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与盛唐边塞诗-文学论文

 

琵琶原应作“批把”，最早有关琵琶的介绍是在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提到：“批把，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日批，引手却日把，像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批把”即“琵琶”，这里的琵琶是指汉琵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乐器，而盛行于唐的是从波斯经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梨形曲项琵琶。在盛唐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正是这种曲项琵琶，是胡族乐器。胡乐在唐代十分盛行，因而我们便看到琵琶和其他胡族乐器，如胡笳、羌笛等作为意象频繁地出现在盛唐边塞诗中，营造了其特有的诗境。

琵琶意象在边塞战争、友人赠别、夜宴、士卒思乡怀人、边塞风光民俗等题材均有表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边地上，声动天地的琵琶曲突然响起了，琵琶声即号角声，边疆将士难得的一次欢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了。铮铮的琵琶声收紧了战士的心弦。紧张激烈的新一场战争又要开始了，作风豪宕的唐人摔碎酒杯，和着短促有力的琵琶曲调奔向战场，奋力杀敌。战场上是刀光剑影的较量而在琵琶曲的世界里亦有一番马鸣声嘶的壮烈。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琵琶曲渲染了战场上的紧张氛围，将士们紧张动荡的征戍生活也展露无遗。“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帐外是瀚海阑干，北风卷地，帐内是琵琶凄凉慷慨的曲调，唱诉着离别的悲情，这时的离别图早已不是江南杨柳岸边的晓风残月，而是边疆异地的大漠孤烟，凄凉的琵琶曲更加激起了友人间离别的愁绪以及对分别后前途未卜的感伤。“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当时军政要员的酒宴，是胡、汉乐舞交流的重要场所。通常宴会上以胡乐侑酒。在这首诗中既有“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的汉族传统舞蹈剑舞，也有“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的少数民族儿童表演的混声合唱。整个酒宴上富有浓郁的民族情调。凄凉的乐曲和大西北、大戈壁上的美味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一幅声、色、味俱全的充满异域情调的夜宴图就跃然纸上了。“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翻出新的曲调，但是每一首曲调总换不掉《关山月》伤离别的愁绪。边愁永远排遣不尽，所以那使人心绪烦乱的边愁之曲就永远听不尽。那曲调让人既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诗人通过写琵琶曲以表现边塞将士思念家乡亲人的愁苦。再如“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李颀《古塞下曲》)又何尝不是愁断人肠的琵琶曲触动了诗人最敏感的神经呢?另外，在一些诗句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当时的民俗风情，从“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辽东少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李颀《古意》)等诗中可以了解当时边地人民是何等的热爱琵琶和能歌善舞。诗人的情感在或大气磅礴或哀婉动人的琵琶曲中流淌，在琵琶声的感染下，不仅诗人的情感极易被触动，就连读者也极易走进诗人的世界，与其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琵琶意象的现象是唐以前的诗歌所没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与琵琶所独具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唐时，从西域传入中原的是曲项琵琶，而中国传统的琵琶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雏形。这种传统琵琶的起源据说和刘细君有关。《汉书·西域传》载：“汉元封中，乌孙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汉献帝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而且传说刘细君精通音律，妙解乐理。晋人傅玄的《琵琶赋序》明确指出，琵琶的发明直接因细君和亲，汉室为了安慰她漫漫西行路上的思乡之苦，命令懂音律和乐器制作的工匠，截取琴、筝、筑、箜篌等乐器之长，为细君创制了一种新乐器——琵琶。其记载道：“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同时代的石崇在《明君词序》里也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因此琵琶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远离故土、思乡怀人的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内涵正构成了边塞诗和琵琶产生联系的纽带。因而有李颀《古从军行》的“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来向人们传达塞外凄凉的景象和征戍士卒的怨愤。有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来抒发伤离别的愁绪。琵琶作为一种乐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远远超出了其他乐器，因而能频繁地出现在盛唐边塞诗中成为抒发离愁的一个物质载体。

第二，唐边塞诗对南北朝横吹边塞诗常使用军乐乐器意象来表现征战内容的传统的继承。南北朝横吹边塞诗中常使用笳、笛、鼓、箫、钲、角等军乐乐器来表现征战的内容。南北朝时期横吹边塞诗的意象还显割裂、堆砌，到了唐代已更为浑融，有骨气。唐代边塞诗在继承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典型意象，已然达到了骨气端详，兴象玲珑的境界。西域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战大漠的传奇，本身就是“马上所鼓”的军乐，与沙场征战、戈壁翰海又有着天然联系的琵琶自然容易进入盛唐边塞诗之中。

第三，边塞地区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边塞地区本身就是胡汉混杂，各族文化激烈碰撞和交融的特殊地带，是胡文化传入中原的中转站。以琵琶为中心的胡乐器在边塞地区十分的普及和流行。有诗为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在边塞，居民中少数民族很多。他们能歌善舞，多半会弹奏琵琶。不用说，在月光下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这里写出了凉州城的歌舞繁华、和平安定，同时也展现了浓郁的边地情调。边塞生活中处处都是异域风情。环境上再不是内地的小桥流水，而是黄沙漫天、气候恶劣的瀚海阑干，诗人独处异地，由这种特殊环境引发的特殊情感必定藉由特定的、应景的胡乐来表达。生活是创造的源泉，诗人生活在胡文化充斥的边塞要地，自然会受到影响，在诗中体现这种生活。

