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年代

是时候盘点一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昌乃至江西的文化艺术圈子了！

　　一段时间，一些所谓的“内卷”“躺平”“无存在感”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与耳膜。越是这样，越叫人回想起三四十年前，我们那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洪城里》周刊其实从创刊起就陆续做过老厂矿宣传队、老商圈、老厂等专题。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艺术领域，因为在那个年代，在这些领域我们曾一度领过风骚。

　　从大批年轻激情的诗人到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家，从一群业余但孜孜不倦的现代派画者到时不时在国内或者当年叫华东六省一市各项评比中获奖的艺术家，从远比长沙更早更火的歌厅文化中锤炼出来的乐手及音乐人到名震遐迩的中国流行音乐的“江西兵团”。还有影视剧创作、舞蹈和摇滚，那真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一个珍贵的年代！

　　年轻和纯真赋予了那个年代，开放包容与海纳百川造就了那个年代。

　　简单、理想、纯粹、向上，令人怀念。

　　这一期，我们先来说说当年南昌的流行音乐，说说那时的歌厅文化，还有那些人和事！请跟我来，我们重返80年代！

　　《心声》歌刊

　　●讲述人：吴颂今

　　由江西省音乐家协会出版的《心声》歌刊于1981年创刊，时年35岁的吴颂今担任《心声》的责编。

　　在《心声》的创刊号上，封底就刊登了《乡间的小路》。在大陆的音乐杂志上发表来自中国台湾的校园流行歌曲，当时这样的做法江西应该是最早吃螃蟹的人。《心声》创刊的当年，全国的征订量就超过了2万册，直至吴颂今1987年离开江西去广州前，发行量达到12万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全国的音乐杂志中发行量排名第一。

　　“心声”歌队

　　●讲述人：吴颂今

　　因为有了《心声》歌刊，编辑部和江西省声乐学会领军人物盛凤麟，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个心声歌队，让本土那些年轻的歌手和音乐爱好者有机会去演唱刊出的歌曲，通过广播电台播出，举办心声音乐会等等，把无声的歌谱变成有声的传播，也因此培养了一大批本土演唱流行歌曲的人才。比如当时还是南昌七中学生的罗洪，后来成为星海音乐学院教流行唱法的权威教师，他培养的学生有周笔畅。

　　歌词刊授学校

　　●讲述人：吴颂今

　　歌词刊授学校是以《心声》为依托创办的函授学习，当年在全国招了几百名学员，由林向义、甘柳林、陈特明、王世兰等江西词作家负责授课。教学是以函授的方法，每个月给学员寄一次教材，半年一期共寄6次教材。教师每个月帮学员批改一次作业，也就是他们写的歌词，由一名教师负责50名学生，每月寄一封信帮他们批改。

　　暑假的时候，学校还在庐山举办面授，将学员邀请到庐山来，面对面地在庐山上课。心声歌词刊授学校的学员里走出了很多全国著名的词作家，如写了《常回家看看》《好日子》的车行，当时他是牡丹江市的一个业余作者。有著名词作者、音乐人樊孝斌，写过《好人好梦》《向天再借五百年》，当时他是南昌县泾口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此外，还有罗晓航、陈步春、俞明龙等很多全国各省份有名的词作家，都曾经就读过心声歌词刊授学校。

　　活页歌片

　　●讲述人：吴颂今

　　1984年，第一位港台歌星张明敏在央视春节晚会上演唱了歌曲《我的中国心》，立刻风靡全国，成为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事件。那个时候，《心声》编辑部立马推出了一套活页歌片，包括《我的中国心》《童年》《酒干倘卖无》这些在央视春晚上流行开来的歌曲。

　　活页歌片做成和小人书差不多大小，每套由一张全开纸折叠成48开的小版本，有16个版面，一拉开，里面登了十几二十首最流行的歌曲。每张卖5分钱，一套4张就是两毛钱。

　　“当时我们在《心声》歌刊里面夹了一张活页歌片的宣传广告，结果卖疯了。全国各地买活页歌片的汇款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开始还是拿一个书包，包了一大堆汇款单去邮局取钱，到后来就用麻袋来装汇款单了。”

