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将星黄志勇

百战将星黄志勇（罗版原创）

——资料来自网络

（十）、参加九大

1969年4月，黄志勇在中共九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66年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说，贺龙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1967年1月16日，林彪的嫡系李作鹏说：贺龙要“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当天装甲兵机关和军事院校的造反派们，在黄志勇的默许下，批斗许司令员并抄了家。1967年6月14日，林彪批准对许光达进行批判，黄志勇主持策划了多次批斗会。“913事件”后黄被撤职。

党的九大，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现在装甲兵是谁呀？”

总理说：“是黄志勇。黄志勇来了吗？”

黄志勇在下面赶紧站起来，向主席敬礼，答：“到！”

主席说：“我不是说不要你那个装甲兵。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00米不打，50米开火，他那个‘乌龟壳’子（指苏修的坦克）一下子就完蛋了！”

此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十一）、黄志勇出任总政副主任

读书八年的黄志勇算是文武兼备，曾经担任东野十三兵团参谋长，在湖南担任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在“文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总政搞夺权，尤其是对军队中的问题负有重要责任。1971年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未当选中共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4年12月被撤消党内外职务。

徐帅在回忆录中曾指名道姓地“骂”过黄志勇，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感觉到徐帅如此愤怒！对待徐帅的政治待遇上猖狂得很，拼命压低老帅的待遇。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帅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

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泽东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机去。看来讲“价钱”不行了，我只有背着一个委曲求全的思想，带上医院给我开的一大包中药，连和机关、各团领导同志说一声再见也没有时间，更不可能向在西安部队当兵的大儿子交代几句，就坐上西安至北京的飞机按时报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个什么样的高级机关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组织进行工作”。按条例说或者按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讲，是归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后又增设总装备部），是军委的办事机关，也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设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群工、联络、文化各部门（称二级部）。

群工部当时十二人，部长是宣传工作出身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村夫，副部长是二十八军副政委李平。我任处长的群工处有四人，两个干部，一个是总政留下的，一个是部队调来的。部里还有一个秘书，机关算是最精干了。怎么工作的呢？开始办公，说是机关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下部队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能随便发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只能这样办了，否则又要出错。

1969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总政正式恢复办公。毛主席规定总政编制员额为200人，当时总政不包括直属队，是199人。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的准备工作，于1969年国庆节后启动，首先任命了两位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和田维新。他俩很快到达京西宾馆报到，在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的领导下负责组建工作的具体实施。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一是确定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编制，二是按编制选调干部。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生说:“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人不是照样工作嘛。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200 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生和黄志勇、田维新两位副主任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

一是总政机关干部的编制，定为199 人；二是这199 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按五个 “五分之一”选调。

这五个“五分之一”就是:

一、从原总政机关选调 1/5；

二、从“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干部室选调1/5；

三、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机关选调 1/5；

四、从军师机关选调l/5；

五、从团营单位选调1/5。

这些干部，从来源的系统讲，实际是三个方面:一是原总政机关，二是军委办事组，三是各军区和军兵种。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干部室工作人员的去留，由两室召集人直接同两位副主任和李德生研究确定，不需要别人帮助。从原总政机关和各军区，军兵种选调干部，则需耍组织一个小组负责。于是，就从干部室和政工室各抽出两人组成了选调组。

1969年1O月底至l1月初，全军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按照分配选调干部的任务，陆续将所选干部的名册及档案材料送到了“军委办事组”干部室“选调组”进行了分工一一我和政工室张宝振负责审阅各军区和军兵种报来的干部名册和档案，干部室齐良基和政工室佘宜福负责到总政机关干部学习班及原总政机关干部中选人。

12月下旬，被选调的干部相继到达总政西直门招待所报到，新年前夕全部到齐。12月26日李德生主持动员大会，标志着总政治部的工作正式恢复。

（十二）、田维新担任总政副主任

田维新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在乡下教小学。田维新7岁读私塾，12岁考入铜城高级小学，14岁考入东阿县立师范讲习所，半年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在开国将军中也算是知识分子了。1931年田维新在学校参加组织了赴南京向政府情愿活动。1932年参加组织了“五一”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回乡下教书。1933年考入省立寿张第八乡村师范。抗日战争爆发时，田维新投笔从戎，经张霖之介绍参加了鲁西北地区抗日部队范筑先部，任上尉军需，负责征筹粮款。1938年任少校军需。1939年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7年，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军队领导机关开始成为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军队领导干部成了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沈阳地区的造反派贴出了“打倒东北的陈再道”的口号，并抄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家。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陈锡联接到北京。曾绍山政委因重病住进了野战医院。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以军区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军区文革工作。

