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烟雨

《潮汕烟雨》由蔡东士先生（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题字、蔡运桂先生（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学评论家）作序，愈80万字，分上下册。

《潮汕烟雨》以历史悠久的潮汕平原上的韩江城及其毗邻的十八乡里为背景，讲述了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林、蔡、许、关四个家族盘根错节的恩怨纷争，以及潮汕人民在日寇铁蹄之下奋起还击、舍生取义的感人事迹。整部小说像一幅斑斓多彩、惊心动魄的长卷，不仅描绘了潮汕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特点和民俗文化，同时也反映了潮汕人民勤苦坚韧的性格品质、质朴敦厚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

 

《新快报》专版专访青年作家郑钟海及其《潮汕烟雨》

郑钟海长篇小说《潮汕烟雨》创作谈

“这书的阅读群体注定是‘狭隘’的，我偏执地喜欢这种一开始便蓄谋着的感觉”

青年作家郑钟海81万字的长篇小说《潮汕烟雨》面世之后，他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是他对潮汕大地和潮汕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如法国诗人阿兰·博斯凯在《首篇诗》中说：“在每个词的深处，我参加了我的诞生。”郑钟海认为，不死之鸟每五百年自焚为烬，再从灰烬求得重生，文字创作对他而言就是一次凤凰涅槃，《潮汕烟雨》则是他的重生。

《潮汕烟雨》　■新快报记者 陈思呈

郑钟海/着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这是一部以一片土地以及它的子民们为描述对象的小说，它是对上世纪上半叶潮汕人民生存状态的大扫描，讲述林、蔡、许和关四大家族的跌宕起伏，还有居民、渔民和土匪三个群体的纷争纠葛。郑钟海写韩江城，写十八乡里，对于民居，祠堂，街道，店铺，日常生活场境，婚丧和节日场境的描写，是细入微芒的，专心致志的，像数学一样精确。

郑钟海，男，1981年生，潮汕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着有长篇小说《潮汕烟雨》（81万字）、《青春，堪比黄花瘦》、《乳头》、《暗红》、《花葬》、《弟兄》，系列短篇小说《莫名聊斋》（25篇，曾在《新快报》连载），电影剧本《负鼠凶猛》、《上身》、《天眼》、《疯狂的青春》等。

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思路，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大道：为什么会写一部以潮汕为背景的81万字的小说呢？《潮汕烟雨》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郑钟海：很多作家的最成熟的作品往往是写自己家乡的，比如鲁迅写浙东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陈忠实写陕北，刘震云写河南……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模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身为潮汕人，自然也想以潮汕为大背景撰写一部长篇小说，将潮汕人文特点、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居住建筑、服饰装扮、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社会组织、民间文艺、民间信仰、游艺竞技等一一囊括和糅入。

大道：也就是说，你有意完成一部地域色彩非常强烈的小说，为这片土地以及它的子民们作传？你有意强化它的“潮”味？

郑钟海：是的，我决意将《潮汕烟雨》定位为地域色彩很浓的小说，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读者未必是陕西关中人，但读了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同化”之共鸣。在设置《潮汕烟雨》的细节上，比如人名、地名、称谓、口头禅乃至粗话等等，都尽可能地用得“在地化”，原汁原味，甚至很多便是咱们平日所见所闻所说的东西，方言的大胆运用，对于非潮汕读者会造成阅读障碍，对于潮汕读者会感到亲切。当然，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从某种程度而言，《潮汕烟雨》的阅读群体注定会是“狭隘”的，有选择性的，但我偏执地喜欢这种一开始便蓄谋着的感觉，哪怕真的无法“以点带面”，至少能够“以点带点”亦足矣。

哪怕是祸枣灾梨，那也是我对潮汕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大道：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创作这么一部为一片土地和它的子民作传的小说一定很艰难吧？

郑钟海：创造过程中，小故事不少，《潮汕烟雨》的时代背景是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所以关于潮汕的民风民俗、民居建筑、装束衣着、言谈举止等等，我都尽量地还原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当繁重和琐碎，尤其让我吃力的是，写1943年大饥荒和抗战部分故事，令我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惊悸和悲怆之中，那种感觉就像做着一个窒息的黑魆魆的噩梦。后来蔡运桂先生在小说中看到了吃“橄榄肉”的情节时，他写道：“《潮汕烟雨》中的人相食、食亲人的悲惨故事，让我记忆犹新，不堪回首的‘天灾人祸’，不知有多少人被吃掉啊！”2010年最后几个月里，父亲和妻子同时病倒住院，那段时日，恰恰又是小说进入最重要的阶段（关于抗战部分）；但妻子非常理解和支持我，那份激励和情感，我拙于启齿，却深藏心底，这也是我创作中最为铭记、锥心的事。

大道：我看到省社科院文化学者张优怀说到他对《潮汕烟雨》的读后感是“仿佛《平凡的世界》的南方版”。

郑钟海：这部小说，81万字，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去完成它。我莫名其妙地牢记了白居易的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眼下，《潮汕烟雨》已然成书，哪怕是祸枣灾梨，那也是我对潮汕这片多情而神圣的土地有着跟诗人艾青一样爱得深沉的情结和责任使然罢了。

