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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是他生命与心灵的样式 ———耿林莽散文诗漫评

2016-01-15 audioapp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沉寂了几十年的散文诗,突然间出人意料地跃上文学和历史潮头,以刚柔相济又如空谷足音般的格调迅速风靡全国。其意境之清新、意象之灵动、语式之自由迅速冲破了中国新诗固有的僵硬与刻板,用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具有的诱人触角摇动着噩梦初醒、在新的历史面前不置可否、对未来尚在瞻前顾后的中国。当然,由于历史、社会、文学的诸多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散流甚至漫流状态,方向并不十分明确。许多作品表现为对生活的直接哲思与反思,像一些格言或谚语。另有些场景式、偶感式写作则带着明显的散文的胎衣,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散文小品。耿林莽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散文诗创作的。他在文化气息浓厚的江南度过童年,十三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当过报刊编辑,却在年过半百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对散文诗的探寻与写作。这或许是他的宿命,是他文学心灵中深藏的最珍贵的诗歌生命倏然觉醒后找到的终极归宿。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的作品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而且越来越鲜明的诗学意义,并一直走在这股精短、清新和处在探索中的诗歌潮流前头,成为中国当代散文诗具有标志性、象征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诗人,对散文诗的进程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拉动、推进和引领作用。

  对中国的散文诗,他至少有两大贡献是其他诗人不能比拟的。

  首先是在创作中始终致力于散文诗的诗化,并以自己的作品影响、改变着中国散文诗的走势,对于将散文诗与散文从文本定义、尤其是在创作实践中区别开来,对散文诗创作中大量存在的哲理抽象化和文本散文化倾向逐渐向诗的本性回归,起到主要的导流作用,引导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作者进入了诗学轨道。散文诗不是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中间文体,更不是浓缩的散文,而是从新诗中分蘖出来的一种更自由、更适合现代汉语写作的诗歌形式。当然,它同传统诗歌一样,一首诗从进入写作到最后完成,自始至终是一个语言诗化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字句的推敲和想象的收放,而是诗歌诸要素的同步升华。我们从耿林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散文诗在诗学意义上的实践与坚守,一直是他从事创作和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他全部作品最大的亮点和看点。不少作品过目难忘。像“细雨披在肩上,湿了你的温柔”(《芦花》),“紫色的岩壁有一点衰老,剪一角流动的阴影供我休息”,“海鸥的翅膀拍湿了夕阳” ( 《太平角———青岛写意之一》), “梦一般的江南水,把姑娘们的婀娜多姿的山歌也洗甜了,却又被弯弯曲曲的水巷剪断”(《呵,江南》),“醉酒的灯,长出红胡须。摇摇晃晃的街,老了许多” (《雾街》),“月亮是个性情孤僻的女子,悄悄地悄悄地走出深蓝色的幕……画我的影子于无人的路边,悄悄地冷着。/月亮和我,各有各的心思” ( 《悄悄的月夜》), “一滴雨又一滴雨,鱼贯而入,贮满了九月的杯子。/世界的冷却,从这里开始”(《九月之杯》),“在一朵花与一朵花之间,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蝴蝶,飞成一种幻觉” ( 《蝴蝶是一个梦》),这样的词语比比皆是。他在这方面的努力甚至包括许多题目,如: 《剪一角夜,给你》, 《死去的月光》, 《没有名字的风》, 《圆圆的夜》, 《醒来的鱼》, 《我的风跨入黎明》, 《失踪的晚霞》, 《睡眠的雨》 等等,题目本身已充满诗的诱惑,深深的诗境更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走进去,追寻,惊喜,流连忘返。若干年来,由于诗学理论上的混乱、迷惘和各种非诗因素的影响,诗歌思维的公式化、八股化,语言的散文化、概念空洞化早已泛滥为一种文学灾难,散文诗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或深或浅的历史印记。在这样的诗歌生态中,耿林莽却把散文诗真正写成了诗,无论想象,语言,意境,意象,都称得上独树一帜,显示出诗歌生命的独特神韵与光芒,使大量流行在报刊上的诗歌作品黯然失色。在散文诗人众多的文学进军中,耿林莽和他的作品无疑是一面独具诗学与美学意义的旗帜。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青岛的散文诗作家与耿林莽的接触更直接,更多,受到他的影响也更明显,成绩自然更大。像韩嘉川、何敬君、方舟、栾承舟等散文诗人的作品虽风格各异,不足之处也自难免,但在他们的电脑键盘下,无论是人生行旅,世事变迁,还是宇宙万物,山川胜迹,从灵感启动,到意象捕捉,感情梳理,语言锤炼,意境创造与开拓等写作过程中,着力于文本的诗化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最宝贵的写作状态,他们的作品水准也因此得到不断提升。就城市散文诗创作的总体成就而论,青岛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之一。这与耿林莽的直接影响、带动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当然,他的影响远远不限于青岛一隅,他还以中国传统诗话精短简约的形式与现代诗歌评论相结合的方法,评点了全国一百多位散文诗人的作品。因为有自己写作的切身体会浸润其中,自然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这种做法不但对散文诗的繁荣和水准的提高起到巨大作用,而且堪称中国新诗诞生以来诗歌评论的一大创举。