　　造反派见沈阳军区主官走了，便组织队伍包围了军区机关大楼。军区机关有的干部主张调部队强行突破包围圈。田维新认为这样做容易酿成武装冲突，会授人以口实。他主张进行必要的准备，对机要部门加强保卫工作后，组织宣传队，敞开大门向造反派进行宣传说理，说服造反派撤走包围圈，让军区机关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敞开大门后，田维新带头向造反派作宣传说服教育工作。他对造反派说：“称们是造反派，我们也是造反派；你们是徒手的造反派，我们是拿枪的造反派；你们是新造反派，我们是老造反派；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开始造反了。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现在你们造反，要造谁的反？你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造谁的反！’我们老造反派跟随毛主席造反多年，最赞成这句口号。不过你们要有证据。只要你们拿出证据，证明谁在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与你们一起造他的反。如果你们没有证据，那可不能乱造一气。军区现在执行战备任务，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如果因为你们的包围而造成军区指挥机关贻误战机，这种后果你们肯定不想见到吧？”

　　田维新还动员军区机关各部部长、副部长亲自向造反派做宣传说服工作，终于消除了对立，撤走了包围圈，军区机关恢复了正常。

　　沈阳军区把这一做法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看后很赞赏，说：“看来还是得见群众，从沈阳的情况看，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毛泽东问周思来：“谁在沈阳军区主持文革工作？”周恩来回答不知道”。又问陈锡联，陈回答说：“田维新。”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沈阳军区有个田维新。不久，田维新晋升沈阳军区副政委，进入大军区副职。

1969 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 周年纪念，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田维新率领沈阳军区代表团进京观礼。抵京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对外称带队人。国庆节后，观礼团继续在京参观。

10月12日上午，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一位总部机关干部一见到田维新就改变了称呼，一个劲地叫“首长”。田维新对他说：您别开玩笑了，您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的，我怎么能当你的首长呢？”

对方回答：“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我已经见到命令，您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您别开玩笑了。”田维新一点不相信这出乎意外的消息，他立即要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果然，军区已接到命令。说实在的，在那种微妙的年代里，田维新自己很不愿意到总部机关工作，尤其是被正当权的林彪彻底“砸烂”的总政治部。但是，正当他准备返回沈阳时，却被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召见了。“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田维新来到办事组时，另一位同时任命的副主任黄志勇已经在先了。办事组组长及组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坐在那里。

　　邱会作认识田维新。田维新在16 军任副政委时，邱会作曾以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前去检查工作。一见田维新进来，邱会作便上前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黄、吴、李以及黄志勇。田黄两人是初次见面，又将一起共事，所以两人握手时都很热情。邱会作打趣说：看你们俩的亲热样，以后能合作好。”田维新还想找个借口溜回沈阳，他对邱会作说：我要回去交待一下工作。”

　　“给我要陈胖子，”邱会作没有正面回答田维新，而是命令办公室主任接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邱会作拿起话筒对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陈胖子，田维新不回去了，你给他派个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来。”放下电话，邱会作对黄志勇和田维新说：‘限你们在三个月内组起总政治部班子。”

林彪一伙在“文革”初期砸烂总政治部后，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的工作。现在任命了两位副主任，打算重组总政机关工作。田维新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走马上任。

作为总政副主任，田维新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批件，竟是让他们两位副主任确定李德生是当总政第一副主任还是主任。田维新正是从这一奇怪的批件中觉察到其中的不正常之处。总政治部重组工作开始后，急需解决的是确定一位主任。毛泽东有意让李德生出任总政主任。李德生在安徽的支左工作和对地方事件的处理方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却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建议12 军军长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或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批了两个字：同意。黄永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料难题又要由他自己来解决，你提了两个方案，毛泽东同意了，你看着办吧。黄永胜又耍了个小聪明，他在报告上批示：“清黄、田两位办。”企图把责任推给新上任的两位副主任。