现在小说正在改编成电视剧。很多有潮汕文化情结的人都在合力促成这件事，倒不是因为《潮汕烟雨》写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她是一个用文学手段杂糅潮汕文化的大扫描，也是推广潮汕文化较之有力的契合点，也就是说，出于整个潮汕人民的使命感。

大道：你很有乡土文化使命感。确实，我们的乡土记忆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的抢救，它们就会逐渐淡化。

郑钟海：我在《潮汕烟雨》的《后记》写道：“《菜根谭》曰：‘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纵观我潮人先贤，古有‘唐宋八贤’‘明朝八贤’和‘明清十杰’，今之各领域的能人仁翁，为桑梓恫瘝在抱，甘之如饴，实乃潮人及其后辈之荣耀和楷模，吾乃一介书生，若不以笔墨书我潮人之民俗、民性和精神，枉为潮人之子，‘未生’也罢！”

金融家蔡鲁伦曾说：“完整的人生应有‘三感’———使命感、失落感和危机感。”从小说创作的前期准备，到一心撰写小说，又到出版、开发布会，再到目前和未来一直在做的电视剧，一路走来，失落感和危机感几乎如影随形，惶惶不可终日，但纵使如此，我和我的伙伴们不会气馁，不会退缩，更不会放弃，因为最大的支撑动力就是使命感。

其实潮汕人身上一定程度上背负着外人的误解

大道：《潮汕烟雨》要从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你有没有什么设想或者想法？

郑钟海：小说中我可以单打独斗，电视剧版的《潮汕烟雨》，她需要的是更多更有能力的“我”的群策群力，属于一群人的贡献。这期间，我拜访过不少潮汕企业家，像个“文学掮客”那样去推销、撺掇电视剧的事情。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这就是越俎代庖，但我认为我必须去促成这件事。庆幸的是，对筹拍电视剧一事，潮汕老领导、企业家多数义无反顾、竭尽全力地扶持和帮助，一直有心想做一部代表潮汕文化的电视剧。

大道：关于潮汕文化，你是怎么理解的？

郑钟海：潮人自嘲身处“省尾国角”，其实潮人身上背负着一定程度的外人的误解，比如：拉帮结派、争强好胜、彪悍凶恶、封建迷信、大男人主义……诚然，特殊的地理因素培养了潮人非一般的人文特点和性格特点， “民有杂霸之风，性情劲悍”（蓝鼎元《潮州风俗考》），古有概说，传承性亦非偶然和绝无，可怎不换位思考、设身处想：潮汕地区偏处一隅，远离正统文化之中心，背山面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使其生活和生产方式自成一格。

最为外人尤其是商人诟病的是，精明的潮商热衷于抱团，外人难以厕身其间，此乃缘于乡土观念强、血缘宗亲凝聚力强之外，也有唇亡齿寒的利害和生死与共的信任，商场如战场，当战士驰骋直往，其背后和后路所托之人岂能非亲非故？ 

点评长篇小说小说《潮汕烟雨》：

文章不是无情物

□顾兴义

青年作家郑钟海创作的长篇《潮汕烟雨》前后花了六七年的时间。他花三年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然后花三年的时间进行写作。近日，这部八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我认真拜读之后，觉得小说反映了潮汕地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潮汕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丰富多样的潮汕历史文化，说它是一部雄浑壮美的史诗也不为过。我觉得他的成功值得认真总结一下，或许对当前文学创作有所启示。

小说的情节皆为虚构，而风俗民情丝毫不假。说到民风民俗的问题，小说中所涉及的风土人情并非囿于某个市某个县，而是采取了“地域模糊化”；换言之，潮州、揭阳、汕头和汕尾，尽管地缘、人缘和人文生态环境几乎“大同”，但仍存在若干“小异”，如是以一县市之背景觊觎表现整个潮汕之民俗、民性和精神，恐难以服众，因此小说非某一方之志，故在选取某一风俗时，作者选取最为典型、传统且生动有趣者，譬如宗祠建筑取于潮州、英歌舞取于揭阳普宁、妈祖文化和渔民风俗取于汕尾、三山国王文化取于揭阳揭西等，经过作者一番加工，使之更加典型、生动。

《潮汕烟雨》的时代背景是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所有关于潮汕的民风民俗、民居建筑、装束衣着、言谈举止等，作者都尽量地还原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起码不能有悖历史文化或生活习惯的东西，故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当繁重和琐碎，也很花心血和精力，尤其让他吃力的是，写1943年大饥荒和抗战部分故事，令他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惊悸和悲怆之中，那种感觉就像做着一个窒息的黑魆魆的噩梦。不管如何，他都坚持扛了过来，因为他每次都跟自己说：越大的难关攻下了，越能证明他的勇气和坚毅，也越能说明写这书的意义和责任。后来蔡运桂先生在小说中看到了吃“橄榄肉”的情节时，他不禁感叹写道：“《潮汕烟雨》中的人相食、食亲人的悲惨故事，让我记忆犹新，不堪回首的‘天灾人祸’，不知有多少人被吃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