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亭】戏班记忆

2015-06-10 geci888 

关于唱戏的记忆，最初是听爷爷说起的。爷爷说起这事的时候，也不是在说唱戏，其实是说有一年腊月里他从南边牵回一只羊。羊不大，却很肥，过年时杀了吃肉，全家人吃了一个多月，吃出一身的羊膻气。

而这只羊，竟是爷爷在南边教了一月戏的工钱。

所谓南边，是指晋东南南部临近河南的地界。所谓戏，就是整个晋东南地区流行的上党梆子。至于爷爷为什么会唱戏，又为什么会去南边教戏，我就不得而知了。而村里会唱梆子的其实也不只爷爷一个，村东头，村西头，能唱的人很多，以致嗓门大的吆喝两声竟能组出一个生旦净丑俱全的乡村戏班来，农闲时就当成副业，跑外面四乡八镇去演出，赚一些钱回来贴补家用。

这是1980年代早期的事情。我4岁的样子，家里很穷，虽然也能吃饱，但三间东屋除了一张毛主席像，四壁都是空的，砖砌的脚地不平，沿墙一溜摆着高高低低的缸缸罐罐，除了门后那只比我高一些的水缸是满的，其余的都空着大半截子。连两扇木头门也都朽烂了，底下关不严实，每天晚上门关起来的时候，门扇与门槛的中间部分就空出不规则的一弯月牙。我总能透过那月牙似的窟窿，先把挺大一个脑袋从门里面磨磨蹭蹭地拱出去，腰再一使劲，人的上半截儿就能爬到门外的青石廊阶上。

这般恓惶光景，也并不是说就我家特别穷困，那个时候，村里人家大多如此。以致能唱两句的男人女人，一有人叫就愿意跟上班子出去唱上几天。连不会唱戏却没事做的半大小伙和年轻闺女们，也都愿意跟上出去跑跑龙套，穿穿小军。只当是图了个年轻人的热闹吧。

我也就那样跟上了爷爷、爸爸以及戏班子里的男男女女们出去了。跑一次出去就要小半年，有时出去穿的是条新裤子，回来时裤脚就吊在了踝骨上。

戏班去的那些地方，都是晋东南各县的乡镇，大多都很苦焦，有的甚至还不如我们村子。正是因为这些地方穷，请不来大的班子，才给了我们这样的乡村小戏班一块施展的舞台。但那时候的人都爱看戏，也把看戏当成一个很大很庄严的事，爱屋及于乌，就把唱戏的人当成尊贵人来待见。在很多唱戏的村子里，没有能供戏班七八十人吃饭的大灶，就把班子里的人三三五五安排到各家去吃派饭，主人这时都会高看上一眼，捞到碗里的饭也就格外稠实些。

这些地方，虽然同是晋东南，但有些风物却不太一样。在我4岁孩子的眼里，最稀奇的是看到了长长的铁路，以及喷着白气扑沓扑沓呼啸而来的烧煤火车。在一个铁道沿线的村子，我和爷爷清早起来，就坐在主人家塌了半边的院墙上，看拉煤的火车从下面来去。那些黑皮车厢，我一节一节地数，竟然能数到四五十以上。从那时候就好奇，这些火车究竟是要去哪里啊？拉这么多的煤究竟能做多少人的饭啊？

也就渐渐有了要去火车去的地方看一看的小念头。

与看火车相比，看得最多的当然还是爷爷们唱的戏了。现在想来，当时班子里并没有写新戏的原创能力。唱得多是一些古时传下来的老剧目，主要是《封神榜》、《杨家将》、《包公案》、《狄公案》，还有就是现代戏，主要就是《朝阳沟》和《智取威虎山》。我最熟的是杨家将系列，无论是唱《金沙滩》还是《四郎探母》，或者《雁门关》，我都会坐在我爸爸的脚下抱着一根梆子很专注地从头看到尾。

