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一匹惊恐的老马

爷爷是一匹惊恐的老马。很多年后当我在坝上草原租到这样一匹瘦马时，觉得爷爷就是这样，对远方失去激情，出行时极不情愿，需要抽打才会走上几步，它总是低头嗅来时的气味，一等返程，又控制不住地欣喜起来，几乎将骑手甩下鞍来。

 

今天当我们家人团聚时，还会嗟叹历史上的某个节骨点。那是五十年代的某天，一位干部接到一张纸，盘桓良久，最终在嫉恨情绪的驱使下烧掉它。只因为爷爷和他同村，且出了一个很小的过节。这件事像史书记载的悬案，最终爷爷从乡长位置下来，变成略带魔幻色彩的郎中。据说在下来前的谈话中，领导问：“小艾，你怎么连个入党申请书都不会交？”爷爷答道：“交了的。”爷爷说的时候像个羞愧的妇女，已经左右不了由公章承认的现实以及领导怒其不争的态度。

 

我们今日嗟叹是因为我们看见另外一条河流，那位干部接到入党申请书后，战胜小我，批准之，爷爷便能借着这凭证从乡长晋升为区长，进而县长、市长、省长，那我们现在就是高干子弟了，用不着起早摸黑，将每个亲人变成骡子，驮只有1%利润的货物。我们有时还会嗟叹父亲当年的一次踯躅，生性果断的他带领全家从村迁移到乡，又迁移至县，筑了两套大房，却是在勘察好地级市的门面后撤退，这样我们便丧失了举家成为城市人的机会。

 

今天我的流浪就根植于这纯朴的虚荣，有一天我在县城感到胸闷，便离开组织部，到郑州当一名打工仔，此后飘移上海、广州、北京，好似距梦想中的纽约不远了。二零零六年，一家杂志唤我，我立刻答应了，就因为它是美国一家杂志的中文版，那美国杂志就在纽约，集团名叫时代华纳。我想我就是去看看也好啊。可惜现在也搞不清，是我炒它了还是它炒我了，就像一次不幸的吵架。

 

当我意识到现在的我已三十四时，那种漂泊的疲乏便不可遏制地泛出来，我已学会取笑自己的理想，所要的也越来越少——正是在这逐步丢失激情的过程中，我想到爷爷，我觉得他从来没惋惜过，他就是一匹惊恐的老马，才不想得儿驾得儿驾地在官场驱驰。我记得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做下去，他说后来都挨批斗了。这么说他就是他心目中的刘伯温，准确预测了一场宏大历史中芝麻小吏的遭遇。而我也觉得那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只是骗局，他可能真的没提交它，这在日后他种种的作为中都得到呈现。

 

爷爷爷爷往往是我们乡村记忆的独特部分 （东方IC/图）

 

爷爷进入老年很早，在卫生系统做了一会，就让父亲顶职去医药公司，自己退回到下沅村，过欢喜的生活。我就出生在这个赣北的小村庄，是所有孩子中最受爷爷疼爱的一个，我做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荣耀的事情。他试图将一生所迷信的东西灌输给我，包括呼延庆锤子的斤两，点痣用的药水，黄梅戏本，奇门遁甲以及麻衣相法。有年暑假，他找到一个算命孤本，因为急着要还，偷偷拆开一半，他抄前一半，我抄后一半，结果我十个字只抄四个字，蒙混过去，等到后来他读到此处，不禁长嘶一声。我知道他不会发怒，甚至连当着我的面怨恨也不会，他只说你这个伢儿，你这个伢儿啊。

 

他很好地开发了我的记忆力，让我记住一家九口人的生辰、属相和称呼。每当有人路过，他就拉住对方问我：“说说，小莹是你什么？生于哪个时辰？属什么？”我对答如流，他便巴巴地看着对方，等待那宏大的赞扬。爷爷是很好的故事人，总会有些乡人过来讨要故事，他有天讲着金兀术，讲差池了，我在旁补正，他当即瞠目结舌，接着便展现出世上最欢欣的笑脸，这笑脸接近疯狂，又那么无声，像山间的花呼啦啦全开了。从此，他讲故事之前都要按一句：“你说，他这么小就知道我讲故事讲错了。”

 

有一天我在上学，忽然窗外探出一颗光头，因为消失得太快，我不敢确信是不是爷爷。在回家后的餐桌上，果然听到他实在忍不住了要说：“我看来看去，整个小学就数柱儿最白最好看。”爷爷已经死去多年了，这件事仍被当成我家餐桌上的笑话讲述，意思是爷爷很可笑。另一件常讲的笑话是我第一次系皮带，不会解，拉了一裤裆屎，一直不敢告诉别人，直到自己被臭得轰然大哭。

