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杂书、写杂文、吃杂食、交杂友

1986年,父亲汪曾祺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题目就叫《谈读杂书》,他在里面说,读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

　　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

　　第二,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浚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

　　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溶入自己笔下。

　　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讲的是写字、写小说,散文不也正当如此吗?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他对“老翁携幼孙行”那一段话很欣赏,和我们提起过好几次,说写文章就应该这样。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他的《蒲桥集》封面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段广告词是他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儿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之“杂”概括得挺准确。

　　老头儿还愿意对文学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他写过一篇《字的灾难》,对当红书法家的招牌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醒他们不要只迎合商业心理,也要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对文学圈里的人,老头儿很少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但是对书法家却直言不讳。大概是他觉得自己不在这一行,非帮非派,又无利益纠葛,说话尽可随便一点,爱听不听。

“爆肚就不能嚼烂”

　　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

　　老头儿看重的是平民化的杂食,是一般百姓的“吃儿”。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老头儿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

　　在家里,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前些年,市面上还没爆肚卖,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部分,然后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

　　老头儿和王世襄先生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属于“杂友”。老头儿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有不少是自己会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

　　文章的最后,老头儿还写了几句:“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官府菜’。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作‘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不知王世襄等同志能同意否。”

　　王先生接着写了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王先生还在文中先说自己才疏学浅,怎敢厕身于学人之林,称自己做的菜为“名士菜”就越发不敢。他说自己做菜“不拘一格,勿论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更不管是什么菜系,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以意为之,实在没个谱。”因此“称我做的菜为‘杂合菜’,我看也是完全符合的。”

　　老先生真是谦逊得可以,都是人们公认的权威了,居然连“学人”的帽子都嫌大,不愿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