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莎作“诗”的气韵

2015-09-07 原创歌词 

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他3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创作了37部戏剧作品,大家熟知的《哈姆莱特》《麦克白》《罗密欧与茱丽叶》等部部经典不朽。人生百态,世间风韵,都能在莎翁的作品里寻到踪影,歌德把莎士比亚誉为“最美丽山峰上的明星”,甚至表示从看到他作品的第一部起就知道一生就属意于他。同样,他的作品也给众多中国读者带来深厚的文学熏陶和精神滋养。

近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全新的莎士比亚全集重译本,这版重译本拥有史上最强大的翻译团队。近日,本网记者专访了重译本的主编、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辜正坤教授,他为读者全面讲述这套全新重译本出版背后的故事。

名著复译有必要新译本产生应和新时代新需要

新华网: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您觉得阅读莎翁的作品对于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

辜正坤: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学大师的作品一样,已经进入了经典的行列。阅读经典是对所有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不分时间、地点,所以我们经常说经典是常读、常新的。在当今时代,重新以一种新的视角来阅读莎士比亚会有新的体验。因为时代在前进,现在中国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在改变,对莎士比亚作品本身的理解也在改变。莎士比亚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它的作品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学现象,它的含义在不断的被阐释,焕发出新的含义,新的光芒。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尤其对当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阅读莎士比亚,阅读莎士比亚在一定含义上等于阅读了西方世界生活的百科全书。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了解西方的社会,尤其是15、16、17世纪的西方社会,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入门的途径。

新华网:目前“莎士比亚全集”在中国已经五套译本,其中较知名的有朱生豪、梁实秋和方平的译本,这次为什么还要推出全新的译本?名著复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辜正坤:现在中国出版界确定有五套莎士比亚的译本,实际上完全以全新的译者来译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实际上只有三套,第一套是莎士比亚全集性质的译本是朱生豪先生翻译的,后来有别的一些译者增补了一些当时他英年早逝没有翻译的作品。第二套是梁实秋先生的译本,他是独立的一个人翻译了40部作品,花了30几年的时间,那个是一个全集。第三套是方平先生主译的,他翻译了其中的若干部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译者加盟,和前面两个不一样。主要是这三套,其他的两套还是原来的译本,以朱生豪的译本为主,现代的学者和专家来校订,其他还有一些译本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主要有三套。我们这个算是第四套,这也是第四套全译本。

为什么还要做新的全集的译本?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你做出来的东西和前面的一、二、三套基本上是重复的,没有特色的,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我们之所以要做,之所以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和译者做这件事,有强大的理由的。这个理由主要是在英国、美国,莎学界出现了崭新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版本,对于莎士比亚作品本身的理解、阐释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性的进展,以前的译本依据的都是前面的一些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译本应该跟上潮流,不然的话只是满足前面的符合那个时代读者的需要,译本反映出来的审美观、价值观和相关的一些的文学因素、文化因素,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译本来应和新时代新的需要,新时代的莎士比亚作品本身有被重新阐释理解的需要,读者本身也需要看到一个跟传统的莎士比亚译本不一样的译本,在这个基础上的升华、提高。译本不是要推翻以前的译本,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是外研社经过市场调查和国外的相关的机构相互切磋交流发现一个新的译本,非常有必要阐释。

重译本讲求押韵还原莎士比亚作品“诗”的气韵

新华网:世界上很多名著有很多的译本,比如《飘》,这个复译本要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辜正坤:在翻译理论上提出一个理论,就是筛选、积淀、重译论。什么是筛选呢,每一个译本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你已经有了两个、三个译本之后,总有一些译本相对做的更好,但是也有些译本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我们如何把这些译本当中的优势能够集中起来,让优势积淀起来,强强联合,让优势和优势相加,让不利的方面被淘汰掉,这个是积淀。如果译本太多了,有十几个,你总要在里面选相对好一点的译本来利用,筛选和积淀的结果产生重译的可能。重译是在原有的译者他们成就之上的升华和提高,要借鉴和利用把他的长处留下来。

