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信服的经验之谈

2014-12-30 Ccegorycook 

以知名度论，小说家王安忆的读者应该远远大于随笔作家王安忆的。《王安忆读书笔记》收录了她另一本随笔集《我读我看》的若干篇，类别上既有读书心得也有序跋，是一部读书杂集。这些跟阅读有关的文章表明了虚构作家的汲取和眼光，既能借此了解一位作家的小说，也为理解她所谈及的其他作家及其小说提供了让人信服的经验之谈，它的来源正是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长久的阅读。

《我看短篇小说》是为刘庆邦的小说选集《心疼初恋》作的序言，所谈的问题要比介绍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更为广阔。这事实上谈的是王安忆自己的文学观：她“不欣赏中国式的笔记小说”，因为那“充其量是一些情趣”，是“小聪敏”，并且认为“好短篇看上去有些像寓言，这又是一种误解”，因为“短篇是要比短篇混沌，而寓言则骨骼分明，此是此，彼是彼”。甚至不必去王安忆漫长的文学生涯（非指年龄，就产量而言）里求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说法颇为平常，理应如此，哪怕通篇并无涉及短篇小说的叙事、语言等理论问题，仅仅是在谈一种体裁，谈一个大概而已，但似乎就给人以明白的“短篇小说究竟该有个什么样的氛围”之感。这就是长篇小说家王安忆眼中的短篇小说；当具体到刘庆邦身上，其长处也说到了（他擅长局部的关注，故而短篇小说得心应手），其短处也说到了（中长篇并不是短篇的垒加）。

王安忆对散文的看法也不乏清楚实在的认识，尽管这是十年前一本散文集的序言。无可疑义的，散文是最为广泛的写作题材，同时也是广泛被评论的。如此轻易上手，似乎人人可写，又如此招人诟病，向来不乏指指点点者。在《我看散文》这篇长文里，王安忆从中国散文的传统而论，为何有一个多世纪来的衰退现象，然后从五四从张爱玲苏青们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加缪来谈作为现代文体的散文。作为毫无虚构可言的散文，只能如实道来，只能叙述，但必须借助作家本人的思辨能力，“他的散文给我的最强烈最意外的印象就是，那里有着一些相当重要的事情”。王安忆以加缪描写早年生活的散文《反与正》为例，22岁的加缪在布拉格、意大利等地的回忆。为什么能够弃绝常见的抒情描写（更别提旅游腔了）？因为字里行间清楚呈现的，是加缪早年窘迫贫穷的生活，即使是在成年，不论是在布拉格还是意大利，不论是内心的孤独感还是生活的（照样）贫穷，都赤裸裸地描写了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写法，让读者看到了“难以描述的精神困境”。王安忆以为，加缪的散文负担了这样的责任，而中国散文的弱点，也正是思想表达的缺席，弄成了对花鸟鱼虫感时伤怀负责。

在清理这些写作误区的时候，王安忆以张爱玲为例，认为张“能够领会深刻的人生哀痛，在文字上，可说是找到了原动力”，但她抵达深刻，却又不敢承受深刻的结果，“成了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口气轻松了很多”。在另外一篇谈及散文写作的《地母的精神》里，王安忆将邓肯与张爱玲作比较，是此说不可忽略的一个注脚。“一切不再是甜美和温馨，而是变得尖锐和痛苦。这就是感情的锐度”，散文“不是一种可以经常写，源源不断写的东西。因为散文是直接书写与我们生命有关的感情，生命有多么有限，感情也就有多么有限”。这是所谓切中时弊？不如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建议。

卡尔维诺曾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因为王安忆的援引和解读，我重读了加缪的散文集《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在散文写法这一背景下，重读的确像初读，可以想通很多问题。如果联系王安忆的《我读我看》一书，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经典作品由来已久的喜爱（最受俄罗斯文学熏陶的一代人）。《王安忆读书笔记》一书固然有为人作伐所写的书评序言，但也有极爽利痛快的评论，诸如论林真理子《去京都》：“她（女主人翁）以男性的谈爱方式，攫取着女性的欲望满足。其实，反过来，对于高志，也是这样。”论波伏瓦《女客》：“由弗朗索瓦兹所动议组合的三人行，才具有乌托邦的意义，否则就只是男性的美梦而已。”——同时，评论的还有《英儿》。又如对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远方》，结尾说骆“代事实发言”，直指骆所追求的“现代性”。这些都与王安忆谈到的另外一些人分不开——张爱玲、福楼拜、都德、米兰、昆德拉。张爱玲无疑是王安忆阅读至深的作家，而对《包法利夫人》、《不朽者》等书所呈现的阅读态度和看法，即使并不定型（或许对于作家而言，大有日后推翻之虞），然而这一阅读过程恰好是眼光必不可少的淬练。

如果说那些惯常“替人作伐”的文章败坏了我们的阅读兴趣，那为何这些文章如此不同。或许这并不止是王安忆小说家的身份能说明的。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可能没有附带着感情，比如文学友情，但附带着思想的火花，为我们介绍了更有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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