　　接到上任后的第一份批件，黄志勇和田维新可慎重了。凭多年的工作经验，田维新从这份报告的内容和批示中，看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几个人和毛泽东之间在干部人选上有不一致之处。但是，自己刚到总政治部工作，情况很不熟悉，不能贸然行事。他主张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等有明确的指示后再办。1969 年12 月10 日，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正式下达。12 月26 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通告总政治部正式开始办公。李德生到任后也进入了军委办事组。总政开始办公后，怪事仍然不断。1971 年夏，李德生去东欧访问期间，总政的另一个副主任拿着一张条子来找田维新说：‘田副主任，黄总长给我一个条，你看一下。”田维新接过条子一看，是海军一个干部写的，条子说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蒋润观“不是咱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当保卫部长”。怎么样，换一个吧。”等田维新看完条子，那位副主任便叮了一句。

　　“说蒋润观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什么证据吗？”田维新不打算轻易表态。黄总长给的条子，还有什么好怀疑的，马上换人。”那位副主任紧逼了一句。黄永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林彪手下的第一红人，炙手可热，抬出黄永胜这块牌子，是可以吓一吓人的。生任出访了，等他回来再说吧。”田维新也抬出一个过硬的理由。主任不在家，副主任哪能随便处理二级部的主要干部问题。这一下对方没词了。李德生回来后，对方不再提此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蒋润观却因此上了一道政治保险杠。“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提出蒋润观是林彪线上的人，应予以停职审查，田维新把上面发生的那一件事一说，蒋润观与林彪集团的关系便得到了洗脱，他仍然当他的保卫部部长。

1970年12月26日，总政治部各二级部成立并开始办公。

总政办公室秘书长王迪康，副秘书长肖麦萍（1972年9月底任山东省军区副政委）、华楠（1972年10月增补）；

组织部部长李宝奇、梁济民（21军政委1972年6月调任），副部长孙子斌、陈占楼（1972年11月增补）、刘安元（1973年11月增补）；

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副部长王如炎（1972年1月免职）、朱光、刘智民（1972年10月增补）、陈光兴（1972年10月增补）；

群工部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沈辰（1972年5月增补）、宋英奇（1973年3月增补）、蔡啸（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73年11月增补）；

宣传部部长（缺），副部长栗光祥（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刘永寿、翟呜武；

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徐海涛（1972年10月增补）。

直属政治部改为总政直属政治处，归总政办公室领导，主任李平。

联络部、文化部、青年部1969年11月28日撤销。

（十三）、

见到林彪

1970年5月19日下午4时，总政治部值班室军委一号台电话响起，林彪的办公室通知：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副部长，包括解放军报社的负责人，集中乘车，5时到达毛家湾。

总政治部办公室急忙通知有关人员集合，当时有五位部长、副部长出差，李德生和黄志勇、田维新两位副主任、十一位正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社负责人一共十四人，按时从总政治部机关出发，赶到毛家湾。进入会客室，只见里面沿墙摆着一圈沙发，大家在叶群的招呼下坐定。林彪这才从西面内室走出来，向大家致意，然后径直坐在中间沙发上。

事先安排好的摄影人员开始照相了。镜头转到林彪，林彪摸摸胡子说：“我还没有刮胡子呢。”叶群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说：“我就喜欢你的胡子。”并且让摄影员多给他们照几张。林彪指着在座的众人说：“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上。”

拍照完毕，林彪开口讲话说：“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只认识李德生同志、黄志勇同志。”要说他认识李德生，只不过是在九大几次会议上见过而已，并没有单独谈过话。黄志勇原是四野的一位兵团参谋长，倒是熟人。

为了显得亲切，他对其他十二人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然后夸奖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比较成熟了。”又说：“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一连用了五个“新”字，来表示他对总政治部的“褒奖”。

林彪开始言归正传了。他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

林彪讲到这里，叶群马上插话说：“林彪同志十几岁的时候，就爱读政治理论书籍。”

林彪再次肯定说：“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指着黄永胜、吴法宪说：“你们知道，我在东北，首先也是搞政治。”

黄永胜连连应声说：“东北的胜利，也是靠政治。”

“调停”陈伯达家事

1970年10月政治部文艺单位即军乐团、文工团、军事博物馆、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校等单位，由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中将领队，野营拉练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当时住于狼牙山下的北河北村，请了当时五壮士的连长给我们作报告)。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庐山二中全会

夏天的避暑胜地庐山，正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季节，横空却飞来一道“封山令”！

　　军队“接管”了整座庐山，大批全副武装的战士日夜在山林里巡逻。游客自然被挡在山外，但是庐山上还住着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怎么办？无一例外都受到严格的“一刀切”。一旦被政治这把“刀”切下来，立即“押送”出山，甚至山上的几名和尚也被“骗”到山外。

