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文化学者走出书斋，以音乐为题重访丝绸之路

额济纳、嘉峪关、敦煌、吐鲁番、库车、张掖、武威、兰州、夏河、天水……2018年10月，12位不同学科、专业及不同学术经历的文化学者走出书斋，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重访古老的丝路，在大漠孤烟、弱水流沙、洞窟壁画、城垣断壁、田野民间触摸历史的温度。

“学者要阅读思考，更要行走，走去文化现场，在文化现场感受文明传播流动，这是研究的基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主任萧梅表示，集中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文化学者，以音乐为题西行考察，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是一次创举。学者们将史学与活态音乐文化结合起来，思考和分析研究对象，不断地追问：在丝绸之路上有多少种文化面貌，哪些内容能持续保留下来，哪些内容慢慢消失了，原因是什么？

此次西行考察随笔集《长安向西》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近日出版，论文集将于明年问世。

聚焦“中原—河西走廊—西域”

早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在古罗马和古长安之间，已经存在文化交流和贸易沟通。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术语，使这贯穿欧亚大陆的通道有了确定的称谓。丝绸之路在几千年当中呈现蓬勃的生机，造就了诸多文明，也见证了多个族群、政权的起起落落。它几乎是欧亚大陆乃至更大历史地理范围中文明发展史的缔造者，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后继者、膜拜者与研究者。萧梅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中总结，20世纪30年代至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为围绕丝路沿线石窟、墓葬、经洞等所呈现的音乐、舞蹈内容以及出土文献、乐谱的研究；其二为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研究；其三在丝路音乐研究中延伸出了偏重于实践的探索，即乐器复制、乐舞、乐曲复原等。

2017年，在萧梅的提议下，涵盖古代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型学术平台“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成立，并发起“邀访学者计划”，以促进国内外学术的深度交流，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首期“邀访学者计划”主题聚焦7至14世纪“中原—河西走廊—西域”音乐文化交流和传播展开。在时间范畴上聚焦唐、宋、元以及当时与中原政权关系错综复杂的吐蕃、党项和蒙古，空间范畴以敦煌石窟为中心，河西走廊作为贯通并辐射周边。

“邀访学者计划”从来自5个国家、22位申请者中选拔8位学者，自2018年10月起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研修。其中一个月即是西行考察，共赴河西走廊进行文化遗址与传统音乐田野现场。考察内容包括：以敦煌石窟为中心的石窟壁画音乐图像调查，不同时代丝绸之路沿线典型乐器、乐队和舞种考察，历史记录与当代民间音乐舞蹈考察。

“这条考察路线让我们兴奋”

2018年10月4日，萧梅飞往西安，与西行考察小组8位成员汇合。他们是，美国学者吉莉亚娜、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温和、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贺志凌、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徐欣、忻州师范学院教授刘晓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燕婷、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任宏、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晓峰。此外，扬州大学青年教师魏育鲲随行任行政工作，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孙静参加了敦煌的行程，西安音乐学院的博士宁颖参加了库尔勒—巴州—库车—吐鲁番—哈密的行程。

额济纳、嘉峪关、敦煌、吐鲁番、库车、张掖、武威、兰州、夏河、天水……考察小组从长安出发，历时30天，行程7000多公里，重访古老的丝路，考察近50个博物馆、遗址、石窟、文化馆、村落及18种传统乐种，采访17位民间艺人、11支表演团队。考察内容包含黑水城遗址、魏晋时期画像砖、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麦积山、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静态历史遗存，以及西安鼓乐、秦腔、曲子戏，吐鲁番和库车民间歌舞、宝卷等活态传统音乐。“这条考察路线让我们兴奋！”任宏表示，走访线路饱经历史沧桑，混杂了多种文化，层层叠叠，互相缠绕。每个点上的历史遗留，无论大小，都是悠悠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光辉记忆。踏着黄沙，触摸夯土，聆听历史遗留下来的动听旋律，在静态和动态中寻找历史的真实存在。

西安出发后第一站是额济纳。位于额济纳河下游北岸荒漠上的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历来是军事重镇和各族频繁交往集聚之地。“西夏文化特立独行，非常惊艳。此前，我们对西夏历史材料没有太多关注。这一站的加入，对研究材料的推进来说是意外之喜。”温和说。辉煌舍利塔是黑水城文书的主要发掘地，1909年由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出土2000余件西夏遗书、300余件唐卡和塑像等艺术品。无论是当地人还是考古队都已将辉煌舍利塔埋藏在记忆深处，往昔辉煌已一去不再，出土文献也都保存在圣彼得堡。西行学者凭借阅读的记忆，从城里寻到城外，走了若干个曲折，终于在黑水城外西北500米一处毫不起眼的废墟找到了辉煌舍利塔。“找到它并完成内心的膜拜是此行的一大夙愿。朝圣的那份激动让我们足足绕着遗址跑了3圈，内心像花儿一样绽放。”贺志凌介绍，黑水城坐东朝西，不同于传统坐北朝南，如果不做方位测量，就会如一些游记那样，将辉煌舍利塔记写为西南500米，这也是起初遍寻不见的原因。

