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逻辑的时代,我们还需要金曲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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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逻辑的时代,我们还需要金曲奖吗?
田馥甄凭借《无人知晓》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贡献了当晚金曲奖的最高热度,粉丝激动庆贺,称“出道20年最好的礼物”;陈珊妮现场科普音乐制作人,也赢得圈内外人士击节称赞;罗大佑获得特别贡献奖,获得全场起立鼓掌。
作为当晚的最大赢家,台湾知名嘻哈歌手杜振熙(aka蛋堡)一举夺得最佳华语专辑和最佳华语男歌手两项大奖,但在内地观众面前仍不够脸熟,讨论度甚至不敌田馥甄的颁奖嘉宾吴青峰;无缘最佳女歌手的万芳获得了最佳评审团奖,除粉丝戏称新专辑《给你们》名字不吉利外,评论寥寥。
谭维维、李泉作为唯二获得提名的内地歌手,最终均无缘领奖台。面对着完整获奖名单,歌迷只觉得歌没听过,人也不熟悉。
除此之外,这一届颁奖典礼的关注并不多。据音乐先声观察,微博话题#第32届金曲奖#在当晚23点迎来关注巅峰,可阅读量不过区区5454万,讨论量不过3万。其中,音乐KOL、明星后援会是主要的话题贡献者。
作为华语乐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与电影金马奖齐名的音乐奖项,台湾金曲奖的关注度与讨论度却显得与这些头衔不相称。近年来,金曲奖获奖作品频频爆冷,音乐越来越小众,音乐人越来越没有知名度,“一年不如一年”的唱衰声不绝。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时代还需要金曲奖吗?
金曲奖缘何式微?
“金曲奖不好看了”“一年不如一年”,并不是内地乐迷的一家之言。早在2010年前后,台湾金曲奖的收视就不太好看,屡创新低的新闻络绎不绝,动辄流失观众百万人次。
直至2020年,金曲奖才将颁奖典礼同步至线上平台直播,在YouTube官方频道获46万余次观看,成绩也谈不上亮眼。今年的成绩还要略逊色于去年,观看人次仅36万(截至2021年8月23日8点)。可见,在互联网这条赛道上,金曲奖不仅起步晚,而且动力也不足。
同时,金曲奖的评奖方式也仍未进入互联网时代。目前,其评选规则仍然依托于实体唱片的制作和发行,仅评奖标准“歌手专辑必须在台湾地区同步发行”一条就将许多内地歌手拒之门外。而随着音乐流媒体的迅猛发展,唱片业成为了明星们“亏本经营”的附属品。
已故的摇滚巨星大卫·鲍伊曾预言:“音乐这东西将变得像自来水或电一样方便可用,你们得做好要办很多巡演的准备,因为那真的可能会是剩下的唯一还带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如今唱片已经成为了亏本的买卖,甫一发行,明星们便火速投身巡回演唱会,以门票收入来弥补制作成本。与唱片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81年到2018年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上涨了400%以上,远远高于总体消费物价指数160%的涨幅。
在数字音乐的冲击下,实体专辑唱片发行量的接连走低,原来一年推出一张唱片的天王天后,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推出一张全新的作品。以天王周杰伦为例,自2000年至2008年他每年至少推出一张唱片,而在近几年歌迷翘首以盼也仅仅盼来一支线上发行的单曲。
唱片市场的持续走低,评奖标准的固守成规,选出一个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双赢的作品变得难上加难。32岁的金曲奖,似乎也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但是背后是整个台湾流行音乐的窘境。
在金曲奖迅速崛起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见证了张雨生24岁便开始的等待,歌王从周华健传递到张信哲,最终在千禧年来临之际,传递给了才华横溢的23岁年轻人——王力宏。
彼时,海峡对岸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金曲奖为何物,但是金曲奖榜上有名的声音如海风向对岸吹来,席卷大江南北,坐实了台湾流行音乐在内地的中心地位。
2000到2010年间的第二个十年,金曲奖持续着它的辉煌。周杰伦、孙燕姿、张惠妹、五月天、苏打绿、陈奕迅、林俊杰这些身影在颁奖典礼上熠熠生辉。
但是在对岸,大陆本土的流行音乐选择了全新的赛道,野蛮生长着。以《超级女声》为代表选秀节目爆火,公众用手机短信决定着下一个流行风向;以许嵩为代表的网络歌手,摩拳擦掌,在二进制的空间里开疆拓土。
