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最穷国家卖手机

 

在全球最穷国家卖手机，真不是钱的事

 

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中午两点的太阳有点毒。

 

商业区来往的车流大多都是来自日本的二手车，年轻人三五成群，或在街上走，或在集市上坐着玩手机，他们喜欢外放手机里的音乐。

 

即便是在首都，手机上网也并不普及，1G的流量需要人民币50多元，相当于当地月平均工资的六分之一。

 

有人正费劲地蹬着自行车，车后座是码好的一撂木柴。他们从郊区把木柴带到首都来卖——很多首都居民用不起液化气，需要用木柴煮“西玛”（ 玉米面糊煮熟而成）当主食。

 

批发市场上的商店大多是印巴人、中国人开的，来自乡村的商人们正扛着一捆捆批发的衣服赶长途中巴，马拉维的雨季即将结束，农民会卖出玉米、大豆和烟叶，换成日用品。

 

还有一些待业青年站在街边，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来往的商人，如果机会好，他们会用拙劣的技巧拉开行人的背包拉链。

 

利隆圭的最中心地带，是一片银行区，每家银行门口的保安都佩着枪，虽然有的枪管生锈了。总统大道是唯一一条四车道马路，而整个国家其余的柏油马路都只有两车道 沿总统大道再往前走几百米，马路右边是“金孔雀宾馆”，这是中国援建的、当地最好的宾馆之一，除此之外，马拉维并没有现代化的宾馆，只有殖民时期白人留下的老建筑。

 

金孔雀宾馆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超市，按目前客流来看，再多10倍也能够容纳，显然它是把宝押到了马拉维的未来。

 

马拉维的孩子在马拉维湖嬉水（摄影by 王旭峰）马拉维首都利隆圭街景

 

马拉维地处非洲的中南部，人口1000多万，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2013年人均 GDP 是223美金。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之后，我和朋友决定，要在非洲创业，就从马拉维开始。我们打算在那里卖手机。

 

 

张有文

 

2014年4月12日，我送张有文坐上去利隆圭的航班，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飞机上大多是中国人，仅有的几个黑人带着大包小包，外面缠着一圈圈的胶带，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直接从义乌小批发市场进货，带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销售。

 

飞机上，张有文同座位附近的人聊天，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去加纳，准备在金矿做卡车司机；一位华为的员工，已在赞比亚待了五年，他们为当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MTN做运营支撑系统；还有一位跟张有文年龄相仿的90后，父母一直在广州打工，他曾是江西山区的留守儿童，两年前没有考上高中，就去了赤道几内亚，在叔叔的五金店打工，后来自己开了家网吧，那里上网很贵，一小时收费相当于四十多元人民币。

 

经过十二小时的飞行，在亚的斯亚贝巴转机。机场很拥挤，窗外的吊车忙忙碌碌，挂着安全生产的大字标语，来自中国的建筑公司正在扩建机场。刚刚过了中国的新年，机场有一半是中国人，所有的标牌都有埃塞语、英文和中文，并且设有中文问讯台。

 

从亚的斯亚贝巴到马拉维，仍然需要四个小时的飞行。张有文第一次看到非洲的草原，从飞机上俯瞰，陆地非常平整，光秃秃的。离开了亚的斯亚贝巴，飞机上只剩下张有文一个中国人了。

 

飞机哐的一声降落在利隆圭机场，机场小的可怜，跑道也很短，经过剧烈的减速，飞机停了下来。

 

 

艾尔菲尔德

 

在非洲做生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张有文租住的是利隆圭富人区的一栋别墅。别墅只有张有文一个人住，院子里还有一个园丁，叫艾尔菲尔德。他居住在院子后面的矮房子里，打理院子里的花草。

 

张有文每天都和艾尔菲尔德打招呼，方式很中国。他总是问，“你吃过了吗？”艾尔菲尔德总是回答：“没有。”原来，艾尔菲尔德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时间都很晚。

 

一次， 艾尔菲尔德问张有文，“你有没有结婚？”