 

爷爷身上散发的邪劲，他对风水、周易、麻衣、点痣、戏本、中医的坚持，都让我那无神论者的父亲不屑，也因此，他的教育权逐渐被剥夺，我开始在乡村练习书法、珠算、智力游戏，直到父亲觉得还不放心，将我和弟弟接到横港乡，和他一起生活，接受他的监督。我在横港药店，接受了太多的殴打，我永远记得《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诗，是为：

 

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 

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但我也只记得这一首。父亲命令我每天背诵一首诗，计划是第一天背一首，第二天背两首，至三百天时背尽。我总是背不好这第一首，因此总是被当成不用功，被罚令跪在地上，直到背诵通顺为止。我现在不看中国古文，不喜唐诗，就像我的父亲不喜吃包菜一样，他在穷困时吃得太多了，以至后来餐桌再出现这东西便会勃然大怒。

爷爷失去了我，但还有巨大的乡村，他上山采药，配制神秘的药物，给人看风水、算命，有时还搞来一种药水，把河里的鱼虾药个精光，让自己足足吃上半年，有一年他养鸭，鸭子得瘟疫死光了，他就把它们制成板鸭，在楼阁上挂满两排。父亲回来时总是和他大吵，这时他便展现出殊死搏斗的架势，说吃死了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

 

爷爷逐渐成为乡间的一个传说。时常会有些人提着红鸡蛋、腌腊肉过来探望，爷爷总是问：“孩子还好吗？”

 

“好啊，好的很，到处蹦。”

 

爷爷便很愉快地收下物什。很多乡村孩子不知为什么喜欢假死，跟真死一样，唤也唤不回，这时总是心急火燎地来请爷爷，他过去一通乱掐，他们就猛然啼哭，活转过来。

 

无事可干的时候，爷爷总是嘴里叼着烟，蹲在路边等候远地他的妹夫和女婿。爷爷本来不抽烟，因为看病多了，人家敬烟，他觉得这是财物，不拿心疼，抽了又觉得害身体，因此便点着放在嘴里叼着，一生不吸一口。他也不知道掸烟灰，因此每条裤子都留下洞，有的洞大得能显出里头的内裤，让奶奶耻笑。爷爷就这样叼着烟，蹲在路边等候，他已经托人带信给他们了。

 

我的姑爹和姑父赶来时，爷爷活络起来，带他们看新设计的捕猎机关、麻衣读本和山上百年不开的神秘植物。我的姑爹和姑父长的和我爷爷差不多，都有稍微前凸的嘴巴，骨碌碌转的眼睛和形似于秃的头发，像是三个老掉的孩子。现在想起来他们聚会时是多么欢喜，他们是三个欢喜的人。

 

到了第一道分别的时候，爷爷说：“再多歇几天罢。”他们就再歇几天。过几天爷爷又说，“再歇几天罢。”他们便又歇几天，直到不得不分离，爷爷才像萧条的作家，独自举灯回到案前，好一通身体不舒坦。

 

总体来说，他和下沅村是和谐的，他睡在房屋里，房屋就失去墙壁，那些尿桶、锄头、灶、柴禾、水缸以及二楼干燥的稻草就属于他，他走到门前，他就融化进万物，青翠的山、哗哗流动的河水、池塘里潜藏的泥鳅、来往的农夫、长痣的女人、相信命运的邻居和假死的孩子就像花儿一样簇拥着他。他像在母胎里的羊水活动，越活越年轻，脸色红润，健步如飞，直到我的父亲觉得他实在太老了，在举家迁移到县城时将他和奶奶捎过去。

 

这个过程就像将鱼儿捞出来丢到地上，爷爷眼神惊惧。在县城住的地方，陌生的火车每夜以其工业的姿态无情地路过，让缩在小房间里的爷爷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将算命书和戏本放在哪里为好，他看到房间由冷硬的墙壁组成，但是这些墙壁在我父亲及现代文明的注视下薄如脆纸，他觉得他什么用也没有。他还认得政府系统和卫生系统的老熟人，但在经年不同的造化之下，他们已失去相视一笑的默契，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一起来，因此最后凄惶地简化为一两句问候：

 

“你身体还好吗？”

 

“还好，你呢？”

 

