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爱棠新村
发布时间：2015-10-23 发布人：春会
王敏1922年出生。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田汉领导的桂林文抗队。抗战时期历任沅陵、桂林、长沙《力报》及《中国晨报》记者、编辑。1946年参加革命，任党的第三线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建新文艺出版社，任出版科长、经理部秘
王敏1922年出生。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田汉领导的桂林文抗队。抗战时期历任沅陵、桂林、长沙《力报》及《中国晨报》记者、编辑。1946年参加革命，任党的第三线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建新文艺出版社，任出版科长、经理部秘书，1985年离休。199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陶行知突然逝世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降，众多民族精英在此奋斗，乃至名人故居星罗棋布。其中，陶行知等先贤在爱棠新村留下的足迹，令年逾九旬的我印象深刻，一幕幕清晰地闪现在眼前。
陶行知先生是我的长辈、领导，今年7月25日是他在爱棠新村13号逝世65周年，同时也是他诞生120周年，这自然勾起了我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在爱棠新村13号工作，参与编辑《行知诗歌集》，所以了解发生在这幢西式洋楼内的一些往事。
记得是在1946年的4月间，陶行知来到上海。随后，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很快，便在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今余庆路146弄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任宗德和周宗琼是一对爱国青年夫妇，抗战时期在四川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时，新华日报自武汉迁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报社租房子非常困难。这时，任宗德夫妇结识了中共党员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周竹安，思想由爱国走向进步，冒险将住房租给新华日报。熊瑾玎和报社20多位同志就住到任家，并在底楼开设了门市部。以后，他们倾其全力，在经济上匡扶新华日报。
抗战胜利后，任宗德夫妇来上海发展，买下爱棠新村13号作办公处。这一带属于法租界，先前有人种植棠花，环境幽静、安全。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朝南有宽敞的花园，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为大孚出版公司办公处等。大孚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的第三线出版社，作为生活书店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可以出来接替工作，继续与敌人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据点。在重庆时，由陶行知邀集沙千里、翦伯赞、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琼等一起筹办，郭沫若也参与此事并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建议叫“大呼”出版社。但周竹安从隐蔽斗争的角度考虑，遂取了“大呼”的谐音改为“大孚”。成立时，由任宗德、周宗琼为出资人，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日常工作则由周竹安负责，我任编辑。
同年夏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统区时局迅速恶化，陶行知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黑名单第三名，生命受到威胁，他与任宗德商量后，来到爱棠新村13号暂住。在那关乎民族命运的紧急关头，白天他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晚上为整理诗稿到深夜。7月25日晨，陶行知猛然觉得头痛欲裂，突患脑溢血昏厥倒地，任宗德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沈钧儒求救，沈又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驱车匆匆赶到，飞奔上楼，但陶行知已溘然逝世了。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称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随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孚出资并参加了陶行知的葬礼活动，翦伯赞、任宗德和我参加在震旦大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追悼会现场人山人海，特别是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挂上挽联，悲情感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系陶行知挚友，他作的悼词将会场气氛推向高潮。
陶行知追悼会后，周恩来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了翦伯赞、任宗德夫妇，周恩来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继续办下去。”他指定翦伯赞接替陶行知任大孚总编辑。
周恩来领导进步文化事业
陶行知逝世后，周恩来觉得革命的文化事业必须后继有人，另辟新的战场。于是，他对任宗德说，要在上海办一家电影制片厂，用来安置抗战胜利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部分左翼文艺界人士，此举可以占领国统区的电影文化阵地。
不久，在阳翰笙等人的支持下，任宗德等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陆续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这些政治思想性强、艺术臻美的经典作品，达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同时，为了悼念陶行知，向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控诉与反击，翦伯赞同周竹安商定，决定出版《行知诗歌集》。周竹安和我担任责任编辑，我还担任校对。我还约请郭沫若对《诗歌集》作了一次校读并撰写《校后记》，直到《诗歌集》付印前夕，郭老才将《校后记》手稿给我，于是赶紧排版发稿。《诗歌集》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短短时间里先后印行三次，对鼓舞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志很有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大孚出版公司又推出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刘启戈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海恩着）、郭沫若的《沸羹集》与《天地玄黄》等著作，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了贡献。我曾听郭老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杂乱混沌，他的随笔杂文集便取名为《天地玄黄》。
黎明前开展民主运动