“用双脚去阅读这长路”

一辆15座商务车奔驰7000公里，途经平原、戈壁、高原、沙漠，学者们用车行、步行的方式，体会感受丝绸之路，从而更能够感受到以前靠骆驼、马队行走于丝路的艰辛。这不仅考验智力、知识，也是对体力的考验。“车中的时间占去很多，对身体而言绝对是个挑战。”任宏说，除了需要灵活掌握、控制喝水频次与注入量，及时根据空间扭转身体、调整脑袋脖颈位置之外，大家还需要在身体与汽车的行进律动博弈中学会顺应——无论车怎么颠簸都可以安睡、喝水或者打开电脑写东西。

“书本上从中原到西域，只是字与字的距离。当真正用双脚去阅读这长路，想象着眼前如延时镜头般的沧桑，内心总能体验一种豁然与通达。”沿途走访四处石窟遗址，来自敦煌研究院的朱晓峰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观看—记忆—思考”的看窟流程。“于我而言，西行丝路既是梦中远方的一次心灵之旅，更是心中圣地的一次学术修行。”陈燕婷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研究泉州南音。对她来说，遥远的西北粗犷、豪放，充满神秘感。丝绸之路上数量众多的古老壁画中，大量与南音相似的乐器，如横抱琵琶、拍板，以及相似的乐队组合形式等，更是令她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在这条路上，由西向东、祁连山南北的两条自然景观地貌本身就是万花筒，结合方言、民俗与地理地貌去看音乐文化的发展，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西行前，音乐学家乔建中叮嘱他们：考察不仅要关注石窟寺、遗址和活态的音乐，还要关注自然景观。“公路行走，让人对地域变化更加敏感。随着西行，自然生态一路变化。”徐欣看到遍地棉花，便知进新疆了，遇到大风封路，心想这可能是在吐鲁番。朱晓峰远眺山峦间初升的太阳，忽觉，对于客居西陲的古人，中原太过遥远，敦煌便成为安放乡愁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敦煌曾经繁华的一个动因，“如果整日沉浸书斋，是断然不会有此念头的。”

“田野生活让一切变得鲜活”

首届邀访学者的研究领域分别为史学、考古学、民族音乐学、美学，涉及的专题有乐舞、乐器、音乐图像学、少数民族音乐、汉族传统音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科背景的学者看待音乐的角度立场非常不同。”徐欣举例，观看秦腔演出时，中国学者看得津津有味，美国学者却受不了。她用手机测试分贝数，觉得锣鼓声、唱腔都超出了耳朵的承受力，中场休息时便走出剧场。“考察途中，我们经常因不同观点‘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吵得很凶，这正是切换思考模式、融汇不同视角的良机。”任宏表示，学科背景大不相同，面对相同的考察对象，必然会得出不同的认识结果，若能汇总这些不同侧面的考察结果，可以尽可能排除盲人摸象的主观看法，有助于宏观、客观地理解考察对象。“那些西行路上朝夕争论的人于我而言，不是一群同行学者的集合，而是学术生涯上一种类似共同图腾的部落。”温和用“我们的学术旅行”“我的西行伙伴们”，形容这次西行和考察小组。

西行考察期间，考察小组每天晚上以总结会的形式，对当天的活动做个人陈述和讨论。在甘肃省夏河县，一些队员开始出现高原反应吃不下饭，仍顶着高原反应的不适坚持开会，认真讨论。“在内容丰富的行程中得到不同视角的碰撞是非常难得的，要抓住机会开展头脑风暴。”萧梅说，参与学者因为学科不同而出发点不同，从不同角度感受这种你来我去的文化过程，建立这样一个总体的历史感、空间感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者沿途撰写讨论综述、考察心得，集结成随笔集《长安向西》。“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再累也要在睡觉前把考察记录做完。因为每天的任务都一样重，只要有一天拖沓了，后面要补上就更难了。”陈燕婷说，考察这些天，睡三五个小时是常态。“人生35载，相较此时，尚没有哪一刻觉得身心与工作、与生活、与文化、与自然能如此亲密地融为一体。”结束四天的新疆考察，宁颖写作综述，码了一万四千字，“田野生活让一切变得鲜活，我不舍得将每一帧画面丢弃。尽管行色匆匆，却在学术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急剧重构，尽管有太多问题仍然不明不白，却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寻找到了新的坐标与可行进的道路。”

除了历史学的追寻与解释，学者们不忘在田野过程中尽一切可能贯穿对人的观察。在额济纳，女司机奥特根每到一处遗址都要给干涸的沙土洒些水，来慰藉该处的生命和逝者。在野外吃了瓜，她要把瓜皮工整地摆在植物的根部。“这些小细节，都让来自都市的我们惊讶、汗颜。他们对自然的礼敬真挚、淳朴，发自肺腑。”考察中，贺志凌对牧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关系深有感受，从此心中有了一片金色的胡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