　　话说，记得在歌片出现前，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一本自己手抄的歌本吗？

　　南昌第一个音乐茶座

　　●讲述人：吴颂今、谭耀军

　　1983年，当时南昌最大的国营餐厅东方红，其经理正发愁餐饮业每年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就没有了生意。于是，吴颂今建议把当时在广州刚刚兴起开在涉外宾馆仅对外籍人士开放的音乐茶座，如法炮制搬到南昌来。“我们就在1983年的元宵节那天开张，找了很多南昌当地唱流行歌曲的歌手，包括心声歌队的成员。门票好像是3角钱，两块桃酥装一盘加一杯茶，就可以坐在那里听两个多小时的流行歌曲演出。”

　　当时在南昌东方红餐厅的音乐茶座里，来自江西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谭耀军是最受欢迎的台柱子。他会自弹自唱，唱法特别有流行味，有很多粉丝。现场演奏的乐队则有会弹吉他的南柴宣传队队长董其林、电子琴手傅强，还有会吹小号、萨克斯等各种乐器的十多人，成立了一个名叫春之声的轻音乐队，演出单位就叫春之声轻音乐团。

　　这就是南昌最早的流行音乐的演出。只是好景不长，音乐茶座在当时的做法还太过超前，大概不到两个月就被强制关闭了。

　　全国最赚钱的歌厅主持人在南昌

　　●讲述人：驼排

　　南昌歌厅的繁荣是早于长沙的。当时的歌厅完全是从舞厅演变而来。从原本的整场大家下饺子般一曲一曲跳，变成演唱歌曲和跳舞穿插。原来的伴奏乐队再加上几位年轻的男女歌手，唱着当年流行的歌，人们可以听歌，也可以边听歌边跳舞，形式多样化了。至于小品走进歌厅，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

　　驼排原本也是唱歌，但他发现男歌手在歌舞厅里不怎么受欢迎，从小在江西省话剧团长大的他，耳濡目染地跟着团里的叔叔阿姨们学得能说会道，于是他选择在歌舞厅转型干主持人这一行。因为那时候大家已经不满足一般的演出报幕形式，需要有个串台的角色。驼排就是那时南昌歌舞厅里做得最好的主持人，很有节奏感，能控制得住场面，他在哪家做主持人，那家歌舞厅几乎就是生意最火的。

　　在南昌还是“万元户”时代，驼排每天的收入就已经是非常不错，南昌歌舞厅有蛮多一批人都成为高收入人群。驼排他们还把南昌歌舞厅独一无二的点歌特色，带到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温州最高的点歌费达到十几万元一首。后来有南昌人到温州歌舞厅找活干，人家问认识驼排吗，只要说认识就被录用，足见驼排当时在温州的名气。

　　轻音乐演奏与八一广场草地上弹琴

　　●讲述人：魏戎

　　起先，大家对电声乐器还没那么了解。所以，那时候有个名词叫“轻音乐”。南昌市歌舞团当年在全国都较早地创建了一支轻音乐队，魏戎就是当年的吉他手。

　　他们的演出十分受欢迎。有一次去广州演出，他们的夏威夷吉他弹奏连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同行都特意慕名去观摩。

　　在南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八一广场草坪是多少人的回忆！大家席地而坐纳凉，聊天，吸螺丝，过夜。还有像魏戎以及谭耀军、董其林等一大群的吉他爱好者和流行音乐爱好者也会围坐一圈，你弹我唱，犹如我们曾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的北方的“轧琴”。当年的南昌正是有着这样的氛围和土壤，出现了一批乐手，为当年蓬勃的歌厅文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花钱点歌

　　●讲述人：驼排

　　驼排清楚地记得，南昌的歌厅开始出现点歌是在1989年前后，他还参与了这件事的讨论。那时，福建的歌舞厅开始有送花的节目，但不点歌，南昌人引进过来就变成了送花点歌，让客人在点歌单上写下歌曲、金额和心愿。

　　但实际上，客人在心愿一栏往往只是很简单地写下送给某某，剩下的就全靠主持人察言观色，现场发挥。语言要说得激情饱满，调动起全场气氛，让客人很有面子，别的客人受感染也会跟着下单。碰到有两拨不同的客人“呛”上时，主持人既要保持双方“火并”的热度，又要恰到好处地把握火候，不能让客人闹到打起来的地步。

