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娅:康熙帝与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终至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这是清代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初年，钦天监汉官与在华西方传教士发生了一场“历法之争”。通过这场争论，康熙帝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的知识为朝廷服务。传教士们为清廷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天文书籍，为西方天文学的东传，和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还设计和制造火炮，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功劳。并充当宫廷教师，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科学。这一切使康熙帝十分满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因此，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礼仪之争的爆发，却使局面迅速逆转。 

 

    什么是礼仪之争呢？这还得从明朝末年谈起。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就是“适应策略”，它是由中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国力强盛的现实所决定的。它的核心就是尊重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地方、由此及彼的契合点。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内部就产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这就是中国礼仪之争。 

 

    为了统一认识，1628年，在华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耶稣会士，还有徐光启等数位著名的中国教徒。会议决定沿用利玛窦的看法，不以祀祖祭孔为迷信，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Deus，保留“天主”译名。这是一个折中性的决议。 

 

    嘉定会议未能真正平息耶稣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其它传教会的入华又使礼仪之争风波再起。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上书罗马教廷，提出17个问题，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方式。1651年，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申诉。经过一番讨论，1656年3月，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发布通谕，肯定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策略。1659年，罗马教廷圣职部下达指令，明确指出：“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善良风俗，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一般来说，人们都珍惜及热爱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这是人之常情。……不要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方式不同而藐视中国人的方式，反而还要尽力做它们习惯的事情。”这道指令反映了亚历山大七世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可是，后来的教皇又摒弃了这种精神。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因此，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皇上颁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就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耶稣会士收到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1705年，多罗抵华。康熙帝接见了他，对他以礼相待。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并强调：“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可是，多罗顽固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并召颜当入京，让他向康熙帝论述教廷有关礼仪之争的决议。颜当只会福建方言，不懂北京官话。他与康熙帝的对话只能通过翻译进行。康熙帝问他有关“天”与“天主”的问题，颜当的回答令康熙帝很不满意。康熙帝认为“颜当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面对传教士内部的激烈纷争，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绝不准在中国住，必驱逐出境。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1707年1月，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传教士们无条件地执行。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尽管如此，康熙帝仍然希望教廷能改变态度，撤消禁令。他先后两次派传教士出使罗马，表明自己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急切地期待着教廷的回复。多次在官员的奏折上批示：“有西洋消息么？” 

 

    然而，罗马教廷一意孤行，重申1704年的禁约，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为此，教皇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康熙帝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康熙帝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罗马教廷尝到了自己造成的恶果。 

 

    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是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但是，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严格执行。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由于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而出现过可喜的局面，又由于礼仪之争而跌入低谷。1939年，罗马教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中国礼仪作出了新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