这个老头，每天吃饭每天又无所事事的老头，逐渐演变成一个可笑而固执的小动物，开始变得痴愣，在家长回来时凄惶不安，好像口袋里的东西随时会被缴走。他就这样极其漫长地活了很多年，有天他找到小锄头，去县城边的山岗游玩，带回一捆毫无价值的野草；有天则上袁世凯的当，回来说用极其少的钱买到银元，吹起来还会响，招来我们集体性的教育；过了些时日，他不思悔改，又买回一些袁大头，他应该见过伪装成美元的秘鲁币，但没买，因为他不相信纸；他的妹夫和女婿有时会来县城，但他们在来之前已经被自己对县城的敬畏吓坏了，他们不敢将沾着泥巴的鞋踏进我家，匆匆吃过饭，就甩开爷爷留恋的手落荒而逃。

 

 

有一天，我病了，躺在沙发上，爷爷一动不动守护着，像一尊陈木雕像。我就在这平安中睡去，直到被惊醒。厨房里乒乒乓乓，发出欣喜才有的响动。我起身去看，发现爷爷，这个粗通一些汉字的人正按照我的化学课本配制一份神秘的药水。几天后，这份由淀粉和米汤等配料做成的墨汁，在算命瞎子聚集的东街得到呈现。爷爷拿着毛笔蘸着它，写好字，等待上钩的乡下人，他们相信了无字天书的说法，乖乖掏出钱。爷爷赚了好一笔，这让他觉得自己多少在这个做生意的家庭里会获得一些尊严。但当他兴冲冲回来后，被我的父亲极其不屑地斥责了。爷爷眼里的火光应该熄了，他一辈子都在和我父亲争执是中医有用还是西医有用，是有鬼神还是没鬼神，是有天堂还是没天堂，他败了，我的父亲判决他说，你搞什么东西。

 

那时爷爷想着的便只有逃亡了。就像活在高墙下的鸡，老掉了，连翅膀也展不开，只能有一下没一下地啄着米，心里却想着飞到天空去，和那清风白云为伴。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悲凉，是他的热望，也是他的绝望。他最终不可逃脱地参加了中功培训班，顺利地滑向另一个世界。

 

今天我们都在用老年痴呆症来形容最后的爷爷，但是他得的其实是精神病。也许是在有一天，有一个问题他没想明白，卡着了，走火入魔，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与我们失去联系。我记得那第一声宣布彼此隔离的嚎叫，那是一个人在极其惊惧的状态下才会喊出来的嚎叫，我们一家人像是魂魄被击中，惶恐地跑进房间，发现他眼睛直勾勾，手指着一个稳定的前方，气急败坏地说：“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我命令你倒塌，赶快倒塌。”

 

我们召唤他，安抚他，捉住他，却是消除不掉他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恐惧。这恐惧像霉斑，迅速扩散起来，慢慢从遥远回到近处，从抽象变得具体，到最后演变成谁也不能靠近，每份递去的食物都被怀疑下了药。他总是对我的妈妈说，“我还不知道，你想毒死我。”

 

妈妈后来总是转身对着我们笑，说：“我要是毒死他了，早不就毒死了？”

 

我们开始习惯有这样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大叫的亲人。爷爷曾被送去精神病院，很快又接回来，那地方在外人看来，确实像存在的地狱，空气里透露着太多不安的分子。爷爷就这样嘶吼，为着他的自由，将自己吼衰竭了，有一天忽又清醒过来，说要回趟下沅村。

 

我不记得那时我在哪，总之接到电话，说爷爷一回到下沅村屋子就生出蛮力，将护送的女眷推开，快速闩门，并在门后顶上两把锄头。现在想，这便是他的城堡，他要在里边与那些要将他掠走的亲人作战，他对焦急的呼喊不闻不问，碰到那些同龄的老人过来规劝，便说：“我还不知道，我一开门，他们就将我捉去了。”

 

至后来，大约是外边催的急了，他发起癫狂，失心疯地大叫。我就是在这时接到电话，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赌注了。大家都知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如果有条命比他自己重要的话，便是我了。

 

我汗如雨下地赶到这个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意外的寂静，阳光照在门上，门因为被雨冲刷，淡蓝色的漆已经变成白灰色，露出道道槽痕。我听了听里边，陷入到空空荡荡的惶恐，我着急地喊：“爷爷。”

 

里边空无一声。我又喊：“爷爷，我是老柱。”

 

这时里边飘出愤怒的声音，这愤怒的声音如今听来还是如此踏实：“你骗谁呢？”

 

“我真的是老柱。”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你来看我，好。” 