第四，隋唐燕乐的产生和繁荣及其所带来的普遍、丰富的音乐文化生活。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燕乐成为它的主要标志。所谓燕乐是因为常用在宫廷宴会(燕：通宴)上而得名，后来也泛称隋唐新兴起的音乐为燕乐。隋唐时期统治者大力推广音乐，从而使音乐能被更广大的民众接触和学习。那时有许多诗人都精通音乐，诗人接触音乐，得到音乐熏陶的体会自然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当全社会已形成一种热爱音乐、欣赏音乐、擅长音乐的时代风气和审美趣尚，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音乐在作品中经常反映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音乐是一门声音的、听觉的、时间的艺术，在中国古代它往往是一门包括声乐(歌唱)、器乐(纯粹音乐)及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与现代的纯音乐艺术是不同的，所以一般是“乐”、“舞”或“歌”、“舞”并称的。唐代的音乐已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燕乐在乐器运用上也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具有纯音乐性质的器乐曲，以琵琶为中心，同时引用诸多从边疆和国外传入的新乐器。而这一点正好在盛唐边塞诗中反映出来了，诗中最频繁出现的琵琶、胡笳等正是引进和流行的新乐器，诗中的音乐也是这种纯音乐性质的器乐曲。如果没有这些新乐器的产生和普及我们也不会在诗中看到一首首凄婉动人的器乐曲，诗人也不会经常被感染、激发，将音乐跟人生结合起来，进而铸造一首首奇伟瑰丽的诗篇。

第五，琵琶作为一种胡乐器能被广大诗人所熟悉并融入到诗歌中是和盛唐博大开放的民族心理和审美风尚是分不开的。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外来文化的输入开启了国门。隋唐文化毫不顾忌地吸收胡文化，胡人的礼俗、饮食、服饰、乐器、歌舞随着具有胡汉混杂血统的隋唐皇室的入主中原而风靡朝野。琵琶等胡乐器从西域经凉州等地的中转站汉化后传入了中原，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因而整个唐代社会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的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外来文化被广泛接受和吸收，进而造就了盛唐边塞诗独有的洋溢着异族风情的浪漫情调。

盛唐边塞诗由于恰如其分地运用琵琶这一意象，增广了边塞诗的审美对象，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带来了极强的艺术表现力。新的审美意象的加入给边塞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饱满有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边塞诗艺术容量的深广度。首先，琵琶这种外来胡乐器的加入使诗歌充满了浓浓的异域情调、民族风味和文化色彩，显示了唐人心灵世界的扩展，体现出了唐人审美趣味的多元化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唐诗刚健开放、自由爽朗的气质，拓展了唐诗的境界。我们感受到的不再只是边陲沙漠的荒凉和征戍、思乡的愁苦，而是通过琵琶曲调的指引我们仿佛能身临其境，穿越时空去感受另一种生存境地和文化氛围，思考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这样不仅使边塞诗内容更饱满，也使其更具有文化内涵。

其次是将音乐跟文学结合起来，使作者的情感在音乐中流淌，不仅对诗人的情感有所渲染，对所处的氛围有所烘托，而且能让读者产生视听的多重联想，更加感性地体悟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好地与诗人达到共鸣。西方美学家一般认为视听是主要的审美感官，与美联系最密切的感官是视觉与听觉。如果没有琵琶曲这一听觉元素的加入，当读者畅游在诗人营造的境界里时，只能在想象中通过视觉的冲击来感受诗人描写的大漠孤烟的壮景及体悟其所要表达的复杂情感。而当这一音乐元素的加入，即使是诗人没有正面、大量刻画琵琶曲调的特点，只是侧面描写琵琶音响给听者带来的情绪、感受或者说“琵琶”这一字眼只以一种凝练的形式存在在诗句中，也能使读者根据以往的经验，通过想象，叫醒耳朵，打开听觉这一重要的审美感官。德彪西说：“唯有音乐能够自如地唤起人们对似真非真的美景，对将信将疑的世界的想象。“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无需诗人多言，大气磅礴的琵琶曲早已使我们穿越时空来到唐边地的古战场上，音乐世界的声嘶马鸣和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交相辉映，身临其境的我们自然能更加感性地体会战争的激烈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旷达与悲壮。总之，琵琶这一音乐元素的加入，不仅使诗人营造的诗境更加丰富和立体也使读者通过想象打开了听觉这一重要的审美感官，从而通过多重联想感受诗境、体味诗情。

总之，琵琶抒发离怨的文化内涵、琵琶的军乐属性、边地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唐燕乐的发展及音乐的普及、唐人开放的审美风尚造成了琵琶意象频繁出现在盛唐边塞诗中的现象。而琵琶意象的出现也为盛唐边塞诗开拓诗境、丰富内涵、增加艺术表现力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