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在世中方代表：我亲历的东京审判

94岁的上海海事大学退休教授高文彬，回忆起70年前那个时刻，依然非常激动。作为当年17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他参加了战后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活动——东京审判，时至今日，成了中国代表团唯一还健在的成员。

 

不仅仅是一名翻译

 

1922年出生的高文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1945年，23岁的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任户政股主任，后来又到上海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当书记员。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投降，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即东京审判)。中国拟派出的检察官向哲浚开始在国内选拔人才，组成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

 

那年4月，向哲浚来到上海招翻译，高文彬报名参加。得益于东吴大学的经历，高文彬顺利通过了面试。在体检之后，高文彬便乘坐着美国涡轮式军用飞机，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一场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从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才全部结束。在这期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

 

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随着向哲浚等人来到日本，直到1948年8月才离开，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战争，而高文彬等人在东京的境况，也不啻另一场战争。

 

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审判由美国主导，所以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当时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法官来认定证据有无凭信力。法官如果认为证据的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对于这样的审理规则，中国代表团有一些准备不足。

 

高文彬告诉记者，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代表团仅仅只有17人，而且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上百人。所以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中国代表团都落了下风。

 

不过，中国代表团在审判中依然留下了不少佳话。

 

时年54岁的检察官向哲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就带着工作人员到曾经的敌占区寻找侵略证据，并向国际检察局据理力争，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争取到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事发日。此外，向哲浚还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委派两名懂日语的人员足足在里面翻了10余天，找到多份关于日本对中国作战文件、作战命令等方面的有力证据。

 

庭审中，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也成为一大亮点。“溥仪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提问，有时还会说几句英语来解释一下。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纪录。”高文彬回忆。

 

深远的记忆

 

作为向哲浚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特聘翻译的高文彬，最开始的工作是对中国政府提供的大量书面证据进行语言转化，翻译成英文，然后才能在法庭上呈示。到东京的前4个月时间里，高文彬主要在做这个。他的薪水是每个月200美元，也由国际检察局来支付。

 

完成基本翻译工作后，向哲浚并没有让高文彬等5名翻译直接回国，除高文彬以外的4位翻译被他介绍到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去工作，在征求高文彬的意见之后，将高文彬留下来做了他的秘书，薪水提高到每月250美元，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发放。

 

对于向哲浚，高文彬一直很崇敬。即使已经过去了70年，高文彬回忆起向哲浚，脑海中始终浮现着这样一个形象：一身西服的向哲浚，用流利的英语，站在法庭上进行慷慨陈词，揭露日本战犯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参与东京审判的两年时间里，最令高文彬引以为豪的事是他曾亲手将两名日本乙级战犯送上了断头台。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作为比赛内容，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野田失败的原因，是军刀的刀刃“卷”了。那张拍摄于1937年的照片上，两个人并肩站着，用军刀撑地，脸上露出了笑容。

 

“照片简直让人悲愤至极。”高文彬立刻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国际检察局办公室，另两份通过倪征燠转寄给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报纸后，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当时，日本战败后，这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了他们。昔日的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最终两人被押解回南京接受审判。根据后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两人被带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这一天的3个月以前，高文彬与向哲浚完成了东京审判的任务，一起乘坐美国将军号邮轮回到国内。“之所以放弃搭乘飞机，是为了携带两大木箱总共五百多本材料，里面装着一开始我就留心收集的两整套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回国之后，高文彬将整理的庭审记录一套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套由向哲浚带到南京给了司法行政部。可是在内战和东吴大学法学院解散之后，这两套宝贵的材料不幸遗失。

 

高文彬和向哲浚回国后都留在了上海。向哲浚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但都被其婉拒，他最终选择了留在东吴大学讲授国际法课程。而高文彬则先是回到了东吴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任教，之后他被安排在上海外事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