　　南昌的点歌从最初一首歌5元钱起步，到后来最高上万元点一首歌，把整个市场搅得分外火热。而全国其他地方的歌舞厅没有点歌这样的形式。这有点像如今的直播打赏。只不过，除了唱歌的女歌手人美嘴甜外，多少还得在歌艺上有两把刷子。而捧场的男人每晚奉出那么些真金白银后，至多是可能与自己心仪的歌手在大庭广众之下跳上一曲，如果能够一起出去吃个夜宵那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邓重九

　　●讲述人：驼排、魏戎

　　说到南昌歌厅文化，邓重九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

　　驼排说，他第一次看邓重九演出是在工人文化宫里，邓重九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很受观众的欢迎。

　　驼排评价邓重九是“怪杰”，敢于表现，他仿佛就是为了舞台而生的人，这个自学成才，出自原江拖宣传队的男人站在台上什么都敢做。比如唱《铁窗泪》时，他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表演，观众往笼子里扔东西，丢根香蕉他就吃；在体育馆里表演卓别林，他把鞋扔到观众中间，鞋子扔完了再脱袜子扔；观众在歌舞厅里喝啤酒，他走过去拿酒往头上倒。邓重九的插科打诨式表演，在当时还没有赵本山、二人转的时候很受观众喜欢。虽然邓重九很喜欢讲段子，但他从来不讲黄段子。

　　邓重九带着他的表演团队在南昌的各个歌舞厅演出，那些后来扬名全国的歌手在南昌时几乎都曾跟过邓重九，比如罗琦、杨钰莹、周亮等等。邓重九带着杨钰莹在鄱阳湖大酒店驻场演出时，会让一个乐队的小伙每天骑着自行车负责接送，有一次大雨天不慎将杨钰莹摔到水坑里，邓重九知道了还狠狠责怪小伙。邓重九很爱护歌手，为了说服歌手演出，他可以天天蹲在对方家门口。

　　2005年，邓重九车祸罹难，几百位南昌演艺圈人士自发组织追思会悼念他。人们说，邓重九经历了从舞厅、歌厅到演艺风格的南昌歌舞厅三个时代，南昌的歌舞厅文化，邓重九既是缔造者，也是这个江湖的拥戴者，他不守旧，与时俱进，在舞台上创造了很多东西。

　　扒带子

　　●讲述人：魏戎

　　魏戎，在南昌歌舞厅干的是乐手一职，但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扒带子。所谓扒带子，就是把那些流行音乐的旋律和伴奏通过当年简易的俗称“盒子炮”的砖头录音机分解并记录成简谱或乐谱。

　　“我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把谱子记下来，不但是音乐的主旋律，包括合成器在奏什么、架子鼓在敲什么、吉他在弹什么，所有配器全部记下来。”那个时候南昌的歌舞厅，很多的谱子都是通过魏戎记下来的，然后给乐队的乐手们使用。通过扒带子方式写出的谱子再让乐队伴奏，就和原版很像了，好听多了。

　　魏戎在南昌扒带子的活是干得最好的，一盘磁带用录音机听，他要来来回回反复听无数遍，差不多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首歌的扒谱。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版权意识淡薄甚至交流完全不畅的年代，扒带子让乐队可以成功演奏流行歌曲，大大加强了南昌乐手的演奏水平，也培养了一批江西的好乐手。即使在全国，要找几个有魏戎这样功夫的人也得打着灯笼才行。

　　内地刘文正

　　●讲述人：谭耀军

　　刘文正，当年的天王巨星，曾是两代人的偶像，没有之一。

　　聊起当时的广东乐坛的“江西兵团”，最先想起的便是杨钰莹。但是最早在广东站稳脚跟，并被誉为内地第一代流行歌手的，是南昌的谭耀军。

　　他其实是江西师大音乐系美声科班出身，是国内难得的男低音。但鬼使神差，还在读书时他因为应吴颂今邀请到广州录了几首歌，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广州白天鹅影音公司看中，成了一名流行歌手。