“爷爷，你开门吧。” 

“我不开，一开他们就把我捉去了。” 

“没人。我一个人来的。” 

“你真的一个人来的？” 

“真的。” 

“我不信。”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他们都走了。”

 

门畏畏缩缩地开了，爷爷果然只看到我一人，卸下警觉的眼神，要摸我，我一人把他捉出来，一直捉到车上，让汽车拉回县城。我觉得他应该痛骂几声叛徒，但他什么也没说，只像绝望的猎物那样哼叫，哼了一路。

爷爷就这样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又活了好些时日。生活就像蚌，把突兀吞噬，抹平了，我们觉得爷爷从一开始就是疯癫的，嚎叫的，好像几十年几百年都如此，好像我们也适应了他几十年几百年。爷爷像橱柜上一只不用的糖果盒，一直存在着。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大姐的儿子小学快毕业了，我二姐快生育了，我哥哥在矿产局上了班，我也警校毕业分配到遥远的乡下当片警了。爷爷带着某种奇迹活下去，看起来距死亡遥遥无期，直到有一天，他在清醒状态下去菜场转悠，极其悲惨地在桥边踩滑，掉进烂泥河。那地方距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妈妈不是爱热闹的人，我爸爸也不是，我弟弟也不是，我们一家都不是，我们只是觉得很多人围在桥头，一定有什么事情。

 

直到我那在矿产局上班的哥哥下班了。他看到很多人围在桥头看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满脸泥污的老头在低声呻吟，出于道义，脱下皮鞋和袜子，挽起裤管，优雅地穿越蒿丛，走进泥潭，要将他拉起来。这时爷爷看了一眼，说：“国儿。”我哥哥才知道，操，这是爷爷。

 

爷爷摔断了一条腿，腿打了石膏，好还是不好都已阻挡不住死亡的来临。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爷爷肌肉萎缩，器官溃败，进食困难，起先能入些饭粒，接着只能入些米汤，最后只能依靠吊水针维系。兼之嚎叫成性，最后几口真气也就损耗得差不多了。

 

纵使如此，这个坚强的老男人还是拖延很久，医生三进三出，每次都像法官那样板上钉钉地宣布死期，每次又很愧疚地说：“我还没见过这么能扛的人。”爷爷到最后已不能说话，只能嗫喏。有天早晨嗫喏很久，每人凑过去听，猜到是蛋糕的意思，便想这一生小气的人是没有吃过蛋糕的，这时想起来了，因此热泪盈眶地去买，买最松最软的，回来掰成细屑，好像要喂鸽子一样。爷爷一看来了，眼睛放出磷光，张开嘴等——可这玩意儿和此前的任何玩意儿一样，进入喉咙后，便被悲哀地、一股脑地呕出来。

 

爷爷疲惫地关上眼睛，连眼泪都没流。然后又开始嗫喏，嗫喏很久，都不懂，因此我们便放任他嗫喏，他嗫喏他理解，他自言他自语。好些天了，亲戚们过来探望，他们坐在一起，绞尽脑汁想这个谜语。到底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大家掐着指头算，算不出所以然。直到来了一个我的堂叔。他“三叔三叔”地唤，示意大家静声，趴过去听，我爷爷张开鱼吻一样的嘴唇，将微弱的气息送进他耳膜，好像在那里用指尖轻轻写了几个字。

 

这个堂叔抬起头，若有所思，又凑下去听，好像知道了，回头说：“怕是想回去了。”于是他又大声说：“三叔，你是不是想回去？”我那疲乏至极的爷爷便马上闭眼，整张脸松弛下来，让呼吸前所未有地通畅起来。我们这时才悟过来，爷爷这些年在县城孤独得不行，这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现在他要回家，回家了说不定能多活上几日。我们最后一次请来医生检查，这次医生好像要拿自己的职业做赌注，说是坚持不回去。

 

医生的话让我们好一顿忙乱，几下将中巴车、竹床、孝布、参水等弄齐全了。我像傻子站着，思考着医生说的四个字，生命指标。我看到这指标像早晨的路灯，一盏盏熄灭，没有声音，没有动静，熄灭。

 

 

几天前，我在派出所接到电话，说爷爷不行了。我一直骑一辆笨拙的摩托，但那次，我一把推开剽悍的同事，抢过一辆马力十足的座骑，挂最大档耀武扬威地冲向县城。现在想来，那时我是个疯子，我挂空挡冲下漫长山路时，很可能就会冲下悬崖；从交错而行的两辆中巴车间飚过去时，也可能会被夹成肉饼。我老远按着喇叭，傲慢地驰过平路，将鸭群弄得跌跌撞撞，有的还试图飞起来，那赶鸭的农民匆匆跳到一边。我好像手握尚方宝剑，心头大喊：我的爷爷快要死了，你们他妈地快给我闪开。

