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研究：散文学的一大难题

 核心提示：当五四文学以文学性散文负责情感的渲泄、抒情的动人和不受拘束的个性表现时，较之传统的、教训的、功利的载道文章，的确成功地亮出了它文学的感性与个人主义的标志。

    文类研究：散文学的一大难题

    近年来，有学者反思现代白话文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的“遮蔽”，并归因于五四新文学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全盘接受；不久前《光明日报》也曾发起关于散文“版图与边界”的再讨论，可见，散文虽列四大文类之一，却一直很难得到统一认识。相对而言，讨论小说、诗歌、戏剧时，“文学”这一概念很清楚，但讨论散文时，“文学”这一概念便时时跳将出来，使问题变得复杂。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散文，大凡会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它是不是文学作品。为什么百年来人们对散文这一文类会不断产生质疑？要么指责创作中出现滥用抒情、夸饰学问、过度华丽、偏于琐碎等毛病；要么提出净化说，或者要求以“艺术散文”为正宗；当然也有作家或学者提出“大散文”、“大文化散文”，以期矫正散文繁荣表象下思想的匮乏。研究者也颇为矛盾，他们多半承认20世纪以后散文退居边缘，不再承担原有的载道重任，但这是否意味着散文无关紧要，在文学类型中只是无足轻重的“次等文类”呢？人们对当下散文创作的环境及其复杂面相，对作家们各种超越、挑战、无视文类规则等“逾矩”行为，对如何建构现代散文学等问题都有一种理论匮乏之感。对散文不断地划界与整合，表明散文文类研究确是棘手难题。

    散文在文类中的位置如此尴尬，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对散文文类特质的认知模糊不清：散文到底是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散文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可以与其他文类比肩而立而毫不逊色呢？

    人们对散文的种种议论有时很少获得学理上的客观支撑。如认定中国作家借来了一套西方纯文学观念，便取代了历史悠久、传统丰厚的中国文章学，结论看起来是有其历史根据。五四新文学在发展之初，确实在理论与实践上倡导着散文的“文学性”，我们也要肯定，当五四文学以文学性散文负责情感的渲泄、抒情的动人和不受拘束的个性表现时，较之传统的、教训的、功利的载道文章，的确成功地亮出了它文学的感性与个人主义的标志。现代散文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作家们要把散文与小说或诗歌等文类并列而毫不愧疚的欲望体现。可是，如果未加辨析地认定百年散文的发展就是摒弃传统杂文学而走向纯文学的过程，这又并非现代散文的全部事实。从现代散文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来看，散文文体繁杂、风格多样，尤其是散文的文类秉性中一直既有文学的、也有“超越文学”之处。

    孕育与拆解：散文文类的现代特性

    对散文文类的研究，目的是发现散文在文类系统中的独特性与内在精神。百年中国散文，从传统的杂文学中脱颖而出，步入文学殿堂，而它蕴含着的离经叛道的精神以及不断整合东西方文学、哲学、史学传统的冲动也时时涌出，这既缘于中国传统中将哲学作为美学来理解的混沌感性的思维方式，也受益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怀疑主义哲学传统，散文由此获得自我更生，并生成自己的文类个性。从逻辑上看，人们不断想要确立散文的界限，恰恰是因为散文在与文学文类共生同处时，一直扮演着反文类的角色，也是因为散文总是挑战着人们想要拘束它的那些限定，并无所顾忌地将触角伸向其他文类，以边缘和跨界的姿态反抗业已建立的某些文类规则。只要它伸出橄榄枝，即可与小说结缘、与诗歌结缘、与对话结缘；只要它愿意，它便轻松地向历史、哲学、地志、新闻等邻居探出身去，在这个过程中，还呈现出一种辩证存在：它不仅具有拆解文类的本领，还同时具备孕育新体的正能量：人们常说的历史随笔、哲学随笔或学术随笔，包括当下热议中的各种“非虚构文体”，乃至今天因互联网时代而生出的种种“微”体式，都是从散文这个文类母体中孕育而生，有的一旦羽翼丰满，则有了单飞的尝试。散文的家族从来不是超稳定结构，就是因为既有旧体式也有新品种，其繁衍生息靠的不仅是家族内部的流转灵活，而且还总是向外融合其他血脉精髓，最终建立起一种既不再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体系、又不能被狭隘的纯文学理论所拘囿和归类的文类形式。更何况，如果认真考察辨析西方文学或哲学中关于散文的种种讨论与界定，必会发现西方文类理论中的散文或随笔，也是范围宽泛的杂文学。

