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品格

媚俗时代，“文化人”之谓亦褒亦贬，既有源自心底的相敬，也有另眼相看的不屑。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无处不在。即便人人与文化相依相伴，纵然毕生以文化为业，堪称“文化人”者，终为凤毛麟角。知识、才艺、身份，都难以如期与文化人形成直达，我想，在构成文化人的要件里，不可或缺的应该还有品格。

 

有专业人士把文化概括成四句话：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仅此四句，竟然激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四句里，在品格之外，似乎并无苛求。无论著作等身，还是才高八斗，都只是文化的外衣，没有品格打底，做不到德艺双馨，就过不了文化人这道坎。

 

趋利时代，伪文化泛滥，他们远离文化自觉，以功利之心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们不遵从自己的内心，爱好标榜、折腾、造势、造假。而准文化呢？他们往往谦逊、低调、包容、儒雅，甚至不屑与伪文化为伍。假作真时真亦假，两相抗衡，结果无疑是伪文化迷惑着大众，准文化只能在岁月的沉淀中才得以绽放光芒。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读的书多，作的怪多”，民间俗语可谓一针见血，揭示了伪文化潜藏着巨大的“负能量”。作为软实力，文化只有有了品格，文化人就能做到精神充实，内心强大，才有了催生善举、义举、壮举等“正能量”的无限可能。抗战时期，年轻将士们也许无缘基本的文化知识普及，却在坚守信仰、追求正义、热爱和平、矢志报国等情怀的驱使下，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的精神丰碑必将永载史册。抗战英雄在特定的环境，把特定的文化品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一本《曾经风雅》，系清末至民国的文人雅士集萃，读来顿觉精神洗礼，感佩至深。辜鸿铭、梅贻琦、陈寅恪、蒋梦麟、梁漱溟、刘文典、吴宓……他们或学贯中西，或至真至诚，或安贫乐道，或恃才傲物。他们并不完美，却如皓月当空，普照凡尘；他们亦不显贵，大多都没有体面的头衔，他们的风雅全在骨子里。是真名士自风流，于此，我会虔诚而笃定的说：他们是文化人。

 

追忆先贤，高山仰止。特定的环境呼唤特定的文化品格。当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匹夫之勇是一种文化品格；和平安宁时代，适逢民族伟大复兴，匹夫之责亦是一种可贵的文化品格。只有勇于担当起家国之责任，我们就不难捡拾先贤遗风，从善而如流、择善而固执，知其所为，也知其所不为。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走在了“文化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