这样的打击对蒋、宋都不可谓不大。纬国难言亲生，蒋经国又远在苏俄，自己与宋美龄很难再有后嗣，这使蒋介石常常有绝后之忧。1931年底，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被季米特洛夫称作“已近乎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出面营救，提出以在苏俄的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对此，蒋介石强硬表示：“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

 

咬牙拒绝苏俄之后，蒋介石内心战战兢兢，无后的担忧缠绕着他，使他不断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宽慰：

 

“余何为先人而独忧无后，其志之小可鄙孰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陷，则余虽不能生见其面，待余死后彼必有归乡之日，为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灵也。”(1931年12月27日)

 

“余九死一生，不顾嗣子，不顾身命乃由共党手中以救回党国与民众，而今日所得之结果如此，是理所当然耳。以圣贤立身救人不望当世之报酬，惟有牺牲自身以成其志而已。”(1931年12月28日)

 

蒋介石抬出圣贤和报国等等大道理自勉，恰恰可看出可能“无后”之事对其刺激之深。1932年元旦，蒋介石瞻前顾后，感叹道：“国事家事一无所成，郁郁殊甚，念子尤切，尝以传达在事业不在子孙以自解，且不欲子孙为念也。”1934年9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江西湖口同游石钟山，蒋介石“读东坡石钟山记至‘独与迈乘小舟’之句，不禁叹经、纬之不能随游也”。

 

“家事愁闷，不可言喻。”

 

蒋经国时在苏俄滞留难归，自是无法同游，蒋纬国在国内，见面亦难，其中却另有隐情。蒋、宋婚后，蒋纬国一直与其养母姚冶诚生活在一起，宋美龄与蒋纬国间，长期没有见面。1936年5月蒋纬国到南京受训，蒋介石也未安排其与宋美龄见面：“纬儿来京听训三日，不敢以私妨公，稍有表示，然而爱子之非可言喻，而儿则懵懵不知。”蒋纬国的身世存有重重疑问，这大概是蒋介石不欲他与宋美龄过早见面的原因，而宋美龄因存有对蒋介石的怀疑，可能也不愿见到蒋纬国。

 

1936年10月21日，蒋纬国赴德留学。多年的养育，蒋介石、蒋纬国父子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纬国远走他乡，蒋介石的不舍之情难以克制：“生离之痛亦已甚矣，乃知当年幼年外读时先慈不忍孤子远离之情必甚于今日之余也。”

 

在不舍蒋纬国的同时，蒋介石日记也有对家庭的抱怨：

 

“家中意见不洽最为苦闷。”(1936年10月17日)

 

“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1936年10月31日)

 

“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1936年11月1日)

 

自与宋美龄成婚后，蒋介石家中一直是两人世界，蒋的抱怨对象只能是宋美龄，联想到宋一直未和蒋纬国相见，其中的曲折大体可以有一个轮廓。当然，宋美龄亦非无理取闹，蒋纬国的暧昧身份，让她很难面对，这或许就是宋霭龄和宋美龄会主动向蒋提及营救蒋经国却对蒋纬国不予置理的因由所在。因此，虽然蒋介石对宋美龄甚不以为然，但也无法多说什么，只能在日记中暗地发狠，稍后登临华山时，他写道：“惜未得与纬儿同登耳。惟愿再寿廿五年，重登华山与儿孙等团圆，祝祷上帝福佑我中华民国万世千秋也。”

 

如果说蒋纬国因身份特殊，蒋、宋各有思虑，难言是非的话，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怨言就更加明显。1937年4月，蒋经国由苏俄回国，数年期望成真，蒋介石自然“私心窃慰”。4月18日，蒋氏父子均到杭州，却未相见，当天，蒋日记说：“家事愁闷，不可言喻。”次日下午，蒋介石才令蒋经国来见。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蒋介石的这股无名火来自何方，看看4月26日他在日记另册杂记中的一段，就可见梗概：“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这大概是蒋介石对宋美龄最严厉的批评了。

 

不清楚宋美龄有什么具体的表现让蒋介石如此不满，不过，如果站在宋美龄的立场，她所表现出的嫉妒，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宋美龄也是一个寻常女人。婚后十年的二人世界，骤然被一个和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人打破，难免会有失落，而三代人相会的场面又很容易刺激宋美龄想到自己膝下空虚。当蒋介石指责宋美龄嫉妒时，可曾想到宋美龄的一腔委屈又向谁诉?

 

蒋、宋关系更进一层

 

虽然骨肉情深，难以拆解，但蒋介石也在刻意淡化蒋经国回国的影响。蒋先是让蒋经国在溪口安心读书，抗战爆发后又让蒋经国到江西发展，父子间并无太多时间在一起。蒋、宋二人世界的格局没有因蒋经国回国而改变，由此引起的蒋、宋间的风波也很快过去。尤其是抗战之初，在日本侵略重压、军事不利背景下，蒋介石深深感受到来自宋美龄的无形支持，两人关系似更进一层：

 

“看书读经如常，心神忧急之象未除，幸妻能解愁耐烦也。”(1937年9月27日)

 

“本日气候阴沉，精神凄凉，所闻所见者皆属悲感之事，惟读经批阅犹未间断耳。妻为伴侣觉我忧患，而百计为之消解忧愁，甚感也。”(1937年12月10日)

 