 

但一到他面前，我便手足无措，他看我，既像认识我，又像不认识，什么态也不表——他其实是在筹集最后一点力气，准备这次他很清楚的远征。如今看来，这是一趟奇迹之旅。因为楼梯窄，竹床宽，他没有被抬下一楼，而是用绳索吊下一楼。几条大汉站在中巴车顶，将楼上吊下的竹床和在竹床里躺着仰望天空的他接住。再将他又交接给地上的人。

 

那辆中巴在汽油上出了问题，一会儿猛然冲，像要跌跤，一会儿死活卖不上力，需要人下来推。爷爷在走走停停时微微睁开眼，绝望地看车顶，好生紧张，直到家人凑去告诉他到了哪里，他才消停，不再嗫喏——过了一会儿，他又睁眼，表现出很饿的样子，我妈妈便喂参水，参水从他嘴角流下，钻进脖颈。他没力气喝。妈妈说过了范镇，他便闭上眼。有时看起来闭得太久，大家面面相觑，以为就此去了，去摸鼻息，他又悄然睁开眼来。

 

就这样，中巴车下了柏油路，在土路颠簸，又极其冒险地攀爬上山坡，在下了山坡后，下沅村的气息飘来，大家松下一口气，孰料司机不当心，未顾及隐秘的土沟，前胎猝不及防地蹦过去，整个车猛烈跳了一下。爷爷跟着好像也跳了一下，嘴巴大张，眼睛直挺，呼吸错乱起来，众人手忙脚乱，莫衷一是，倒是他那侄子又看出端倪，凑去庄重地说：“三叔莫急，就差一步到下沅了，十二股已走了十一股，就差一股了。”

 

爷爷就这样坚持回到山清水秀的下沅村，回到他建造的屋子，他的房间，他的羊水。在这里，大家放下他，声势浩大地说“到了到了”，爷爷却长时间睁开眼，看天花板，气息平稳很多，就好像获得了力气——我们甚至相信他会复苏，长出一层新皮，下床，提小锄头到后山挖草药。我们觉得他就是这样大踏步地回到人世间，但在一个叫南生的他的侄子走来后，情况变了。南生是我的堂伯，命运和他所有的兄弟不一样，在他们都从乡村迁移到城镇时，他逆潮从城镇回归乡村，永耕于薄土。南生伯伯看了眼爷爷，亲热地说：“三叔，三叔，你回来了啊。”

 

爷爷好好看了他一眼，忽而明白此地果是下沅村，大家并没骗他，赶紧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肉身死亡，就像一个人说话说累了，头一歪坠入梦乡。也就是这时，我遭遇到要命的尴尬，在一片啼哭中，我失去哭泣的冲动，但不哭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因此我将脑袋包在臂弯里，肩膀时也耸动，伪装得也很悲痛。我知道爷爷在天之灵定然会说，你这个伢儿啊，你这个伢儿。

 

在我还想着做诗人的时候，曾经写过两段关系到我的爷爷，一段是：

 

他叫民国八十四年 

他叫建国四十九年 

他叫改革开放二十年 

他驮着 

毫无必要的历史 

一遍遍地死去

 

一段是：

 

路越活越窄 

房越活越矮 

我的爷爷 

字迹工整地 

去了坟墓

 

这些都没什么意思，我的爷爷跟别人的爷爷一样。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爷爷。现在，当我孤独得想念一只梨子的时候，我想念爷爷；当我孤独得想念一盆炭火的时候，我想念爷爷。我想念他和他的祖辈所繁衍出来的层层温暖，他们自绝于火车轮船，宁可摘草而食，围火而谈。而在那个凄寒的县城，爷爷只能做一件事，他站在二楼，伸着一把丑旧的雨伞，像老母牛那样温柔地喊：“带伞啊，带伞，你们带伞啊。”我们这些人，在江南漫长的雨季里头也不回地离开。

 

有一天，我在梦里看见爷爷的落葬地开满桃花，弟弟和他的一对儿女嬉笑着穿行于密匝的阳光之中。在那个梦里，唢呐、鞭炮、阳光、菩萨、青山都很光明，都很好看。让我像想念恋爱一样想念着未来的死亡。我想葬于螺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