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历史细节

2015-08-01 左佰克 

(一)一九五九年为曹操翻案的由来

　　一九五九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那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发表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公开提出为曹操翻案。二月十九日，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三月十六日，郭沫若发表了《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所以借蔡文姬归汉作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亦有借此为他自己在抗战开始时自日本归国说事的意思。三月二十三日，郭沫若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干脆直接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时对曹操的历史评价立即成为历史研究和人们关注的热点。三月三十一日，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论曹操》一文，批驳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对曹操不存在翻案的问题，而且根据史实对郭文逐条加以批驳，接着在七月三日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七月十日发表于《文汇报》。谭其骧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郭沫若的文章，谭其骧的结论是：“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我们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的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犯过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谭其骧这些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也还客观。回过头来说，是不是罪，那取决于评论者当时的价值取向。譬如镇压黄巾起义，究竟算不算罪，在古人看来，特别是从古代官方看来不是罪，从农民革命的视角讲当然是罪。屠城的问题，当然不好，但古代胜利者往往习以为常，从今天来看，那就是反人类罪。所以评论历史，还得有一点历史主义的眼光，离不开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所受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历史所起的影响，是进步还是倒退，不能拿今天国外那些观念去一刀切，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于曹操的评价，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全国的报刊发表的论文和报道便多达一百四十余篇以上，我自己在一九五九年《复旦学报》第六期上发表了题为《论曹操抑止豪强及其法家思想》的文章，没有说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是直接论述那时曹操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趋向，现在看来，亦还站得住，没有大的问题。后来人民出版社为曹操讨论还编了专门的论文集。

　　为什么郭沫若与翦伯赞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忽然心血来潮地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呢？要为曹操翻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一生始终对曹操推崇备至，他年轻读书时，在《讲堂录》中便称：“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也就是曹操、孙权、诸葛亮三人才称得上对手，刘备还排不上号呢？煮酒论英雄，本是曹操与刘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赞扬过曹操。一九五二年，视察河南安阳时，他赞扬曹操在许昌的屯田。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时，为身边的工作人员背诵曹操的《观沧海》一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一首非常宏伟，借表沧海之宏景以叙志的诗，毛泽东借曹操这首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在读书笔记中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怎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样评价曹操应该说还是客观的，给曹操脸上抹黑，戏台上给他上白脸变奸臣，应该说是宋元以后的事，为什么？与各个时代环境有关，与正统观念有关。这件事暂且搁下。从毛泽东这一段话，可以看到一九五四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时，就已提出要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北戴河•浪淘沙》一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这首词，是在北戴河度夏，面临渤海湾，有感于曹操《观沧海》那首诗，引发思古之幽情而创作的。曹操《观沧海》在《晋书•乐志》中题作《碣石篇》，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自己女儿李敏、李纳写信时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二)碣石山究竟在哪里

　　这里附带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即曹操东临碣石，这个碣石山究竟在哪里？在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那一带有没有这样一个使曹操可以登高远望大海的碣石山呢？不仅曹操登临过碣石山，秦皇、汉武都登过此山以观沧海，曹操以后北魏的文成帝和北齐的文宣帝也曾登上碣石山观海，北魏的文成帝还“大飨群臣于山下”，“改碣石山为乐游山”(《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太安四年)。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讲到原来陆上碣石山为海水所侵，脱离了大陆，“立于巨海之中”。到清末由于见不到“立于巨海之中”的大山，才认为北朝以后，此山由于地壳的变化，已沉入海底，故有碣石沧海之说。毛泽东词中“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一说法的，所以他在给女儿李敏、李纳的信中会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大概由此而来。根据是什么呢？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所以才写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所以才有给他女儿信中所写的那几句话。但曹孟德登临的碣石山是不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呢？