在国共大决战的日子里，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史良等民主人士先后来到上海，积极投入了民主运动。他们是任宗德夫妇的挚友知交，经常来聚会和商议工作，一时，爱棠新村13号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我每天去爱棠新村上班，周竹安夫妇也住在二楼；三楼原先陶行知住的卧室由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居住。当时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自行解散，并将民盟主席张澜监视起来。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党组织要求大孚出版公司出面在上海接待罗隆基。其时接待罗隆基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他撰写的政论文章似利剑直刺反动政府的心脏，但是我们仍然接受这一接待任务，将他安置在爱棠新村13号三楼。每天中午，任宗德夫妇、周竹安夫妇、罗隆基和我在底楼餐厅吃午餐，虽然时局很紧张，大家还是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交换见闻和信息，饭后各自又去忙自己的工作。有时会聚在一起小饮对酌，酒酣处谈及时局，无不感到忧虑。正因为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经常出入爱棠新村13号，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们的日常行动受到监视。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有一次特务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陶行知逝世在这里等等。
1947年10月，翦伯赞转道香港去解放区，大孚日常工作遂由周竹安和我负责。但周竹安另负有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中情部的上海情报系统，在三大战役、上海解放等关键时刻都获得过敌方重要情报，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周是他的助手），他要我多承担一些大孚工作，我只得勉为其难挑起这副担子。
1948年秋，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全面崩溃，昆仑影业公司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任宗德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嘱托，四处筹措资金，最后毅然变卖了爱棠新村13号，换得黄金670两，使昆仑得以维持。于是，大孚出版公司就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永业大楼办公。由是，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与王元化等交往片断
1951年春，我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接到周竹安（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机要工作，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一个电话，说任宗德（当时为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为电影《武训传》来北京）来京约在东安市场见面。我们见面后任宗德说，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决定将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与大孚出版公司合并成一家新的出版社，要我回上海代表大孚参加这一机构工作。对于这一文化机构变动的大动作，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次日，我去北京大学燕东园看望翦伯赞（当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为副校长），翦老听完了我的汇报就指示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这个工作适合你，完全可以去。”
我立即返回上海，参加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筹办工作。在一次社务会议上，我曾就大孚版的《行知诗歌集》提出重版建议，但不久因发生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涉及到了陶行知，《行知诗歌集》未能再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行知诗歌集》才由范用兄主持的三联书店再版，这是后话。
1951年底，华东局宣传部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王元化（文艺处文学科长）分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与总编辑，我为出版科长。至此，陶行知创办的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党赋予的第三线任务。如今，又到了棠花盛开的季节，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为了怀念这位将自己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教育家，在爱棠新村立牌纪念。陶行知战斗的生命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灵业已成了爱棠新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陶行知突然逝世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降，众多民族精英在此奋斗，乃至名人故居星罗棋布。其中，陶行知等先贤在爱棠新村留下的足迹，令年逾九旬的我印象深刻，一幕幕清晰地闪现在眼前。
陶行知先生是我的长辈、领导，今年7月25日是他在爱棠新村13号逝世65周年，同时也是他诞生120周年，这自然勾起了我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在爱棠新村13号工作，参与编辑《行知诗歌集》，所以了解发生在这幢西式洋楼内的一些往事。
记得是在1946年的4月间，陶行知来到上海。随后，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很快，便在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今余庆路146弄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任宗德和周宗琼是一对爱国青年夫妇，抗战时期在四川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时，新华日报自武汉迁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报社租房子非常困难。这时，任宗德夫妇结识了中共党员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周竹安，思想由爱国走向进步，冒险将住房租给新华日报。熊瑾玎和报社20多位同志就住到任家，并在底楼开设了门市部。以后，他们倾其全力，在经济上匡扶新华日报。
抗战胜利后，任宗德夫妇来上海发展，买下爱棠新村13号作办公处。这一带属于法租界，先前有人种植棠花，环境幽静、安全。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朝南有宽敞的花园，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为大孚出版公司办公处等。大孚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的第三线出版社，作为生活书店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可以出来接替工作，继续与敌人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据点。在重庆时，由陶行知邀集沙千里、翦伯赞、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琼等一起筹办，郭沫若也参与此事并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建议叫“大呼”出版社。但周竹安从隐蔽斗争的角度考虑，遂取了“大呼”的谐音改为“大孚”。成立时，由任宗德、周宗琼为出资人，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日常工作则由周竹安负责，我任编辑。
同年夏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统区时局迅速恶化，陶行知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黑名单第三名，生命受到威胁，他与任宗德商量后，来到爱棠新村13号暂住。在那关乎民族命运的紧急关头，白天他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晚上为整理诗稿到深夜。7月25日晨，陶行知猛然觉得头痛欲裂，突患脑溢血昏厥倒地，任宗德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沈钧儒求救，沈又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驱车匆匆赶到，飞奔上楼，但陶行知已溘然逝世了。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称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随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孚出资并参加了陶行知的葬礼活动，翦伯赞、任宗德和我参加在震旦大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追悼会现场人山人海，特别是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挂上挽联，悲情感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系陶行知挚友，他作的悼词将会场气氛推向高潮。
