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性与思想性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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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性与思想性水火不容？

最近，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盛典在四川眉山举行。贾平凹、邵燕祥、舒婷、阿来等14位作家获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奖项。其中，本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主奖空缺，获提名奖的有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阿来《瞻对》和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各获奖金3万元；获得单篇奖的有贾平凹《〈老生〉后记》、舒婷《灯光转暗，你在何方？》、祝勇《文渊阁：文人的骨头》等11位作家作品，各获得奖金5000元。

在颁奖典礼之后，获奖得主与专家评委以“中国散文的转型”为主题召开了研讨会。

贾平凹（作家）：散文界应该来一场革命

我自己一直爱好散文，几十年不停在写，虽然不是专门只写散文。我也主办过散文刊物，当然现在不具体管事了。在我原先办刊物时，有个想法，小说的革命较早，革命的力量也特别大。在小说界，你几年不写就无人知道了，小说的观念不停在变。但你写过几篇有名的散文，几十年后，还有人知道你，这证明散文界的革命成分太少。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散文界也应该来一场革命。

我在《美文》的时候，也提出过“大散文”，大散文和“在场主义”的意思差不多，但“在场”更有操作性，更具体。大散文是从体裁和作品境界两个方面来强调。当然，这还有些大而无当，不好把握。“在场”提出来之后，一个强调散文性，一个强调在场精神，更好操作、更好理解、更好在实际中运用。这个概念、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散文肯定是有推动作用的，也是具有革命性的行动。

现在大家对散文的看法，据我观察，基本上是统一的，也不可能再写那些花花草草，或者是太小的东西。原来《美文》提出大散文的时候，也有不同的争议。争议最多的，就是关于“抒情”。一谈散文，就是抒情的散文，类似当年杨朔的散文，就是特别讲究、特别唯美的散文。当然，那种散文主张，好是好，但写的时间长了，就越写路越窄，越写越矫情了。这也就是当时我提出“大散文”的原因。

我第一次读《古文观止》时，喜欢里边张岱和归有光的作品。读的时候，就感觉文章好得很，后来就想收集他俩的全部作品来读。于是找了他们的文集，看了一遍后，发现也就是《古文观止》里的几篇散文特别好，他们一生就写了这几篇散文。我很吃惊，为什么这几篇能写得那么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不是散文的散文，而真正的抒情散文，就那么两三篇，全部收入《古文观止》里了。老抒情，哪有那么多情要抒呢？大量还是人生的、社会的东西，在这基础上，有感情要抒发，写上一两篇，就写成了。如果一辈子写散文，还是按原先的那种套路写，唯美的，抒情的，把路子越走越窄，也就没什么可写了。

我接触过许多画家，一上班就在那画。我也问过：“会不会没什么可画的呢？”他说，是没什么可画，但这是我的工作，每天还得拿起笔。后来一位老画家讲：“常画常不新。”我想，恐怕专写散文，也会常写常不新。我不主张把散文当作小品文、散文诗去写，散文观要改变。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没有审美性就不叫散文

散文最关键的是异质化，而不是同质化。如果同质化，按审美抒情的路走，是没有价值的。在场主义的可贵和价值，就是寻求散文异质的东西。从这几届评出来的作品看，也明显看到了这种追求和坚持。我作为参加了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的评委，有一点感触，特别是最近这两届。我感觉在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方面，把握似乎有一定偏颇，或者说在场性做得不够好，有失重之处。这两届评奖，我们比较注重精神性、介入性和批判性。

我非常强调散文的精神性，因为散文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精神性。散文不像小说、戏剧，有很多情节和矛盾冲突。散文相对来说较短，一定要靠精神来支撑。如果没有精神支撑，散文只能构思一些浅显的东西。但目前来说，对精神的强调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所以我想再提倡诗性、散文性和审美性。假如散文没有审美性或散文性，它就不叫散文。如果要展示思想，散文比不上哲学；如果要叙述事实，它比不过历史；如果要谈批判，它比不上政论；如果要讲及时性，它比不上时评。所有散文，都要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之前评的《倒转“红轮”》和许知远的《时代的稻草人》，是过分地强调了思想性，而忽视了审美性，甚至也包括这次阿来的《瞻对》。这部书构思很大、很厚重，但厚重不应是资料的堆砌，或者说，厚重不应该跟审美相背驰。

阿来（作家）：关于散文各有不同理解

如果说要美感，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散文观念不同。我经常说：“老故事又上演了。”其中只有一个变化，就是人物角色的名字：一个省的提督换了，巡抚的名字换了，总兵的名字换了，皇帝的名字换了，喇嘛的名字换了……如此而已，这正是中国历史非常吊诡、悲剧的方面。这本书（《瞻对》）要写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至于说要怎么样使用材料，要不要把更多材料翻译过来，要不要说明，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或者说，关于散文不同的理解，我觉得没什么，但说到资料重复这一点，需要申明一下，我反倒认为，如果说将来这本书提供了某种价值，就是刚好在这个地方。

周伦佑（文艺理论家）：以散文性评价散文

散文和诗歌相比，文体还处于探索阶段。散文性还没法转型，还是指散文的文体。我们提出推倒广义散文，推倒先秦散文，目的还是要确立散文到底是什么。难道过去那些论理都是散文吗？古文和散文不是一个概念，古文不等于散文，古代散文就是“书”、“记”，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苏东坡也写了很多记，都是很好的散文。

我个人认为，应该以散文性作为评价散文的文体尺度。就像小说有小说性，它的情节性、虚构性、故事性；就像诗歌有诗性，它的象征性、暗示性、隐喻性、韵律性、抒情性。那么散文性呢？在寻求或建构散文性的同时，强调在场精神，两者融合，那就是在场写作。

祝勇（作家）：散文里有与哲学不一样的思想

我认为散文可以触及一切题材。它是自由的文体，在触及历史、思想、政评时，进入的角度是不同的。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身边同事有无数历史学家，但我写故宫，跟所有的历史学家写的都不一样，甚至我呈现的是之前没有呈现出来的故宫。因为历史学、考古学或其他学科，本身科学性比较强，它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求真。比如我们眼前放一个杯子，搞历史或是搞文物的学者们，面对这个杯子，他要说出这个杯子是什么年代的，哪个窑出产的，为这只杯子验明正身；然而，当我面对这个杯子时，想到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这个杯子谁在用，是什么人，他在杯子背后有什么样的情感，他生命中有哪些纠葛、尴尬和困惑。历史学止步的地方，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同理，散文里的思想，也与哲学家不同。这一点，韩少功、史铁生的散文表现得都十分明显。所以，我不太赞同“如果要展示思想，散文比不上哲学；如果要叙述事实，它比不过历史；如果要谈批判，它比不上政论；如果要讲及时性，它比不上时评。”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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