　　江西省从南昌、九江选调了大批的技术工人，加紧整修庐山上的大小别墅。还专门培训了“绝对可靠”的厨师、司机、接待等服务人员。纪律如铁，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更不准透露自己的去向。

　　1970年8月15日晚，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王良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打电话，问正在安徽调研的李德生到庐山开会，是回北京再去，还是直接从安徽走，李德生说直接去。

　　8月20日，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通过保密电话，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出通知。但是只是说开会，却没有说到哪里开会，急事或急件由中央办公厅转。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全部由专机接送。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峰顶架起了雷达天线，北面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按要求，各地的中央委员必须在8月20日上山。专机任务不仅多，而且复杂。因为九江机场不能降落大型客机伊尔-18，必须在安庆换乘小型客机伊尔-14。林彪当时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也要到安庆换小飞机。为执行大机群任务，时念堂（专机师师长）专门到安庆坐镇，组织换乘。

　　不要说外人，就是与会者，也身处“迷魂阵”中，不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直到坐小汽车过牯岭，穿过大隧道，进入“禁区”，这才知道来到了庐山。

　　“文革”前的中央会议多在外地开，杭州、武昌、郑州、成都、南宁、北戴河等地都开过。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经常周游“列国”。而“文革”开始，各地乱起来，事情又多又急，所以中央的会议基本“圈”在北京。到了1970年，全国的局势基本趋向平稳，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庐山举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接下来召开四届人大。

　　九届二中全会是建国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此后，中央的会议再也没有上过庐山。有人戏说庐山不“吉利”，两任国防部长都从庐山上栽下来了。那为什么毛泽东要把开会地点选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而当时，他们只是知道揪出了陈伯达。（采访中将黄志勇笔记，2000年2月12日）可谁能想到，林彪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呢？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前风和日丽，没有一点点满城风雨近重阳的感觉。

　　8月20日下午，一身夏装的周恩来坐专机从杭州飞来，傍晚上山，他是最后一个上山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似乎没有什么警惕性，他住在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小楼里。这里交通方便，便于与人接触，也便于打乒乓球、踢足球什么的。

　　别墅的分配是这样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住，中央委员两人住，候补中央委员三人住。每幢别墅配一名服务员，两幢别墅配一名厨师。似乎还是“人以群分”的原则，李德生和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是邻居，朱德和陈伯达是邻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住地比较近，站在王洪文的门口，可以望见张春桥、姚文元进出。

　　上山第二天，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周恩来就全会议程书面报告毛泽东和林彪，然后分别前往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宋双来（候补中央委员）回忆：会前两次被告之，这次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8月10日）和《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通过。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备战工作的文件，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所有的与会者一样，周恩来感到轻松。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来访者，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不少与会者都是第一次上庐山，遗憾时间太短，偌大的庐山还没玩过来，会就散了。会前中央委员们抓紧时间四处饱览，姚文元陪江青游了仙人洞，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央委员在瀑布前合影。叶群邀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游仙人洞，并合了影。邓颖超早有计划，邀请几位老大姐，会后去井冈山转一转。

　　在飞机上，李雪峰得知宋双来是第一次上庐山，说这次会议不紧张，庐山很美，景点多，文化遗迹也不少，可以多转转。会前宋双来两次在景点“撞见”李雪峰，可见李雪峰的心情也很轻松。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十四）、审查蒋润观

1971年11月，军委一次办公会议上，有人提出总政保卫部长蒋润观“是林彪分子”“应立即审查”。

蒋润观在新四军就是黄克诚第三师第十旅政治部的组织干事，在志愿军五十四军入朝的时候是主力师一三0师师长兼政委，屡立战功，升任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被选拔到苏联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回国后，1959年12月—1964年2月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1964年2月—1969年2月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1969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参加办公会议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一时为难，因为他印象里觉得蒋润观是一位很正直的人，但是处在他的角度反而不好为蒋润观解释。

这时，坐在李德生背后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举手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点头示意允许。田维新就讲了一件事情：

1971年夏，李德生去东欧访问期间，总政副主任黄志勇拿着一张条子来找田维新说：“田副主任，黄总长给我一个条，你看一下。”田维新接过条子一看，是海军一个干部写的，条子说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蒋润观“不是咱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当保卫部长”。”