陶行知追悼会后，周恩来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了翦伯赞、任宗德夫妇，周恩来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继续办下去。”他指定翦伯赞接替陶行知任大孚总编辑。
周恩来领导进步文化事业
陶行知逝世后，周恩来觉得革命的文化事业必须后继有人，另辟新的战场。于是，他对任宗德说，要在上海办一家电影制片厂，用来安置抗战胜利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部分左翼文艺界人士，此举可以占领国统区的电影文化阵地。
不久，在阳翰笙等人的支持下，任宗德等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陆续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这些政治思想性强、艺术臻美的经典作品，达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同时，为了悼念陶行知，向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控诉与反击，翦伯赞同周竹安商定，决定出版《行知诗歌集》。周竹安和我担任责任编辑，我还担任校对。我还约请郭沫若对《诗歌集》作了一次校读并撰写《校后记》，直到《诗歌集》付印前夕，郭老才将《校后记》手稿给我，于是赶紧排版发稿。《诗歌集》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短短时间里先后印行三次，对鼓舞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志很有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大孚出版公司又推出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刘启戈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海恩着）、郭沫若的《沸羹集》与《天地玄黄》等著作，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了贡献。我曾听郭老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杂乱混沌，他的随笔杂文集便取名为《天地玄黄》。
黎明前开展民主运动
在国共大决战的日子里，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史良等民主人士先后来到上海，积极投入了民主运动。他们是任宗德夫妇的挚友知交，经常来聚会和商议工作，一时，爱棠新村13号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我每天去爱棠新村上班，周竹安夫妇也住在二楼；三楼原先陶行知住的卧室由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居住。当时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自行解散，并将民盟主席张澜监视起来。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党组织要求大孚出版公司出面在上海接待罗隆基。其时接待罗隆基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他撰写的政论文章似利剑直刺反动政府的心脏，但是我们仍然接受这一接待任务，将他安置在爱棠新村13号三楼。每天中午，任宗德夫妇、周竹安夫妇、罗隆基和我在底楼餐厅吃午餐，虽然时局很紧张，大家还是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交换见闻和信息，饭后各自又去忙自己的工作。有时会聚在一起小饮对酌，酒酣处谈及时局，无不感到忧虑。正因为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经常出入爱棠新村13号，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们的日常行动受到监视。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有一次特务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陶行知逝世在这里等等。
1947年10月，翦伯赞转道香港去解放区，大孚日常工作遂由周竹安和我负责。但周竹安另负有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中情部的上海情报系统，在三大战役、上海解放等关键时刻都获得过敌方重要情报，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周是他的助手），他要我多承担一些大孚工作，我只得勉为其难挑起这副担子。
1948年秋，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全面崩溃，昆仑影业公司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任宗德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嘱托，四处筹措资金，最后毅然变卖了爱棠新村13号，换得黄金670两，使昆仑得以维持。于是，大孚出版公司就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永业大楼办公。由是，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与王元化等交往片断
1951年春，我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接到周竹安（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机要工作，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一个电话，说任宗德（当时为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为电影《武训传》来北京）来京约在东安市场见面。我们见面后任宗德说，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决定将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与大孚出版公司合并成一家新的出版社，要我回上海代表大孚参加这一机构工作。对于这一文化机构变动的大动作，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次日，我去北京大学燕东园看望翦伯赞（当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为副校长），翦老听完了我的汇报就指示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这个工作适合你，完全可以去。”
我立即返回上海，参加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筹办工作。在一次社务会议上，我曾就大孚版的《行知诗歌集》提出重版建议，但不久因发生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涉及到了陶行知，《行知诗歌集》未能再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行知诗歌集》才由范用兄主持的三联书店再版，这是后话。
1951年底，华东局宣传部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王元化（文艺处文学科长）分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与总编辑，我为出版科长。至此，陶行知创办的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党赋予的第三线任务。如今，又到了棠花盛开的季节，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为了怀念这位将自己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教育家，在爱棠新村立牌纪念。陶行知战斗的生命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灵业已成了爱棠新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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