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粮没有，要命一条

1

 

姥爷总自觉是个“怂人”，只会干些粗活，不认字，甚至不大认得钱。

 

姥爷的脖子是歪的，头脸向右肩倾斜，又排行老二，村人便给他起了外号叫“二偏儿”。我还曾因为别的孩子这样哄笑他与人打了一架，耳朵后面被打得一片红肿。

 

夏天，他总是穿一件粗布衫子，扣子是用旧布条缝制的，下身是灰裤子、黑布鞋；红膛膛的大脸少有表情，银白稀疏的短胡子根根直立；眼睛是浊黄的，因为太过浑浊，从这双眼里看不出悲喜。

 

姥娘不该嫁给姥爷，我总这样认为。

 

姥娘利落整洁，头发一丝不乱地拢在脑后的发网里，接人待物从从容容，说起话来和风细雨，怎么看两人都不般配。从人们的支言片语里，我才知道姥娘的娘家是地主，在待嫁的年纪是要被人们看低的，嫁给姥爷怕是身不由己。

 

我的童年大多在姥爷家度过。夏日的黄昏，蝙蝠低低地掠过街道，牲口刚从田里归来，牛嚼了一嘴白沫子，驴在土里抽筋一样摆动身子和四肢打着滚儿，屋顶旧砖砌成的烟囱里炊烟袅袅。

 

但这宁静并不受保障。

 

支书家放在屋顶上的广播喇叭，总是突然地嘶嘶叫起来，“交公粮啦”、“出河工啦”、”修路啦”、“结扎啦”，没有消停的时日。姥爷他们在这呼喝中过完了后半生。

 

80年代初，姥爷家重新拥有了土地。他们像骡马一样起早贪黑地伺候那几亩薄田，躬着身子用汗水滋养它，直到它恩赐般地吐出干瘪的麦粒。

 

到了打麦季节，阳光如沾了辣椒水的鞭子，天地也淹没在滚滚热浪里。这样的天气，牲口都不肯好好干活，姥爷和舅却要躬身操镰、小步前驱，一连几天都保持一个姿势。他们在前割麦，姥娘摇摆着小脚在后面把倒伏的麦归集成堆，用麻绳扎成捆。

 

2

 

麦收刚刚结束，县里的电影队便下乡慰问了。那晚，姥爷带我去看电影。电影场选在了一处干涸的大坑里，银幕高悬在坑沿上高处的两棵树之间，人们带了凳子在坑里仰着脸看。片名叫《咱们的牛百岁》，情节大都忘了，只记得里面的农民都很快乐，有个人顶着一口破锅，很滑稽的样子，引得村民一阵阵大笑。发电机在远处嗡嗡地响，放映机在人群中间轻快地转动，近处的人可以听到机械转动发出的“啪哒啪哒”声。大概放到一半的时候，放映员亮起电灯，点起一支烟，停了下来，任上百只蚊虫绕着灯光飞舞。

 

“咳咳，庄里的老少爷们儿，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公社党委（公社虽然解散了，但还是习惯把镇称作公社）的坚强领导下，今年咱村的麦收任务胜利完成，获得了大丰收……”

 

村长开始讲话了。

 

村长是退伍兵，不识字，但是出口成章，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兴奋，根本停不下嘴。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党的好政策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好生活，公社里的领导为了让咱们过上好日子，把心都操碎了，村班子为乡亲们服务也是死而后已。咱们种的是国家的地……”之后便是一通皇粮国税、依法征收之类的严肃话，字字钉钉铆铆，落到地下能砸出坑来。

 

1979年，农民正赤膊将船上的粮食搬到岸上交公粮。（图：Eve Arnold）1979年，农民正赤膊将船上的粮食搬到岸上交公粮。（图：Eve Arnold）

 

下半场电影，观众的情绪不像上半场那样激动了，听了电影上的俏皮话也不跟着哄笑了。

 

我们是电影之夜后的第3天去交的粮。之前，姥爷把已经晒好的粮过了称，把上交的那部分又提到房顶上晒了一天，姥娘用簸箕一点点地把小砂粒、小土块都挑拣干净。

 

3

 

姥爷有3个子女，我娘、姨，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都在为自己的日子奔命。舅是个傻儿，二十岁了还是孩童的智商。姥爷就只能带着我去交公粮。

 

吃过早饭，姥爷小心地揣了红皮金字的交粮证，紧一紧裤带，准备向公社出发。五六袋麦子实实鼓鼓地在地排车上打挺，我爬上去坐在其中一袋麦子上。姥爷躬起身子，两臂架起车辕，在后的一条腿猛一发力，车襻子隔着衣服勒进他的肩头，车子便吱吱呀呀地上路了。在村子里遇到几家同样去交公粮的，但他们都有牲口拉车，人坐在车辕后面扬着鞭子，打个招呼，吆喝两声就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公社30个村庄的上千辆地排车在乡间的小道上行进，因为都奔着一个目的地，这些小车最终都汇集到了官道上来，人、车和牲口渐渐地挤在一起。离粮所还有大约1公里就不能前进了，因为交公粮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这里。

 

4

 

太阳爬到当顶，光和热越来越烈，队伍却在这时停止了移动。前面的人传过话来，说是粮所的干部们去食堂吃饭去了。姥爷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白面和玉米“两掺儿”的卷子，给我一个，自己吃一个。

 

粮所重新开张，队伍重新前行。轮到我们的时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西边了。

 