“怎么样，换一个吧。”等田维新看完条子，黄志勇便紧跟了一句。

“说蒋润观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什么证据吗？”田维新不打算轻易表态。

“黄总长给的条子，还有什么好怀疑的，马上换人。”黄志勇紧逼了一句。

黄永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林彪手下的第一红人，炙手可热，抬出黄永胜这块牌子，是可以吓一吓人的。

“生任出访了，等他回来再说吧。”田维新也抬出一个过硬的理由。

主任不在家，副主任哪能随便处理二级部的主要干部问题？

这一下对方没词了。李德生回来后，对方不再提此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田维新讲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议论纷纷，大多数认为蒋润观没有政治问题、可以过关。

叶剑英最后表态：“蒋润观同志没有政治问题，不动为好。继续工作。”

四年之后，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企图调上海警备区的警备师政委徐海涛担任总政保卫部长。这样，蒋润观调任福建省军区政委。但是，张春桥的企图也没有实现，接任总政保卫部长的是史进前，郝苏和徐海涛担任副部长。

粉碎四人帮之后，蒋润观回北京担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后来担任总参训练部副部长、总参顾问等职。80年代，蒋润观积极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工作，并担任《战略战争》分册的主编。1988年他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奖章。1990年3月5日，蒋润观因病逝世，终年74岁。

（十五）、黄志勇突然被审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事件震惊中外，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众多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员，并于9月18日发出〔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共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他们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

“林彪事件”后，首先被抓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付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先后被隔离审查。而职位最高，陷的最深的应该是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所谓的 “四大金刚”。这几位前四野的高级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彪，林副主席一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 “停职反省”。

197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1〕77号文件，称 “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

1971年1月24日，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又给划到林彪集团里了。这份文件还宣布 “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并指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猖狂向党发动进攻”，因而王秉璋也被定为林彪死党。

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都军区的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共6人，他们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文件中指称：“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文件里说 “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2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点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 “对林彪及其死党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这份文件还指称 “林彪死党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因为周赤萍写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在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共中央认定周赤萍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 “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于是，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被隔离审查。

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称： “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被免职。

1972年9月15日，中发〔1972〕38号文件：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被下放劳动。

1973年1月7日，中发〔1973〕4号文件： “林彪死党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样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长包玉清，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先后被审查。

除以上提到的人外，因为 “九．一三事件”，还有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打倒或者被批判，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丁先国，陈庞、严俊、总后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韦统泰，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43军127师政委关广烈。

得知九一三事件发生，黄志勇第一个感觉是不可思议。虽然他是四野出身的高级将领，但是他从来没有“拍”过林彪，心底坦荡，觉得九一三事件与他无关。

1972年，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北京各单位组织干部参观毛家湾，黄志勇也去看了。以前黄志勇因工作去过毛家湾，林彪的客厅空空荡荡，除了坐的沙发，几乎什么都没有。而现在布置得像老地主的家，奢侈豪华。

黄志勇脱口而出：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嘛。

跟在他身后的干事马上打了“小报告”。

祸从口出，平时不多言多语的黄志勇进了监狱。

1972年7月27日，中央决定：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停职审查。黄志勇从1969年10月10日上任到停职，任职三年。

（十六）、在秦城监狱里

黄志勇进了秦城监狱。

高高的围墙，粗大的铁丝网，把他和外边的世界隔离开来。他的生活待遇是：一日两餐，上午稀饭，下午窝窝头，上顿不吃，下顿热热又送了回来，每顿饭后，用塑料碗给一碗热开水；每天一份《北京日报》，这是他了解铁窗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

米家农自述里提到过秦城监狱里的总政副主任黄志勇、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正在酣睡中，突然被大楼的震动摇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房间还在摆动，看腕上的手表，时针正指向3时45分。我坐起来准备下床，监护组长老赵说:“地震，地震，不要动!”

我寻思，既然明知道是地震，为什么不要动，难道还准备让楼房倒塌压死吗?然而自己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遇到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再躺回床上待命。

约五分钟，楼道里大声喊开了:“快起来，所有的人赶快到外边去躲地震。”

毛主席逝世这么大的事情，就连广播都已经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却对我们这些人保密，难道我们不热爱毛主席吗?殊不知我们更想念毛主席，因为我们跟随毛主席打天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打了十多年的仗，谁有我们跟毛主席的感情深!

这件事想起来都叫人有点寒心，做的太绝了!