    那么，如何理解散文这种既拆解文类，又孕育文类的特点呢？或者可以这样说，散文是所有文类的基础；进一步说，孕育本身是创造，那么，散文可视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文类。如果承认文学的深层作用就是尽力破坏各种区分和界限，那不妨说，散文代表了文学所应有的现代的、自由的精神。那些“诗体散文”、“戏剧体散文”或“小说体散文”，是散文将其他文类的特点融合化解变成了自己的元素；反之亦然，百年文学中的“散文化小说”、“散文诗”等，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文体上都有一股先锋文学的气息，正所谓创新性的文学，往往带着越界和叛逆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游走于各个文类而毫不拘谨，将其他文类的特点借为己用、且自在地融合或消解于其他文类中。那么，散文的文类研究，就是在建立起散文文类标准的同时，也建立起观照其他文学文类的标准。

    散文游走于文史哲之间，有时栖息在史学、哲学、文学史的躯壳中，有时借文学批评、思想评论而无所顾忌地发挥着智性专长，或长或短的思想随笔、学术随笔、史学随笔，反倒让读者见识到思想与诗的平衡与融合。尤其是最近30年，中国散文写作格局更为宏阔，文类空间拓展，文类属性扩充，从中不乏尼采、柏格森、萨特、卢卡奇、阿多诺、博尔赫斯、罗兰·巴特等西方重要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体现在散文的思维方式上，也体现在文体样式上。这样看来，散文的文类特性与文类魅力就在于它的“难以定义”，正视并承认散文的自由秉赋与无限生发的可能性，有助于散文文类地位的确定。

    散文文类研究的几个维度

    散文具有反体系、对抗所有等级划分的特性，这使我们能够在宽泛的意义上宣称，这是一个散文的时代。具体到对散文文类的“现代”特性的研究，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

    首先，将散文文类放到与小说、戏剧、诗歌等文类内部之间的内在的、复杂交错的关系中加以考察。正如巴赫金所说，文类总是表现得既老又新、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在各种独具特色的作品中，能不断地花样翻新”。因此，作为研究者，无须对繁复的散文创作取虚无态度，更应避免人为画地为牢或总是幻想着去清理散文的边界，磨损散文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由任性和独特棱角。

    其次，散文文类的“现代特性”，部分地体现在它与众多“旁系亲属”或子类别（如报告文学、传记、自传、游记、日记、书信、地文志等）的关系上。不仅家族中相邻文体时而重叠时而交叉，那些跨越文学界限的写作也往往为文体的衍生与新变带来机会。由此，散文又是有亲和力的，它安于各种文类或写作形式的边缘交叉地带，又时时证明自己可以坐拥各种文体形式，具有无限发展的文学能量。

    最后，探讨百年散文文类的现代特性，是对中国散文学体系的丰富与补充。中国的散文学一向有着分类辨体的强大传统，但文体辨析也最易走向对文体的规范与限定。散文的文类研究不同于文体研究，它的着眼点可以放在散文如何平衡“思想与诗”的关系上，它着力探讨散文家处理抒情与智性、逻辑与感受、修辞与科学、真实与虚构等一系列关系时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这或许有助于推动现代散文学在划界与整合的过程中走向更为开阔的理论空间。

    我们今天如何定义散文？说到底，终归是对百年来日益广泛的写作运动以及处于话语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的一种迫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