市场已经将话语权从专业的颁奖礼评审手中夺过话语权,交由公众并且持续至今。2018年第29届金曲奖在颁奖,内地的歌迷忙于送《创造101》中的练习生出道;2020年第31届金曲奖在疫情之下艰难求生,内地的歌迷一边看姐姐们乘风破浪,一边看乐队迎来夏天。
不容置疑,华语音乐的重心已经从港台转移到内地,音乐的内容生产都向市场力、消费力更强的内地倾斜。而台湾经济社会的停滞和音乐市场的低迷,也在悄然改变着年轻人的审美格调。
2017年五月天爆冷输给草东没有派对便是一个信号。温柔浪漫的台湾流行音乐输给了耳目一新的丧气质,年轻人不再想“私奔到月球”,他们“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
金曲奖,绝不只是小众狂欢
败给互联网流量,是台湾金曲奖需要面对的不争事实。但即便如此,在风光不再之后,它始终保持着音乐人心中的权威地位。
在第32届颁奖礼上,金曲天后田馥甄仍然哽咽着说走上领奖台的楼梯“腿软了”,她将金曲奖视为童年梦想实现的标志,说小时候便在浴室忘我高歌的她说“妈妈我没有浪费水费,我拿到金曲奖了”;去年,在台湾乐坛已经摸爬滚打20年的梁静茹在金曲奖前,仍在ins上忐忑不安地展示自己的小抄。
除此之外,台湾金曲奖的公信力更源于在艺术性和流行性的博弈中的不屈服、不妥协。不得不说,这么多年,对于小众音乐的发展和传播,金曲奖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本届金曲奖上获得最佳演唱组合大奖叫“寻人启事”,在内地这是一个接近于为所未闻的名字。作为一支阿卡贝拉合唱组,本次获奖专辑《Dear,Adult》也是通过众筹完成。在组合的宣传片中,寻人启事说“这五年很多人告诉我们不可能,阿卡贝拉的音乐不可能成为流行,人声乐团不可能站上更高的舞台。”
而这届金曲奖将他们五年的努力和坚持盖章认证:不可能变成可能,阿克贝拉值得更大的舞台。
回想去年金曲奖,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内地音乐人裘德也是个陌生的名字。作为由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扶持的唱作人,内地媒体人评价道“裘德入围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真正用心做的好音乐一定是有机会被听到的,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好的音乐人不会被埋没。”
在更早的第18届金曲奖,MC Hotdog热狗《wake up》获得最佳国语专辑。那时大众还在探讨Hip-hop歌手是否可以成为歌手,金曲奖评审已经为其抛去橄榄枝,助力嘻哈音乐在迈向主流的征程中激流勇进。
究竟何种音乐可以称之为“金曲”?答案定是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曲榜”并不是KTV排行榜,收听量不是好音乐的至上标准。
纵观如今的音乐市场,新兴神曲层出不穷,大众渴求好作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抖音2020年的十大爆款歌曲中,大部分歌曲都收到过或多或少的非议,而越来越多地音乐只局限于15秒到30秒的副歌部分,虽然总播放量945亿,相当于全中国平均每人播放67次,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从未完整播放过一次。
在此背景之下,台湾金曲奖旨在透过“金曲”的背后,为大众重新界定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和审美标准。小众音乐是流行音乐的个性化标签,金曲奖给予它们主流意义上的认同;而通过金曲奖的传播将小众音乐的受众群体扩大,使流行音乐的未来可能性不断扩大。
我们仍需要金曲奖
不否认,32年金曲奖走到如今,已显疲态。
在“金曲奖是否应该被取缔”的质疑声中,专业的从业者、媒体人都在向其表达敬意。因为这不是一份简简单单的获奖名单,而是一份流量逻辑时代中的投名状。
金曲奖坚持公众音乐素养的宣教,为最佳MV导演、最佳编曲人、最佳制作人、最佳录音加冕,告诉公众一首“金曲”绝非仅有台前的一位明星,还需多很多专业人才做去鼓励,还有很多标准需要去坚持。
评审团主席陈珊妮为制作人正名的颁奖词顺利出圈,她在现场向公众科普什么是音乐制作人,说制作人的工作是“在音乐和音箱间,整合一切琐碎与创意,用另一种匠人精神做到极致,做到无可替代”。
同样,金曲奖还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今年,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颁给了罗大佑,马世芳作为引言人宣读了金曲奖评审的看法——“一个歌手他可以不止拥有诗人的灵魂,他还拥有思想家的精神和革命家的气质,一张唱片也可以成为震撼时代的启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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