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改革之父逝世 盘点杜润生24条经典语录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山西省太谷县人,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山西省太谷县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语录：(以下资料系网络公开汇总)

 

1.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

 

2.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3.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4.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5.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6.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7.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后仍然这样说。

 

8.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

 

 

 

9.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10.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11.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

 

12.中国农民对土地利用得非常好，用有机肥把土地保养得很好，产量高，现在南方的土地亩产粮食1吨多，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了不起的。

 

13.农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同盟军，他们付出五六十万人的生命，换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第一条大功劳。第二条，中国农民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外国人都说这是个奇迹。

 

14.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是没有用的

 

15.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

 

16.人们思想不统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安排，赖以抵制危险的思想风暴，从而任其转化为政治实践。

 

17.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地依法执行，留下了不良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

 

18.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就卷入6亿人口，付出代价太大了。‘浮夸风’‘共产风’，走向极端，造成大灾难。

 

19.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口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世界的榜样。

 

20.我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 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

 

21.讲稳定，要靠多种措施，重要一条是学会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离不开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并分批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总暴发。——1997年一次座谈会

 

22.构建一个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权。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23.只有法律，而没有强有力的、拥有独立审理权力的司法执法机构和民间法律咨询服务组织，就算不上是法治国家。文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居民应该是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

 

24.搞经济改革，不能忘了政治改革。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要搞政治文明。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全世界的榜样。——2005年，已经92岁高龄的杜润生在出席首都经济学界春节联谊会时发表演讲

 

杜润生

 

据新浪财经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杜润生简历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古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原局秘书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