 

“没有。”

 

“你应该结婚。”艾尔菲尔德肯定地说。

 

第二次，艾尔菲尔德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再后来，他告诉张有文：“我有一个女儿，年龄正合适……”

 

张有文感觉艾尔菲尔德是在说笑，就拒绝了。

 

一天早上，张有文醒来发现家里被盗。窃贼绕过了外墙的电网，把大门钢筋掰开，进了院子，又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间的门，偷走了一百多台手机。窃贼并没有进入卧室，却在卧室门口摆放了很多石头，大概是怕卧室的人听到声音出来。

 

正值马拉维总统大选，社会治安很差，张又文觉得还是需要请保安。他面试了几十个人，最后挑中了三个，其中有一位非常负责任。他很珍惜这份工作，白天晚上都会来院子里照看。直到有一天，这位保安告诉张有文，这份工作他不能做了，因为遭到园丁威胁，“如果再继续做，他就要杀了我！”

 

艾尔菲尔德除了园丁收入，也拿一份看护的薪水，张有文开始以为，他怕保安抢走自己的工作机会。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保安走后一个月，张有文的住处再次失窃，这次是白天，窃贼把客厅窗户的钢筋掰弯，偷走了客厅的所有物品，甚至包括张有文的内衣裤。艾尔菲尔德说，白天他出去取苗木，没在院子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有文隐约感觉到艾尔菲尔德可疑，却没有证据。更难办的是，艾尔菲尔德是房东请的，不太好解雇。无奈之下，张有文只好用钢筋把窗子都加固了一遍。

 

张有文租住在利隆圭富人区的一栋别墅张有文租住在利隆圭富人区的一栋别墅

 

后来我来到马拉维，跟张有文一起讨论如何处理艾尔菲尔德，我试着去跟这个园丁聊天，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张有文的朋友，在赞比亚做生意。

 

“你会几种语言？”

 

“两种，英语和中文。”

 

艾尔菲尔德自豪地告诉我，他会六种语言，他向我强调自己的见多识广，去过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他爸爸死后，他才回到了马拉维。

 

艾尔菲尔德不断跟我抱怨。例如他家里发了洪水，房子被冲坏了，他需要钱修房；张有文应该给他涨薪水；还有圣诞他想回家，应该给他假期……

 

我最后一次跟艾尔菲尔德聊天，他知道我要离开，表现得十分急切。

 

“在马拉维生意很好做，可以在镇上开店。”他说，“你能否投资，我帮你做。”

 

“你能卖什么东西？”

 

“衣服，鞋子，任何他们要的东西。”

 

“可是，马拉维的消费能力不行。”

 

“马拉维人很有钱，当庄稼成熟的时候，他们卖玉米，卖烟叶，他们很有钱。”艾尔菲尔德坚持他的观点。“这里生意真的很好做。”艾尔菲尔德强调说，“你不想卖衣服和鞋子，也可以卖玉米，卖烟叶。”

 

“可是我没有玉米，也没有烟叶。”

 

“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买了，然后再卖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可以卖鸡，从乡下收购土鸡，卖到利隆圭。”

 

我摇了摇头。

 

艾尔菲尔德不甘心，对我说，他做园丁已经五年，太累了，薪水不够，每个月只有20000克瓦查（合计不到300人民币 ）。

 

“有多少钱，你才能够？”我问到。

 

“70000，或者80000。”艾尔菲尔德说，“如果你在这里做生意，你可以付我40000，我就愿意做。你按月付我。”

 

我继续摇头，艾尔菲尔德没有再说话。我们都陷入沉默。他有点灰心，看着地面，捡起了一个烟头，想抽，仔细用手指捻了捻，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烟丝。

 

“能给我一支烟吗？”

 

我递过一支烟，艾尔菲尔德双手接过，我给他点上，他很感激的样子。

 

艾尔菲尔德抽烟的样子很陶醉，他长吸一口。“我很累，我想换工作……”

 

