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忧国》：夏志清的侠骨热肠

2015-10-23 guojian123 

　　2007年秋天，我赴美时，曾两度到夏志清先生家访问。夏先生的道德文章，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其人，在我眼里是“老顽童”。其文，《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足可传世。这两部巨著之外，夏先生还写过许多散文，精华已收入《感时忧国》一书。

　　白先勇在《感时忧国》的序中说：“夏先生虽然饱受西洋文化的洗礼，事实上他为人处世，还是地地道道中国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讲义气、热心肠、好助人。”此言在《感时忧国》的文章中可得明证。

　　夏志清在《耶鲁谈往》中细道自己读博士的经历。我看得最感动的一段是：“兰荪教授亲自开车送我到Mt.Vernon小城的火车站。我乘车到俄亥俄的首府Columbus，再换一班车，于九日中午直达纽海文(New Haven)。我乘船来美，带了一铁皮箱书。抵达旧金山后，又买了一架打字机，没有人接送，简直难以行动。留居美国已五十三年，还没有第二个长者诗人学问家为我这样服务过，至今每想到兰荪，还是不知如何报答他。”夏志清在耶鲁天天用功，并无情感生活可言，1951年12月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又在耶鲁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足以报答兰荪教授之恩：“他推荐我进耶鲁，并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在我身上所花的时间、精神没有白费，应该是很高兴的。”

　　夏志清后来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皆因他的哥大前任王际真教授在耶鲁出版所看了几章《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样，就去游说当时的中、日文系主任狄百瑞，一定要将夏志清请来；三十年后夏志清也不论私交为王德威说项，同样维持这个“走马荐诸葛”的优良传统。王际真、夏志清、王德威三代学术传承有序，堪称佳话。我看得最热闹的一文是《桃李亲友聚一堂——退休前夕的庆祝和联想》，夏志清夫子自道：“我提拔后进、乐于帮忙早已出了名，因之一年到头忙着为学生、同事、朋友写推荐信，让他们拿到奖学金、研究费，再不然给他们机会升级跳槽，换到更理想的教职。在美国写封敷衍了事的八行书是没有多大用的。既要帮人家忙，信要写一整页，甚至一页有半，人家得奖、升级的机会也就大得多了。我爱做好事而不求报，到了庆祝我退休的大日子，好多受惠于我者当然乐于赶来向我道贺致敬了。”那一次退休会，可谓高朋满座，夏志清真是老怀快慰了。

　　夏志清在哥大的关门弟子是唐翼明，博士论文写魏晋清谈。夏志清说：“指导写论文，学生和老师都甘苦自知，但时间久了，留下的只是甘味，而把那苦味忘掉了。每个学生，我凭记忆都可以写一段，但指导期间不胜其苦而回想起来甘味无穷的要算是去年协助唐翼明写论文的那大半年了。翼明来自大陆，绝顶聪明，早在武汉大学读硕士学位即已发表论文多篇了。但他的第二外语是俄文，来美国后虽先在哥大苦修了一年英文，要达到写博士论文的水准还是不够的。好在我是英文系出身，在美国教过五年大一英文，改作文也是拿手。我把翼明的论文一字不放逐页改来，连改三遍，整篇论文果然清通可读了。我那时的快乐，真像Higgins教授(瑞克斯·哈里逊饰演)在《窈窕淑女》里发觉到Eliza(奥黛丽赫本饰演)已会讲标准英语时一般无二。翼明易稿三次，当然英文写作能力也大为进步了。”如今夏志清的《感时忧国》与唐翼明的《江海平生》二书同时出版，唐翼明书中有文《智者的寂寞——想念志清师》，师徒唱和，相映成趣。

　　夏济安和夏志清兄弟皆有“侠气”。夏志清在《亡兄济安杂忆》中说：“返纽约后，不少济安的高足到我家里来亲致唁意，不在纽约的，有的打长途电话来，有的写信来，转达他们对最敬爱的老师一番不可名状的悼意。这些台大外文系高材生——我日常见到或保持通信关系的有刘绍铭、白先勇、谢文孙、庄信正、丛苏、陈若曦、叶维廉、李欧梵、熊玠、张婉莘——都在课堂课余曾经济安启导，而现在仍遵守着他指导的方向，在创作上在学术研究上作不断努力的有为青年。……三月中旬刘绍铭写信告诉我，他已下决心写一部英文长篇，以谢济安十年来循循善诱没世不忘之恩。”夏济安英年早逝，这些学生后来多成大器，不负师恩。而夏志清也将兄长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学生，不遗余力地提携，此情可感。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特别表彰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之成就，使这些一度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家重见天光。夏志清与张、钱二人的私交，也是佳话。张爱玲性格特立独行，在常人看来，她与人交往并不大通人情世故，独对夏志清情真意切。她给他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他的妻女问好。而最后一封信把夏志清的名字同炎樱并列，可见张爱玲晚年心目中是将夏志清和炎樱当作自己最好的男、女知己了。夏志清确也非“谬托知己”，他说：“她晚年的生活给我绝世凄凉的感觉，但她超人的才华文章，也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

　　钱钟书给人写信，有时不免言语过誉，外人读来觉得有点夸张。夏志清收到钱钟书的信，自称：“人生一世，难得收到几封最敬爱的前辈赞勉自己的信。明知有些话是过誉，但诵读再三，心里实在舒服。当天就把信复印了一份，交唐德刚太太(她在医院工作，离我寓所极近)带回家给德刚兄同赏。”钱钟书和夏志清见面时，妙语层出，夏志清的回忆文章说：“钱的求知欲是压抑不住的，马克思原是十九世纪的大思想家，既然天天在马列研究所，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来阅读，读得津津有味，自称对马克思……有所发现。可惜我对马克思所知极浅，没有追问下去，究竟发现了些什么。”此事倒可以从钱钟书与余英时的见面得到印证。余英时回忆：“我已经记不起话题是怎么转到马克思和燕妮身上的。但我依然记得钱钟书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淘气，说他读到了马克思浪漫史的故事，感觉十分有趣。……”(《余英时访谈录》，第153－154页)

　　夏志清在文学上的主张，已收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两书。此外有两篇名文，颇见他的独立见解，多已收入《感时忧国》中。在《人的文学》中，夏志清写道：“我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那些作家，自己的新思想，可能相当幼稚(尤其是‘左倾’作家)，惟对旧思想、旧道德、旧社会的抨击和揭露，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有篇文章，曾被译为《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其实原标题‘Obsession with China’的涵义除‘感时忧国’之外，更强调作家们被种种不平的、落后的、‘非人的’现象占据心头，觉得不把这些事实写下来，自己没有尽了作家的责任。”

　　夏志清学问广博，尤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名世。他从近百年的小说中悟出不少石破天惊的创见，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也理出路径：“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表面是批评传统的道德伦常，实则表彰人性的高贵，一些作家以痛陈时弊的手法，表达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怀。这些现代作家显然毫无忌讳，敢说敢骂。而中国大陆的作家，表面极力褒奖英雄人物，实则在他想象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景时，寄托了一些自己心中尚隐藏的个人幸福美梦。他被迫放弃督导社会的责任，但他却不能完全抹杀人性的要求。”忽值山河改，中国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感时忧国之心犹在，汉魂唐魄铸就的文字也沐浴了欧风美雨。大变局中的文学世界，夏志清论之不尽，且待后来者细细评说。(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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