首先,原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重新来组合汉语的时候,给予一种什么样的词汇来组合,遣词造句花了很多的功夫,这无形当中利用积淀下来的成果了。在这个基础上想做的更好,并不是关起门来,为了表现自己的独创性,无视之前的译本,无视前任已经创造出来的成果,把自己和一些优秀成果隔离开来,因为文化是传承的,是割不断的链条,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翻译。

这个和创作不一样,文学创作把别人的作品拿出来,折射出来一个新的文学作品出来,那个是有抄袭之嫌。但是翻译不一样,必须要为这种行为找到一种理论和依据。在重译是要避免初译者原作当中的一些缺陷,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的完善。有些经典的作品复译和重译是应该的、必然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需要重译,我们说的重译关键还是那些对人类的文学、文化成果有重大影响的经典性的文献,在这个含义上来谈筛选、积淀、重译。

新华网:面对这个全新的莎士比亚全集的重译本,很多读者关心这一个问题,和之前的版本比较具体有哪些不一样?

辜正坤:这个问题很好。我想很多读者也关心这个。刚才我们提到朱生豪的版本,一个是梁实秋先生的版本,还有方平先生主译的版本,各有特色,他们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整个过程当中,确实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他们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伟大的。各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是朱生豪先生的版本,这个版本产生的背景在那个白话文盛行的时代,没有人把莎士比亚大规模的翻译出来,那个时候朱生豪先生真正的任务是如何在规模上、量上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介绍过来。你怎么翻译呢,一般翻译成白话文、散文就比较快一些,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本身是一个诗的形式写成的,如果全都翻译成诗就非常吃力。朱先生自己也说了,如果全部翻译成诗就累死了,一辈子也翻译不完。这个时候以散文的方式来翻译,构成了一种特点,而且朱先生的汉语言文字功底非常强,文字是非常流畅的、雅致的,他的译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为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兴起做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还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很喜欢,他的特色就是散文话、流畅、雅致,对莎士比亚作品原意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很准确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遗漏的,一些词汇和诗行的一些删节的可能。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是因为那个时代本身,中国人、中国读者他们的理解水平,尤其是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刚刚从传统的中国社会脱胎出来不久,不能完全接受莎士比亚原作当中的那种近乎有些粗野、带有原始的野性的因素在里面,如果照样翻过来,就与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价值观有一些冲突。朱先生把这部分进行处理,淡化和弱化,他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要适应当时读者的需要,又不能把全部的部分都删节掉,这是一些比较小的瑕疵。他的主要特点是语言是优美的、流畅的,基本上符合莎士比亚原作的含义、风貌。

第二个译本是梁实秋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的产生有意要避免朱先生刚才有些不足之处,也是用白话、散文来翻译,译的尽量在含义上贴近莎士比亚的原作,这个对学者来说特别有用。有的学者研究莎士比亚,但是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你要找一个含义上比较贴近原文的译本来参照和引证,梁实秋先生这个做的非常好,用白话还加了很多的译注,在含义理解的准确度上他比朱先生做的更好。但在语言的流畅、优美、雅致上,他不如朱先生做的好。这样一来,也是美中不足。而且他们两个译本都有一个缺陷,因为莎士比亚是用诗行来写的,但是他们都翻译成了散文,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译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他们做的很好,我们确实应该对他们表示敬佩,我们非常崇拜他们。

第三个译本是方平先生主持的译本,前面两个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他试图来弥补这个缺陷,他的做法也是用诗行的形式来排列,当代中国人认为什么是诗,首先是排列成行,而不是以散文的方式来排列。方平先生的译本基本上全是按照莎士比亚的原作来排列的,他排列成50行,这个就是50行,汉语是跟他对应的。这个含义上可以借鉴前者译本的理解,加上一些新的注释本,把理解方面尽量的做得很好,加上前面两个译本的参考,他也是做的不错的。

