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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岳宣义诗词选集》看新古体诗

2015-07-27 anxin

《岳宣义诗词选集》共收诗词400首。反复诵读,深有所感:从他的诗词作品,可以看出新古诗的一般特征。

试读其诗《太行春早》(1975年):
风霆号令动霄苍,雷啸三军喜若狂。暮发西庄脚下汗,朝辞东村眉上霜。
又饮清清漳河水,还唱巍巍太行腔。借问战士何所愿,铸就钢骨伏霸王。

五言诗《端午答友人》(2005年6月11日):
吃了屏上粽,锦绣胸中藏。千粒米生味,一颗枣发香。
丝线缠如意,苇叶吐芬芳。求索思屈子,九歌犹绕梁。

再读其词《获少将军衔调寄<水调歌头>》(1993年7月28日):

题名金榜上,海峡起波澜。投笔从戎无悔,风雨卅二年。南疆慷慨赴死,北国忍辱负重,常梦绕魂牵。无功亦无过,往事皆平凡。
风雨骤,大潮起,日中天。唯凭正直公道,还埋头苦干。休要游戏人生,切莫辜负金星,马革裹尸还。闲时说潇洒,蜡炬对春蚕。

三首诗词,极具代表性:既体现了岳宣义将军的创作特色,又反映出新古体诗的典型特征。

从内容上看,新古体诗比格律诗(近体诗)更为灵便,无事不可写,无情不能抒。岳宣义的作品大都写其行略,抒其情怀。

岳将军1962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其时,台湾海峡形式紧张,他随即“投笔从戎”。四十多年来,他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重大的军事斗争和严重自然灾害以及严重疾病的斗争,屡建奇功,并不像他自谦所说的“往事皆平凡”。2000年由部队转调司法行政战线,又为建设法治国家贡献力量……他确实没有“辜负金星”,即不负人民的期望和组织的重托。他的诗词大都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抒写他“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慷慨赴死”,在所不辞;“忍辱负重”,听从调遣;“埋头苦干”,不问其他。作品表达了一位将军报效祖国,奉献人民的爱国情怀。

从形式上看,新古体诗比格律诗更为自由,但决非全无格律。正如岳将军的诗词,以八句或四句的五、七言或杂言诗为主;有些诗句尽管不大讲究平仄黏连,却是大体对仗的;句式长短不等、多按词牌字数填写的词作,但不拘于近体诗和词曲的格律限制。而这,正是新古体诗的一般特征:虽有一些格律,而又不守固定格律,属于半格律体诗词
新古体诗的出版,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决不会因为诗坛不予承认或者有人反对就必然消亡。

首先,新古体诗具备了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能够给人美感。美感来自作品的内容,也来自作品的形式,更来自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但内容与形式永远存在着矛盾;两者结合得浑然无迹的作品,总是少而又少的。因而只要作品写出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思想感情,哪怕形式不够完美,也能引起读者共鸣。这是因为诗的美感由多种因素形成。抛开审美主体不谈,单说审美客体。一首诗作,或以情胜,或以理胜,或以思胜,或以语胜……诸美皆备,固是诗家绝唱;一美见长,亦不失为诗人力作,均能打动读者,因而都是社会所需要。《天安门诗抄》。中的大部分作品皆为不讲格律的新古体诗,由于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便能不胫而走。岳将军的佳句:“湖接九天奔流水,坝息万年咆哮声”(《小浪底》),形象鲜明,诗味浓郁,生动地展现出黄河小浪底工程的巨大威力。“凯歌总在险峰唱,斤斗多是平路摔”(《卖血求学》),意象鲜活,富含哲理,多少生命体验、人生感悟蕴于其中。“雨打米字帜低落,风吹五星旗高扬”(《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香港回归祖国的真实情景如在目前;一雪百年国耻,顿令国人扬眉吐气。这些诗句的感人魅力,来自情真意挚的内容美和大体对仗的形式美,并没有受到平仄缺失的丝毫影响。

其次,新古体诗拥有了大批作者。无论贬斥,还是打击,都不能动摇、剥夺他们的创作自由和写诗欲望。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制约文化。古有名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那是就诗家的个人感受而言;若从全局来看,则是国运昌而诗运兴。改革开放带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促进了文化繁荣。有了物质基础和思想解放,人们纷纷从事文化活动,包括诗、文、书、画等的文艺创作,就是极其自然、顺理成章的。如果说,20世纪“四五运动”时,人们为反“四人帮”而作旧体诗,还是带着几分政治与文化的冒险;那么,21世纪的今天,政治生活渐趋民主,横加在旧体诗头上的种种枷锁早已解除,人们为了言志抒情而写诗填词,那就纯属乐于此道的自由选择了,是任何社会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正如新古体诗作者、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樊希安说的:“我写诗填词,不再有功利目的,因此便具备了完全的自由心态。喜怒哀乐皆出我心,而且不在乎别人的评判。”(《五松居新咏?我的亦诗情结(代后记)》)传统诗词深入人心,谚语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凡是粗通文墨者,几乎都能套写一些诗词。有的合乎规矩;有的违背格律。 当着群众性的诗词创作热潮兴起之际,不合格律的诗词作品定然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作者会去精研格律,转写格律诗词;有些作者不愿屈从格律,继续坚持创作新古体诗。我以为,这都正常,无可指摘。转向近体诗的,未必写出好诗;而创作新古体诗的,或可写出佳作。例如著名诗人贺敬之、顾浩以及我国台湾的范光陵(范仲淹后裔)等就创作出了许多优秀新古体诗,得到了不少报刊的一致好评。岳宣义将军的新古体诗也不乏精品力作,同样耐人寻味。

再次,新古体诗自成一格,自为一派,是自由诗和格律诗所无法取代的。新诗自20世纪初期产生以来,将近百年,应当承认,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无数经典之作。但是,新诗由于脱离传统,过分自由,越来越散漫不精;其中粗劣之作更是让人不堪卒读,不屑一顾。而旧体诗则因死守格律,过分严谨,难于被人掌握,不便推广普及,一般群众多半望而却步,不敢问津。新古体诗恰好兼具两者之长,而少两者之短;它比新诗凝练,却较旧体自由;它有新诗的生机灵动和当代意识,却无旧体的僵化陈腐与复古倾向。而且,新古体诗通俗易懂、简便好学,普通群众都能写作。可以说,它是一种大众化的诗体。就连老诗人、诗坛巨匠贺敬之都说,新古体诗“对某些特定题材或某些特定的写作条件来说,还有其优越性的一面。前者例如,从现实生活中引发历史感和民族感的某些人、事、景、物之类;后者例如,在某些场合,特别需要发挥形式的反作用,即选用合适的较固定的体式,以便较易地凝聚诗情并较快地出句成章”(《〈贺敬之诗书集〉自序》)。这是诗人的经验之谈与悟道之论。

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最重形式的一种体裁,包括内形式和外形式;有时甚至是形式决定体裁——有诗的内容,无诗的形式,可以成为小说(“诗体小说”仍是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却不一定成为诗。反过来说,仅有诗的形式,而无诗的内容,则肯定不是诗。这就是为什么“顺口溜”、“格律溜”(杨金亭语)、汤头歌诀之类徒有诗的形式而不能称之为诗的根本原因。可是,遗憾得很,诗坛偏偏有人本末倒置,只看形式,不看内容。不管作品内容如何、有无诗意,只要不合格律,就通统判为“劣作”。例如《两本拙劣诗词集》文章宣称:“近日看到两本拙劣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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