　　一九七六年二月，谭其骧先生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碣石考》，其引《水经注》讲到碣石沧海的状况，有一段生动具体的描述，其云：“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另一方面自汉至明，历代地理志都载有碣石山，既没有说在海中，也没有说古今碣石山有别，可见都是指今天在昌黎县西南的碣石山，距海有三十里，不仅不在海中，也不在海边，很难临碣石观沧海，故碣石山并不在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在那儿找不到能“大飨群臣于山下”的平坦地区。谭其骧先生的结论认为，魏武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发生变化。约在东汉中叶以前，山前余脉露出地表，延伸至海边特立着一块巨石，被目为“碣石”，此后海水南侵，山前平地被淹，余脉露出水面的石块枕海如甬道数十里，那块“碣石”则随潮水涨落时隐时现，有“天桥柱”之称。约在郦道元之后的北朝时期，海水大规模后退，山前出现大片平陆，从此碣石不再成为登临胜地，那些枕海石和那块特立的碣石，终于全部都被埋没在平陆之中了。历史时期，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二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相对位置，先是“着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中”，最后沉埋于地表之下。所以把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这一带作为曹孟德登碣石观沧海的地点，不一定正确。

　　花那么多笔墨讲一个碣石的位置，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如碣石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定的，在历史著作中有许多矛盾的陈述，只有比较研究各种矛盾的陈述才能从中找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能比较正确地解释历代著作中所出现的相互矛盾的陈述，历史的事实是在互相矛盾的陈述中显露其本来真相的。如碣石这样一个问题，只是一个地名的正确地理位置问题，它的结论只能是唯一的，至于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品评，则更要复杂得多。因为不仅在事实的表述上，在历史记载上有许多矛盾，而且牵涉到记述者主观的好恶，各人在价值取向上亦各有不同，这就更需要冷静、客观地比较和思考，才能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比较正确地评述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弄清事实的前提是要直接去阅读原始的资料，比较各个历史时期人物何以有不同的评判，它背后真实的动因是什么，才能最终得出比较合情合理的观念，这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所以我想强调让大家一起来阅读原着，就是为了能比较客观地弄清事实，而且这也只能是相对的。虽然碣石山这个具体地点可以讨论，它也许不在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一带，但它并不影响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的诗情画意和广阔的古今联想所表述出当年曹操北征三郡乌丸统一北中国以后东临碣石的那种豪迈气魄。毛泽东曾对其子女表示：“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本事。”曹操《观沧海》那首诗所借沧海与日月星河表达的自我咏志的英雄气概，确有巨大的震撼力，中华民族应该以有曹操与毛泽东那样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斗争实践上能气势磅礴地“换了人间”的诗作而自豪。

　　(三)卢弼给曹操贴了不少大字报

　　为什么为曹操翻案的热烈讨论，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初呢？这个问题还是与毛泽东有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时对卢弼的注文作了一段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正是这一段批语引发了一九五九年全国范围内对曹操评价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还是贯彻了双百方针，允许不同意见的争鸣，有主张和赞成翻案的，如郭沫若与翦伯赞这些名家；也有主张不存在翻案不翻案问题的，如谭其骧；也有不少人具体评价曹操当时作为的，并不提翻案或不翻案的问题。大家客观地摆事实讲道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讨论风气，如果能长期坚持这种心平气和，各抒己见、实事求是地开展学术讨论，实在是一件好事，丝毫也没有现在流行的对这一段历史和人物庸俗化、商业化极其浓厚的媚俗氛围。

　　做学问，总离不开刨根究底打破砂锅问一个究竟，毛泽东的批示是批在卢弼的注文上，卢弼的这一段注文是注在裴松之注引的曹操自撰《让县自明本志令》，系在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要弄清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文，得先讲清陈寿这个人及他的那部《三国志》，还有裴松之的注和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怎么一回事，卢弼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在注文中究竟讲了什么，毛泽东这么批他的根据是什么，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意思。借这些问题，讲一下研究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必备的相关原始著作的情况。

　　(四)关于陈寿其人与其所著的《三国志》

　　《魏书•武帝纪》是《三国志》里《魏书》的第一篇，该书的作者是西晋初年的陈寿，《晋书》有《陈寿传》，称其：

　　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

　　他本来是蜀汉的人，晋灭蜀以后入晋，在晋武帝时，受张华的推荐，“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对其著作的评价，其本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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