　　据说，从1984年到1989年，谭耀军录制的盒带有上百盘，个人专辑也有二三十盘。当时的广州统领内陆的流行音乐，谭耀军则是全国去到广州发展的最早一批歌手。最初的广州白天鹅影音公司就是靠谭耀军和李玲玉两位歌手撑起来的，白天鹅影音公司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谭耀军的。后来，那英、李春波、毛宁这批歌手才陆续南下，有很多人当年试唱时，谭耀军就在现场。

　　谭耀军在广州录的很多磁带都是翻唱刘文正歌曲，比如《人生的车站》《小秘密》，但凡是刘文正好听的歌曲，谭耀军都唱过，且在广州录音棚里有着“内地刘文正”的称号。

　　谭耀军录制的磁带当时畅销全国，基本上销量都是在百万张以上。像他这样一线的歌手录一首歌的酬劳在200元至300元间(当时还没有版税的概念)。当时还被邀请去商演，几百元一场的出场费，在20世纪80年代也算超高的了。

　　有一次江西省音协在当时位于苏圃路上的江西影剧院举办了一场演唱会，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演唱过《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和《曙光在前头》的著名歌唱家。而倒数第二上场演唱的谭耀军因为太受观众欢迎，弹着吉他一口气唱了9首歌。回想往事，谭耀军说当时年轻不懂规矩，剧院里人山人海，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只是把歌唱家老师急得够呛，在舞台边不停来回走。

　　可惜，因为某些原因，谭耀军没能在流行音乐的路上走下去。以至于像毕晓世、陈小奇、李海鹰、吴颂今、捞仔这些著名音乐人时至今日还有些惋惜，认为凭他天生浑厚磁性的嗓音和了得的唱功，会是另一个韩磊。

　　“江西兵团”

　　●讲述人：吴颂今

　　“江西军团”的第一代歌手就是谭耀军和汪红波，接下来是庐山小百灵王艳，还有黄琏、黄甜、燕红、燕军这样的姐妹花。张燕军(后改名张倍宁)和杨钰莹是同班同学，歌唱得棒，长得也非常漂亮，还会弹电子琴，后来嫁给了奥运体操冠军李小双。

　　1990年，杨钰莹被吴颂今接到广州，恰巧赶上了中国歌坛造星的开始。吴颂今说，1990年全国被重推的歌手只有两位，广州是杨钰莹，北京则是艾敬。杨钰莹的第一张专辑是翻唱韩宝仪的歌，叫《90韩宝仪》， 1991年推出了原创歌曲专辑《为爱祝福》。艾敬在北京推出的是《我的1997》。“从人气上来说，艾敬是比不过杨钰莹的，现在的艾敬早就销声匿迹了，可是杨钰莹依然活跃，还是那么漂亮。”

　　周亮凭借吴颂今创作的《你那里下雪了吗》《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登上央视春晚，人气骤升。但她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清流歌手，当年很多有钱老板追求她，有个福建的玩具厂老板要给她建一个亮亮玩具屋，她不要，也不答应对方的追求。周亮拒绝了身边的各种诱惑，最后嫁的老公还是当年在南昌歌舞厅唱歌的时候，那个每天晚上用自行车接她回家的初恋男友。

　　吴颂今说，当时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像谈芳兵、金玲、朱含芳，到广州发展的江西歌手无论是人数还是出的专辑都是名列前茅的。“江西军团”的唱功实力绝对不输于其他省份的歌手，就是和广州的比也不会差。当年《灞桥柳》的首唱是江西的汪红波，张咪是听着汪红波录的小样才学会的这首歌。吴颂今自嘲那时的他像个“人贩子”，把江西好的歌手一个个都送到广州，推向全国，“我为什么这么起劲地推江西歌手，也是因为推出去的歌手个个都很棒，都很有竞争力。我把他们推向了全国，也是把自己的作品推给了全国的听众。”当然，吴颂今也有遗憾，他的“江西军团”里本可以有更多歌手发展得很好，却有不少人为了爱情牺牲事业，在半途选择退出歌坛。

　　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有的大家知道，有的一知半解，还有的比我们了解得更多。我们不想太过于唠叨，就这样平白直叙，平淡到连一张老照片都不想放。

　　因为，那个日子，是南昌，是江西在国内音乐圈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日子。不需抬高修饰！

　　接下来一期，我们再来聊聊文学，聊聊诗和画，还有八一大道上的酒吧。敬请关注！

　　闪亮的日子，告别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