周总理、朱委员长逝世时，已无理、不人道地剥夺了我为他们佩戴黑纱悼念的权利，毛主席逝世，他们依然故我，我只能在鸟笼般的斗室里把白纸裁成细长条，扎面一朵小白花佩在胸前，表示对毛主席逝世沉痛的悼念。

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大会隆重悼念毛主席，是日下午，我把《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的遗像贴在房间的墙上，面向天安门方向，听着外面广播传来的哀乐，跟着大会程序向毛主席遗像敬礼，默默无言默哀……

这以后，我把《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遗像和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把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国人民书》；把报纸回忆毛主席的纪念文章；把《参考消息》转载的世界各国对毛主席的评论，及毛主席关于世界革命理论的文章剪汇装订成厚厚的两大本，想作为今后学习的资料。

可惜这些赞美怀念毛主席的文章，从“亚疗”转移到秦城监狱那天也被无理没收，销毁了，这是热爱毛主席吗?我实在难以理解。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正在酣睡中，突然被大楼的震动摇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房间还在摆动，看腕上的手表，时针正指向3时45分。

我坐起来准备下床，监护组长老赵说:“地震，地震，不要动!”我寻思，既然明知道是地震，为什么不要动，难道还准备让楼房倒塌压死吗?然而自己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遇到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再躺回床上待命。约五分钟，楼道里大声喊开了:“快起来，所有的人赶快到外边去躲地震。”

随着喊声各个房间里的人蜂拥往外跑，我趿着鞋，搬了一把椅子抱上衣服，跟着老赵出了大楼一路向西南奔去。

黎明前的天色一片漆黑，四周啥也看不清楚。只听到“亚疗”院墙外面，从夏庄和军区大院方向传来大人喊和小孩叫的哭闹声、牲口的嘶鸣声，狗的狂吠声，汽车的马达声，这些声音和着车轮的滚动声，交织成一首逃难似的嘈杂乐章。

我们在一块苹果地的几棵大树下坐下了，值此黑暗中万物朦胧，我想，不知地震的中心位置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楼房摇晃的力量推测，可能离北京不远，估计遭受的损失的不小。

天亮后，我们四队十几个“隔离”的人仍在苹果地分散坐着，人与人的距离也就十来步。我西面坐的是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北面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东面是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一个个都沉默不语地抽着烟，眼睛却茫然地东张西望。不一会天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的衣服被浇了个透。

雨不停地下着，天也凉了，身上发抖，露天野外实在无法呆下去了。大队总支通知监护员，可以带我们到大楼前走廊下面去避雨，但不准进楼房。有趣的是我们队16个“对象”一个挨一个摆了一大溜，都对着自己的门口坐着，大家除了不能说话，同在一起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允许我们快步进房取干衣服换上，以免生病。早餐和中午饭都是由监护员打来在走廊上吃的。

雨越下越大，总支通知把房门敞开，人可以进房休息一下但不得脱衣服，如发现地震动静时，立即起来往外跑。

（十七）、开国中将军为何1988年仅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审改一部省辖市市志审定稿，一位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老红军战士的传记如是记述：“1988年获一级功勋荣誉章。”其实，这位开国中将1988年并没有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仅获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为何如此，这就从红星功勋荣誉章的授予标准谈起。

根据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1988年7月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功勋荣誉章分为三种，即红星功勋荣誉章（分两级）、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1988年，全军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章的有835人，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章的有372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可被安排参加重大节日集会。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者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军队离休干部，如一些从事政治思想或其他工作的军队同志，他们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但因没有处于一线而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

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下列人员：①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大校以下军衔或者未被授予军衔的军队离休干部；②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前曾被授予少将军衔或者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但是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军队离休干部。

这位开国中将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但由于被认定“文革”在总后勤部搞派性斗争，属于与江青集团有牵连的人，1977年被解除职务，因此1988年仅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以上的军队离休干部中，有16人只获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其中包括八路军旅长、开国上将王宏坤，开国中将吴瑞林、温玉成、黄志勇、冼恒汉、周志坚等。

尽管他们有些委屈，比起被摒弃在授勋之外的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开国将军外，他们还是幸运的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这些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对他们是一个悲剧，对国家、对军队，也是一个损失。由此可见，不折腾是多么英明啊。

太平路24号大院里有一位上将，两位中将，四位少将。黄志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任上据传与陈士矩有隙，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但家仍在我们大院，与装甲兵大院斜隔一条马路。那几年在大院里有一道风景线，现在大概是不可想象的，一是将军经常是骑着自行车去装甲兵上班，二是他可能只有两个女儿，因此在院里有时碰到小男孩就经常要逗逗。