汉语的格律性自然跟英文的格律性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格律性。这样一来,汉语译本怎么来处理,怎么让莎士比亚的诗行念出来真正像诗,就构成了新的译本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这个译本也就是立足于在这一点上一定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让莎士比亚的诗句念起来更像诗,符合中国人关于诗的观念。中国人念诗有传统,讲究押韵的,如果你不押韵也要符合一些关键的关于诗的特点。什么是诗的特点?第一,要有强烈的节奏感。第二,要有诗的语汇,而不是纯粹的口语。我们这个译本恰好在格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我们这个译本翻译的时候要翻译成诗,要押韵最好押韵,不能押韵至少要满足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非常强的节奏性,第二个措词是诗的措词。第三个如果有韵脚就锦上添花了。当然莎士比亚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全散文的,与仆人之间的对话根本不讲究这个,但是85%、90%都是诗行,这个译本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一定要尽量的符合莎士比亚原作本身艺术形式的要求来翻译,我们是这样来做的。

重译本译者众多吻合莎士比亚作品本身的多样性

新华网:像朱生豪先生和梁实秋先生,作为一个独立完成的译作,语言的风格相对是统一的。这次翻译团队汇合了众多知名学者和翻译家,每个人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背景,语言风格也不一样,这个不统一的风格是一开始策划就定下来的基调吗?

辜正坤:莎士比亚的作品本身就有一种惊人的多样性,和译者本身多样也是能够吻合的。你怎么认为莎士比亚的风格就是一个人的风格呢,不可能是朱生豪先生一个人的风格,他的风格究竟是什么样,在不同的语境下,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它可能是变动的,不能过分的单一化。以一个人翻译莎士比亚的时候可能造成风格的单一化,而莎士比亚作品本身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还是很多别的作者的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在西方莎学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很多学者相信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很多别的作者的努力在里面,当然这里面可能他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因为他是剧团的股东。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很多剧本是可以拿来卖的,买到这个剧团就据为己有了,但产也不是拿了过来就完全按照原作来演出。这些剧团的股东考虑这个剧本可以自己利用,重新润色、改编,莎士比亚是里面的佼佼者,他把这个剧本重新点石成金一样,在这个基础上改编成更符合观众趣味的作品。

我在写莎士比亚简史的时候,我说他是编写,不是百分之百都是他自己的创新,这个剧本还有一个主本,他是聚众人之所长,这里面就意味着他这个剧本已经凝聚了诸多的剧作者的努力,不仅是一个人。很多学者说莎士比亚的风格具有惊人的多样性,而且他写的东西和题材是无所不包,天上、地狱、宫廷、海上的生活,写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莎士比亚太厉害了,觉得他一定当过水手,如果没有当过水手就写不出暴风雨里面的情节。他肯定到过这个地方,或者他写别的一些情节,肯定是身临其境,他写的是太逼真了。这样的解释就清楚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不绝对是一个人做的,是有很多其他的剧作家的剧本供他参考。他语言的能力比别人高一头,在那个时候是允许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受大众的欢迎,大家觉得做的非常的精彩,是积累了别人的很多的智慧,在智慧之上开出更加智慧的花朵。

这里面就具备了多样性,这几个剧本有这几个人的风格,他要加入自己主要的风格,但是他的风格不足以压倒别人的风格。这个剧本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完全是他独立创作出来的剧本,比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一个现实的作品,是他一个人做的,而其他的编写的成分比较大。译者怎么要翻译这样一部作品,多找几个译者恰好也吻合这个作品本身风格上的多样性,再加上多找几个译者翻译,相互之间对译本有一个比较。我们想搞一个开放式的,而不是一锤定音,应该是不断的进步,译者与译者之间关于风格的不同,慢慢接受读者的评价,学者的建议,我们有若干个风格的参照之下是不是还可以做的更好,哪一种更理想,这个版本在不断的修订之中会不断的完善,而不是一下子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找多个译者翻译也是符合后面的策划和目的。