  同上述命题直接相关联的,是一个既有与当前散文诗乃至整个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实践意义,又有永久性理论意义的问题,即耿林莽散文诗的诗化过程是怎样完成的,也可以说是他那些令人着迷的语言艺术世界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其核心则是中国传统诗学和外来现代诗学怎样找到最佳结合点并完成最佳对接和交汇融合,创造出全新的诗歌生命。这其实是一个无时无处不在、且弥久常新的老题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各种欧美文化思潮突然大量涌入和正统观念强大的惯性力量,各界论者或以前卫、先锋、现代、后现代自居,或以传统、正宗自命,争相出来主导历史走向。诗界更是旗帜林立,热闹非凡。这本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遗憾的是,冷静认真,富有建设性的扎扎实实的治学态度甚少。这大约与中国文化人的思想渊源有关。一百多年来,在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盲目自大感和在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自卑感,几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精神死结,不是放不下身段,就是挺不直腰板,以致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精髓的过程中,总是陷入某种盲目性和极端性不能自拔,一次次付出惨痛教训,在历史发生变革的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常常是把自己珍贵的东西丢掉了,外国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没学过来,要么学了一些皮毛,要么夹生,甚至还学来一些与历史方向背道而驰、自己尚未弄懂的东西,结果迷失了方向。诗歌也不例外,不但各种新潮几乎年年都有,有时还弄出一些伪命题争论不休,但真正有诗学价值的理论建树甚是了了。耿林莽学养深厚,却从不参与那些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诗歌论争,只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牢牢抓住中国诗歌传统的精髓即意境和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的核心即意象,以知为行,以行求知,潜心致力于散文诗创作。在他三十多年的作品中,意境因意象更显得深远与凝重,意象因意境更显得博大与鲜活,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为一,不但创造了空前的美学价值,而且包含了哲学的深层意蕴,将散文诗推向很高的境界。当我们被 《芦花》, 《雾街》, 《悄悄的月夜》, 《雨云》, 《空空的鸟巢》 等篇章深深感染之后继续读下去,会很快发现,佳作之所以目不暇接,根本原因在于他对这种诗歌境界的追寻与升华年复一年,孜孜以求。我们不妨再举两个例子:“白髯飘飘,白髯飘飘。/托尔斯泰的大胡须,在我书屋的白壁之上/蓬蓬松松,如火如荼,/若飞瀑之垂悬……白髯飘飘,白髯飘飘。/全俄罗斯的风雪,都藏在这银白的胡须中了。/我抬起头来,又看见了老人那深深的眼窝。/贮满了/悲悯与乡愁。”这是 《白髯飘飘———题许淇兄绘赠托尔斯泰肖像》 的开头和结尾。巨大的时空跨度,辽阔的诗歌世界,都藏在飘飘的白髯里了。 “船轻轻摇晃,河轻轻摇晃。夜夜这样。/船睡不着,河睡不着,她睡不着……船轻轻摇晃,河轻轻摇晃。夜夜这样。/红头绳到白头绳,很短。/而河,很长。”(《串场河:红头绳,白头绳》)像飘飘的白胡须一样,新嫁娘的红头绳和为丈夫死亡戴的白头绳,在生活中并不新奇,然而,当它们成为耿林莽诗中的意象时,却变得非同寻常,精短的文字带着巨大负载和张力,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冲击与心灵震撼。这是他深得古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意象欲出,造化已奇” (司空图: 《诗品:缜密》)等经典的真髓,在创作中坚持知行合一的巨大成果。意境和意象的关键在一个意字,强调的是主观性和想象力,这当然与诗人的学识、精神境界以及对客观主观世界和语言文字的独特感悟能力、感悟方式密切相关,因为只有“真力弥满”,才能“万象在旁” (《诗品:豪放》),才能达到“神与象通”(《文心雕龙:神思》),进而“超以象外”(《诗品:雄浑》),让笔下的文字生化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性效果。我毫不怀疑,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相结合的探索中,在散文诗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探索中,耿林莽的贡献,特别是在创作实践中的贡献,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