黄志勇是院里几个将军中最倒霉的一个，是第一个被抄家的将军。记得那天是一所装甲兵院校的造反组织冲到大院里来，警卫连拼命阻拦，我们跟着看热闹，黄志勇并不在家，两个女孩缩在一边，保姆老甲跟这帮造反的军人推桑着，整整折腾了一天。但在“九大”时他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副主席出逃折戟蒙古温都尔汗，不久黄志勇也进了监狱。据说罪行两条：其一，林立国往北戴河调用的用于学习驾驶的水陆两用装甲车是黄志勇批准的。其二，陈伯达有个他并不喜欢的女儿在外地工作，黄志勇并不知情，将其调回北京,遭到陈伯达的埋怨。用老百姓的歇后语讲是没拍到地方，自己后来落个林彪反党集团的嫌疑被审查。从网上查黄志勇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着政治局势的反复，最后还是善终的结局。

（十八）、黄志勇逝世

1984年12月，1972年停止审查后过去十二年了，黄志勇被撤消党内外职务，被降两级，以副兵团身份离职休养，这一年，他七十一岁，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1988年黄志勇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一年，他七十五岁。

这样，黄志勇在北京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二十三年。

2000年春节，黄志勇将军欣然为家乡崇义县题词：“五岭苍翠赣江碧，牺牲多少英杰换的新天月日应珍惜。”

黄志勇参加了邱会作的追悼会。2002年8月5日，邱会作火化的日子。邱会作的儿子回忆：

有的人带来了鲜花和花圈，或是当场买来花圈和挽带，请人写上敬献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别厅的室内，很快就挤满放不进去了，晚辈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别厅门外，上面清楚地写着敬献者的名字，就摆在那两个“不速之客”的眼前。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

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礼仪开始了，人们四个一排，在哀乐中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向站在侧面的亲属慰问，这样一排人紧接着一排人地连续不断走了两个小时。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九年后，黄志勇将军于2011年11月21日在北京301医院南楼病逝，享年98岁，病危当天，总政部主任李继耐曾经来到医院看望。送别人很少，总政副主任童世平参加了告别仪式。没有讣告！

黄志勇在大决战影片中有过几个镜头。是先遣队的政委，与程子华搭档。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在其着《毛家湾记事》中着笔写过黄志勇。我没有记错的话，张着说：黄志勇沉默寡言，瘦高，一看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林彪（叶群）叫黄志勇来家里，是叫黄志勇处理陈伯达离婚一事（与刘叔宴离婚）。

崇义县老百姓说：“黄老将军是真正的平民将军，和谢老将军一样，是我们崇义的骄傲。虽因站错队，赋闲几十年，但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子孙从来没有依靠将军捞取过任何好处。至今，老将军之孙，仍在崇义开班车。”

2011年11月21日，黄志勇中将因突发心梗，在北京301医院南楼病逝，享年98岁。据悉，军委总政主任李继耐当天晚上曾去探望。听家人讲老将军病逝于21日23：32逝世，因老将军病危！军委总政主任李继耐上将于当晚22：00赶到医院。

将军住院住南楼，好像是比照上将级别对待的。

这样看来，黄志勇的生活待遇，至少这几年不亏。

看追悼会，黄志勇将军的待遇则是维持原来结论不变。

《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

　　副兵团职离休干部、总政治部原副主任黄志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黄志勇（原名黄念卓），江西省崇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生涯中，他历任共青团崇义县委执行委员，团、师俱乐部主任，团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主任，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代科长，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参谋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政治委员，工程兵、装甲兵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长征。

　　黄志勇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1年12月9日上午9点整，黄志勇中将遗体告别仪式在301总医院康复楼北侧告别大厅举行，遗像选用的是老将军在2002年军博老干部活动中心拍照的，是一身国防绿军装，胸前有枚奖章，今天到医院为老将军送行。送别人很少，六十来人。总政副主任童世平参加了告别仪式。没有讣告！为将军哭泣！黄志勇老将军永垂不朽！

黄老将军是真正的平民将军，是崇义的骄傲。虽因站错队，赋闲几十年，但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子孙从来没有依靠将军捞取过任何好处。至今，老将军的孙子仍在崇义开班车。

黄志勇中将的夫人是曾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