我爸是乐队里吹唢呐和拉二胡的，身边坐着吹笙的和敲锣打镲的，身后坐着掌鼓板的忠亮叔。忠亮叔鼓敲得高兴了，就会十分兴奋，这个时候他往往会把鼓槌从我爸拉二胡的胳肢窝里长长伸过来，突然在我头上轻轻一击。

最爱看的，还是《闯幽州》。这是杨家将系列里最激烈的武戏，上台的人多，难度也大，也几乎不啊啊啊地唱，就是杨老将领着八个儿子和番兵们对打，打着打着会翻起跟头，这时台上就满是灰尘，在顶灯的照耀下雾腾腾的，十分热闹。其中，唱杨老将的是我爷爷，拿着亮晃晃的大砍刀，有一部好看的银胡子。唱杨七郎的武生是平安爷。平安爷那时候不到四十岁，精瘦，扮出黑红脸的杨七郎来十分威武。我记得他手里使的并不是亮银枪，而是两根枣木制的六棱大鞭，很沉。他穿着毡靴，和一群番兵们在台上推来推去地打斗。那两根大鞭上架着对方刺来的十来根红缨枪，对方齐声一发力，平安爷的脚后跟就能一直退进乐队群里来，他黑色的靠背旗就在我的头顶上卷来卷去，很痒。

这个时候我就坐不住了，就会悄悄起身，跟着退场的番兵一路飞跑过幕后，一边跑一边做着跑龙套的架势。有一次跑得过于欢实，没看见脚下绑大幕的绳子，一脚绊上去就斜着摔了出去。人砸在台板上，都短暂昏迷了。而戏比天大啊，也没闲人来救，就那样慢慢醒过来，揉着眼自己爬起，重新坐到台边上。

5岁的时候，和爸爸一起在乐队里吹唢呐的小虎伯说，这孩子大了，该上去唱一唱了。于是我就被人扮上，拉上了场。上场前两天的下午，其实也是彩排过的。我就演《四郎探母》里的小孩，父亲杨四郎，母亲辽国公主。我就坐在台前，拿个小镜子做玩耍状，时不时可以把小镜子朝舞台上的顶灯照一照，再朝台下晃一晃。这些都是大人反复嘱咐好了的。但一上场，公主到台中央一松手，我就坐下了。呆呆地坐在那里，连镜子也忘记了玩。舞台顶上的大灯雪亮地照着，蚊子在脸前飞呀飞呀。好热！什么时候你们才唱完呢？

转眼就6岁了，一身虱子地被爷爷从外面领回了家。那次回来，隐隐约约就听母亲说要送我去上学，心里就下了狠心，说什么也要跟着出去再玩上两年。终于到了那个清晨，爷爷吃了早饭说要走，又说你在家好好上学吧。我就开始哭闹，坐到地上搂住爷爷腿不让出门。但爷爷终于还是拔脚走了。母亲把门插了，很威严地坐在中堂的椅子上看我哭。我就使出惯技，把脑袋从木门下的窟窿里猛地拱了出去，也不顾擦破额头，腰再一使劲，嗨，出来了！但就在我准备起身去追赶爷爷的时候，妈从里面猛然把门豁开了，不由分说，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痛打。

就这样，我离开了乡村戏班。身体里好像咔吧一声就断了电，那些生动的花儿们一夜之间就谢了。而一棵正儿八经的树，从装文具的黄挎包里慢慢长起来。

而很快到来的1985年，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晋东南乡村，爷爷的戏班子在哑巴家住的李宅西屋分了最后一次工钱，然后宣告解散。

1990年的一天，我作为五年级的小学生路过村里的大戏台，阳光很好，戏台上晾晒了满满的刀枪剑戟和各色的靠背旗，以及《智取威虎山》里的驳壳枪。那是最后一次见与戏班子有关的旧东西。

当这些被爷爷们旧日用过的道具在日落时分被拍入黑暗的大箱笼并最终在某间仓库里渐渐朽烂，属于一个孩子记忆里的那个欢闹时代就终于结束了。

至今，他其实连一句梆子都不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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