粮所的检验员穿着雪白的衬衫，手里操着一条一米多长的钢钎，钢钎的末端有一个带尖头的小仓，开着孔洞。他猛一发力，那钢钎刺穿粮袋，直插到底，提上来时，小仓里灌满了麦粒。检验员把麦粒倒进手掌中，先看一看有没有杂质，然后丢进嘴里使劲一咬。如果麦粒在嘴里嘎嘣有声，就证明没问题，把手一挥“过称”；如果嚼起来软绵无力，就是太潮湿，也是把手一挥：“拉回去！”这些都没有标准，全凭着眼睛和嘴把关。

 

一位老者向检验员贴过去，把头伸得与检验员的肩膀平行和他耳语几句，好像提到什么人的名子。那检验员便没用钢钎刺他的粮袋，只解开口袋，抓了一把上层的麦子，吃了几粒，不抬眼地说：“过了。”

 

另一位白头巾老者的麦没验过，因为“太潮，这是坑国家！”

 

老者低声说：“他大哥，我年纪大啦，这粮是提不上屋啦。不过，我在场院里晒了三天呢。”满脸皱纹的沟沟坎坎里全是无奈的笑。

交齐了公粮，保不住憨儿

 

那被麦子打磨多少次的、明晃晃的钢钎刺进了姥爷的粮袋，抽出来时从破口处流出一点麦粒，姥爷慌忙上前捂住。在他们那一代农人眼里，粮食就是命。

 

三年困难时期，离麦收还有几个月家里的粮缸就见了底，姥爷拉家扯口逃荒到南方，一路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有时帮人家做苦力挣一口饭，找不到活的时候就横下心拉下脸来乞讨，夜里就住在路边檐下，受尽了冷眼和斥责。

 

“杂质多！”检验员面无表情地给出定论，但却格外开恩地挥一挥手表示我们也“过了”，只是每袋麦子要扣除一斤“杂儿”。

 

“杂儿”是有的，麦在土里生、土里长，麦粒又在土场里脱壳去皮，不容易侍弄得那么干净呢。姥爷家没牲口，收了麦，只能去借了同姓人家的牛，套上地排车，把捆好的麦拉到麦场里。再把麦捆子打开，均匀地摊铺在场地上，晒到焦干后，用牲口拉起石磙压场。姥爷站在麦场中间，脚边放着一个小铁桶，赶着牛一圈一圈地碾轧。半晌的功夫，麦桔杆被轧扁轧碎，麦粒脱落，用木排叉将麦桔杆垛好，剩下的就是麦粒和麦壳。接下来就要趁着风扬麦了——用木锨把麦扬起老高，风把壳吹到另一处，麦粒直落下来。风太软或者太硬都不行，太软吹不走麦壳，太硬就吹走了麦粒。打好麦，还要一簸箕一簸箕地装到肥料袋子里，拉回家，一袋袋提到房顶，摊开了暴晒，让太阳蒸干水分。

 

姥爷照例不争辩，只默然拉起麦去过了称，开了单，又一袋袋的扛到粮库，把麦子倒入小山般的粮堆里。

 

麦子一粒粒都是真的，钱却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个可怜的金额。

 

“政府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兑换现金。”

 

“国家难哩。”姥爷叹口气说。

 

回家的路上，天黑透了，我躺在空空的车厢里，仰面看星星。可星星似乎也躲躲闪闪了，带着几分仓皇。草丛中有欢乐的虫鸣，姥爷“踏踏”的脚步声更显孤独而沉重。

 

5

 

1989年，我踏上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进城读书，再也没有陪着姥爷一起去交粮了。但是交粮的悲悲喜喜仍在村子里延续了好多年，包括舅舅的死。

 

村人大多都和姥爷一样，每年都按时去交粮，从不耽误，但也有“个别人”觉悟不高。就有这样一个拧巴人不肯交公粮，村干部反复在大喇叭里点他的名子，他装作听不见；上门来催缴，他不是东躲西藏就是冷面以对，诉苦说：“我这一家子老小还吃不上白面哩！”公社干部来做工作，他用脊背冲着人家，还说了硬话。

 

公社里没办法，就安排人带着几个“社会上的”来处理。一队人把他带到公社里关了几天，听说还挨了打，粮食到底还是一斤不少地拉走了。这个人回来后就精神失常了，经常红着眼睛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小孩子都躲得他远远的。为了对付想像中的敌人，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屋里挖得到处是沟壕，见人便大叫：“敌人冲上来啦，杀杀！”

 

没人想到他怀里真的揣着一把刀子。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左右，村人忙累了一天，大多都睡下了。不知道那疯子受了什么刺激，发了狂，冲出院子，奔到街上，惊得村里的狗都叫起来。也许疯人也下意识地知道谁最好对付吧，他选择了姥爷家，猛烈地拍打院门。姥爷、姥娘都睡熟了，舅听到动静便披衣起床，答应着走到院子里，一开门胸前就中了一刀，轰然倒地。听人说那刀刃又尖又薄，刺入很深。闻声而至的村人把他抬上地排车，三个人轮流拉着往镇医院跑，在路上唤他还有声息，送到医院人就断气了。

 

其时正当暑假，我跑到姥爷家，看到舅被裹在白色的塑料布里，放在那辆送粮的地排车上。院子里三五个帮忙的族人在吸烟，姥娘长声哭道：“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连个憨儿也担待不住——”那哭声拖了长腔，干涩粗砺，夹杂着无尽的惨痛。姥爷倚着墙蹲在地上，哀哀地低声哭泣。

 

第二天，舅舅被装进一副薄棺，埋进了祖坟，沿街的人家都点起一堆火，以驱赶鬼魂远离家门。

 

经过公安部门鉴定，那人属重度精神分裂，免除刑事责任，对方家里赔偿2000元钱。

 

这钱姥爷、姥娘一直没花，后来做了他们的丧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