“本日敌机不断在上空侦察轰炸;而吾妻兴奋快乐之精神更倍于平时，夫妻相爱之切，实我足以消愁。在苦痛忧难中惟此足以自慰。”(1938年10月23日)

 

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日本轰炸场景，曾是共产党人的英国人阿特丽亲眼目睹：

 

“有些政府领袖都住在汉口的租界里面，而蒋氏夫妇却始终住在武昌的旧城里……当我从前线回来第二次访问蒋夫人的时候，我单独和她谈论伤病问题一小时之后，警报响了。她仍然好像没有事似地谈着。蒋委员长进来了两次，穿着棉布制服，朴素得好像一个下级军官似的。当炸弹似乎落在我们附近的时候，她才把我拉到他们的避弹室里。”(弗雷达·阿特丽着、石梅林译《扬子前线》，第188-189页。)

 

正因为有宋美龄，在紧张的战争生活中，蒋介石还可以难得地获得一些轻松的时间：“正午在圣经学校后山眺望福严寺一带风景，红叶青松、和风白日使人心怀豁达，如入太平仙乡。妻为炒蛋饭饷余。”

 

重庆传言：蒋介石有外遇

 

1940年代，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紧张的空气有所缓解，此时，蒋、宋关系意外出现波折。两人关系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44年7月，当时因皮肤病发作，宋美龄准备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蒋介石约集一批高级官员集会，声称要为夫人饯行。关于这次饯行会的情况，王世杰日记写道：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显系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350页。)

 

王世杰日记提到的蒋介石所言“外遇”，指的是1944年重庆流传的一则传言，这则传言在美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被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陷于分裂，在中国和海外产生的影响都可能是严重的。”

 

谢伟思在报告中还具体谈到了蒋介石外遇对象的各种说法：

 

“她是陈洁如小姐，是委员长与夫人结婚前的姘头，一般认为她已得到一笔钱去养老，不再与闻人间烟火了。”

 

“她是陈立夫的堂妹，相当年轻美貌，由陈立夫在夫人逗留美国期间介绍给蒋，以作为一种并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努力来巩固他自己和CC集团的地位。”

 

“她是一位美丽的福建姑娘，经政学系介绍获得了委员长的欢心，政学系企图以此来玩弄其裙带政治。”(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93页。)

 

不管这些莫衷一是的传言有多少可信性，蒋介石和宋美龄关系这段时间比较微妙应属事实。算起来，此时宋美龄、蒋介石都应该年当更年期，尤其是宋美龄反应比较严重，身体状况不佳，蒋介石日记记录了宋美龄当时患病的苦状：

 

“妻病风疹瘰已半年余，近更严重，每夜几乎不能安眠……若上帝不速加怜悯，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经决难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经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顿沉闷，更为可虑也。”(1944年5月3日)

 

蒋介石日记早年有大量要求自己节制性欲的记载，当然这时也是他男女关系最为混乱的时期，与宋美龄结合后，这样的记载逐渐减少，两广事变后，在自认为是收服了最后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后，可能是心情大好，蒋介石稍有放纵，为此曾记有：“由粤回庐休息一周，精神怡悦，体力亦较有进步，惟性欲应自节制，严戒也。”这是1930年代中比较罕见的记载。不过，到1940年前后，蒋介石关于节欲的要求突然增多：

 

“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1939年2月23日)

 

“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动心，其能有成乎?”(1940年2月11日)

 

“不能节欲，焉能救国，戒之。”(1940年4月13日)

 

“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1940年11月14日)

 

蒋介石此时面临如此艰难的克制性欲问题，个中因由，难以臆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无法妄加定论，但和后来出现的传言结合看，或许种种说法，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蒋、宋关系渡过暗礁

 

无论是否发生过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毕竟都是身处最高层的政治人物，虽然他们的婚姻确实不能简单称之为政治婚姻，但政治在其婚姻中的分量无法否认。所以，当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面临着中共的严峻挑战时，蒋、宋间的亲密关系再一次得到加强，宋美龄的陪伴成为蒋介石难以离开的心灵鸡汤：

 

“晚课后，与妻二人聚餐，相互敬酒，共干二杯甚难得也，以平生未敢如此痛饮也。”(1946年3月15日)

 

“正午夫妻两人聚餐，比任何宴会为欢乐也，其味津津无穷。”(1946年10月31日)

 

“正午到黄龙潭野餐，瀑声古树，何不能涤荡我忧患，惟妻煮菜余炒饭甚觉难得之乐事也。”(1947年9月2日)

 

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蒋介石的心绪益加沉郁，患难夫妻的感觉也愈加强烈：

 

“六时半起床，妻言星期日应可多眠一时，稍节劳力，你尚不知自发已全白，长此操劳，精力何以为继。余闻之只有彼此怜惜，互道‘但愿上帝保佑’，予亦无他言可慰也。”(1948年1月4日)

 

“大除夕宴会后放花筒与高升鞭炮，勉效少年度岁之乐，妻更欢悦也。”(1948年2月10日)

 

此时，年逾花甲的蒋介石勉效少年，娱妻，抑或娱己，后人难以索解。然而，喜庆的鞭炮，岂能炸得开内心的悲凉，或许这时候，已经深刻相知的蒋、宋夫妇，才最能体会到心心相印的感觉吧。

 

1949年大陆兵败后，蒋介石夫妇分途从大陆和美国退往台湾，在事业失败的巨大阴影下，蒋、宋渡过了婚姻中的暗礁，进入了人生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