我起身说了晚安，告诉他我要去睡觉了。

 

“你一定要给我你的手机号码，你去了赞比亚后，也可以给我一份工作，我只要45000克瓦查就可以。”艾尔菲尔德说，“我每天都在哭泣……因为我很穷，我的妈妈没有钱，我的妻子没有钱，我也没有钱……”

 

圣诞后，我们就搬离了那栋别墅。

 

 

Friday

 

张有文到了马拉维，第一件事就是招一个当地司机。他找到了三个有驾照的年轻人，录取了其中学历最高的，就是Friday。其实，Friday也只上过三天大学。

 

在此之前，Friday开过中巴，练就了对付警察的本领。中国人给5000克瓦查解决的问题，Friday给1000就够了。一次，警察拦住我们的车，跟Friday说：今天晚上风好大呀。意思大概是，公差辛苦，给点钱吧。Friday佯装不懂：是呀，风好大！警察哭笑不得地放了我们。

 

圣诞节，我给每个当地同事发了一段话，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Friday回复了很长一段给我，大意是他想完成大学学业——他根本无法攒够大学的学费。

 

我想起Friday的手机里装了很多电子书，一些是高中的课本，已经离开学校四年了，他仍然坚持学习方程式之类现实中用不着的东西。后来，Friday真的报了一个周末的学习班，去学习电子课程。

 

正在吃早餐的Friday正在吃早餐的Friday

 

创业伊始，当地的中国人就告诉我们，任何情况下不要相信黑人。但是我却觉得，要成功必须实现本地化，不仅要相信他们，还要依靠他们。四个月后，张有文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他让Friday去乡镇收货款。

 

张有文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到了下午六点，Friday还没有回来，我慌了，一遍又一遍的电话催，Friday一会儿说信号不好，一会儿说等不到巴士。当我绝望的时候，晚上十点钟，Friday回来了，他把货款一分不少地交给我，我非常感动。”

 

 

威尔逊和王旭峰

 

王旭峰比张有文晚四个月进公司，从2014年8月到2015年4月，他和本地员工威尔逊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包括吃住。

 

王旭峰也听到很多同胞的警告：不要让黑人接触钱物，但他告诉我，威尔逊表现出值得信赖的品质，即使有很多抱怨，仍然会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和Friday一样，威尔逊也说有一天他要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慢慢地，王旭峰开始让威尔逊独立去收货款。几个月下来，并没有发现差错。

 

马拉维的孩子在马拉维湖嬉水（摄影by 王旭峰）马拉维的孩子在马拉维湖嬉水（摄影by 王旭峰）

 

2015年4月的一天，王旭峰发现威尔逊少交了部分货款，他正式和威尔逊谈话，威尔逊没有解释，只是说，少的那部分货款就从工资里扣掉吧。

 

王旭峰并没有表态。

 

没过几天，王旭峰又发现少了几台手机，他询问和威尔逊一起处理这批货的当地员工，对方的回答是，那天发生的所有事都忘了。

 

王旭峰开始清查威尔逊经手的所有货款，发现最近的好几笔款项都有问题，而此时的威尔逊，已经请病假回家了。王旭峰每天打电话追问，什么时候回来，威尔逊总是说明天，直到第四天，电话打不通了。

 

王旭峰的信任瞬间崩塌，“塌的连渣都不剩。”他觉得，正是自己给了威尔逊犯错的机会，并且没有及时追责，导致了贪婪的变本加厉。

 

在马拉维工作了一年后，王旭峰有一次回国度假的机会。他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马拉维的本地员工Chikondi。

 

在与马拉维本地同事接触的过程中，王旭峰感觉到，要建立信任，必须让本地同事接触中国。很多次，当王旭峰讲到公司要把生意拓展到更多的非洲国家时，当地同事总会非常不解，在他们心目中，利隆圭是除纽约外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了，为什么还要费劲在其它非洲国家做生意呢？

 

后来，王旭峰兑现承诺，Chikondi完成了中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