新华网: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很多的英文版,我了解到这次选的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版本来翻译,为什么选这个版本,这与其他一些英文版本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辜正坤:皇家这个版本是最近出版的。莎士比亚的英文版本很多,全世界都有,光莎士比亚的全集初步统计就达到1300多种,使用哪个版本呢?很多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只能非常简单的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些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17世纪,1623年的版本,又叫做第一对开本,四开本就更小一点了,1623年或者1623年之前,在莎士比亚生存的时代都还是有的,但是全集性的,把作品全部集中起来是1623年。这个版本出现在莎士比亚死后的第7年,由同一个剧团的演员,一个是赫明吉和康德尔,把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集中起来,这是最早的第一个版本。

接下来是18世纪,在1623年版本出来之后过了120年,就是1743年出现了托马斯·汉默莎士比亚的专家,之前只是一些剧本,还没有一些诗歌,他认为要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加一些注释和背景材料,这是他的功劳。莎士比亚的版本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接着在18世纪又出来了一个威廉·沃伯顿的版本,还有一个撒缪尔·约翰逊,他是最早的英语词典的编纂者,他编了莎士比亚的全集,因为他的语言功底是最权威的。后来有一位乔治·斯蒂文斯和他一起合编了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1790年又出现了一版马隆辑注的十卷本《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集》等等。

莎士比亚研究产生真正突破的是在19世纪,有两大最重要的版本产生,第一个是第一集注本,之后有第二集注本,到现在还在做,而且没有做完。第二,跟它的规模有点相似,就是阿登版莎士比亚,这是19世纪综合的成就,集前面的之长又搞了一个注释,非常的丰富。19世纪主要的成就在这里面。

到了20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版本,有剑桥版的莎士比亚,还有河畔版的莎士比亚,这些都做的很好。河畔版的莎士比亚在教学的大学课堂上有时候也使用,我和北大英语系的研究生上过莎士比亚的课程,就是用的是河畔版的,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要等待一个突破,就是皇家版的莎士比亚。

现在把前面的莎士比亚版本都回顾一下,你会发现皇家版莎士比亚横空出世,他写的版本跟以前的版本不一样,构成了一定的独特性。独特性体现在前面有383年的时间,所有的版本构成形式是这样的,先是把1623年的版本拿出来,还有其他的四开本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拿出来对照看,如果1623年缺的一期段落和提示词,就在四开本的找出来补充上,就是拼合,这个拼合法影响了后来莎士比亚编辑家和注释家。

但是到了皇家版的莎士比亚出来之后,把这些都推翻了。你不能认为这个版本里面缺什么就是它的缺陷,这个1623年版本就不应该有这一段,它产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供戏剧里面使用的,其他的一些四开本的可能跟莎士比亚的原稿有关系,主要的作用是给读者阅读的,光是看这个剧本就可以,演出版是不一样的。因为演员自己感觉到念到哪个地方不对了,念出来不顺口,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剧作者商量,把这个字改一下,让念出来更顺畅一些。1623年的版本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存在的,和剧院的演出是息息相关的,是有独立的艺术价值的。后来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就认为,1623年是最权威的,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要把后面的加进来,就不是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了,他们就决定重新来注释莎士比亚,以1623年第一个最早的最权威的版本作为依据,把后来相关的一些剧本再补充,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他们发现这个剧本要分类,并不是同一个剧本,因为有的剧本是适合演出,有舞台空间的,艺术效果是立体性的,原来的四开本是阅读的,不要求演出效果,没有声音和舞台背景的。这是不一样的。因此,把文学性的读本和在剧院里面演出的剧本两者分开,各自有各自的审美,更贴近莎士比亚产生的舞台艺术效果。不但在莎士比亚研究界,在整个文学艺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像现在的影视一样,剧本被改来改去,有很多是原作者想不到的,所以导演一定要加进来,而这个编者本来就是一个演员,他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演员。

皇家版这个一出来就引起了轰动,而且注释也非常好,前面的第一集注本和后来阿登版的注释都非常丰富,提供的背景资料很多,但是那个版是供学者来看的,很厚的,读者不愿意看那么多。要满足读者的需要,也要满足一部分学者的需要,要在注释上下功夫。皇家版在注释上下功夫,把前面里面最精华的东西搬到这个版本里面,同时加了一些新的理解,有了一些新的阐释,就使这个注释非常的精到,而且读者也很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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