  传统的继承与批判、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已经说了一百多年,但由于没有抓住根本,没有抓住理论核心与灵魂,总是进退失据,总是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一些错误过程。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言,叫做“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命题,可惜总是被我们歪曲,总是片面地强调批判,忘记了批判必须有精确的武器,结果批判往往演变成破坏甚至毁灭。这句话当然是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但绝不是对理论的轻视。而理论是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对事物的本质认知,不是脑子一热突然跳出来的几个新鲜词语,更不是频频更新的词语。  

  耿林莽之所以在散文诗创作中成绩斐然,正是因为他牢牢抓住了诗学理论的根本和灵魂,因而在各种时髦术语竞相争夺话语空间的风潮中沉稳冷静,在实践中更是安如泰山、探索向前的结果。他那些语言的精灵像心灵的溪水如琴如瑟,清澈透明,不知疲倦地在我们面前跳跃流动,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对读者对生活都是一种美的洗涤,并在洗涤中产生经久不息的身心共鸣。他对诗学和诗歌创作过程的敬畏、认知与不懈的探索精神及对诗性、诗境的不懈追求,同多年来泛滥成灾的语言随意化,自来水化,空洞抽象化,怪异化及后来的外文语式化等诗歌生态形成鲜明对照; 同急功近利,虚华伪饰,浮躁煽情,装腔作势,轻浮泡沫充斥的文化生态形成鲜明对照;同物欲恶性膨胀,贪婪疯狂,道德滑坠,灯红酒绿等社会生态形成鲜明对照。我不敢冒昧地说耿林莽的哪些作品是经典,但把他的作品作为散文诗创作的指向性范本是丝毫不过分的。我们都是历史的儿子,也是历史的父亲。做不了儿子,也就做不了父亲。做不了父亲,历史就会在我们手里中断。有人不愿做儿子,有人不敢做父亲,也有人只想自己做父亲,而让其他人都做儿子和孙子。耿林莽的创作实践和成就表明,他以淡泊严谨、文弱沉静的秉性和品格,担当起儿子和父亲的双重角色,将西方的现代诗歌血液成功地注入中国的诗歌传统,用自己的心灵与心血哺育出中国散文诗的崭新艺术生命。这在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所有文化领域和整个社会,都有指向性的意义。

  耿林莽是当今国内少数几位年过八旬、新作品仍不断问世并力求突破自己的老诗人之一,这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中国散文诗和中国文学的幸运。散文诗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也是一个人生命和心灵的样式。耿林莽的作品,是他生命和心灵的真实存在和真诚袒露。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走过艰难崎岖的道路,甚至陷入巨大的历史断层,现在则面临着物化与功利化的危境。面对廉耻颠倒、历史秩序失衡、在商业文化与传媒文化的强势挤压下文学节节后退的现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与使命不言而喻。在这方面,耿林莽的创作实践是拯救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最佳范例之一。为了散文诗,为了文学,我们不妨铭记他下面的诗句:“外面是一片夜的荒原,被遗弃的篝火奄奄一息。风声已经去远。留下灰烬守护大地。留下贫穷守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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