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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欢女爱（一）

2015-09-06 good 

第二章你以为你是谁

五月的一个礼拜天。——这一天对我至关重要，也是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重要的一天，不然，我早就找了个女孩子结婚，生了个孩子，和汉田中一直都是关系很好的同事，直到我们老死。但事情偏不这样发展。

汉田中结婚后几乎没有一个礼拜天闲着，不是潘婷来就是他回去，可这一天他没有回去，潘婷也没有来。早上我们就接到一个报案：乡造纸厂一个女工的自行车丢了。那女孩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说那是婆家给她的聘礼，刚骑了一天就丢了，值200多块呢，呜呜呜。

造纸厂是我的辖区，（为了工作方便，所长我们三个人各管一片）可算遇到一起真正的刑事案件了！但这露脸的事儿我总不能独吞吧，就叫上汉田中一起出了现场，回来的时候带回了犯罪分子牛春会。──你要是还记得我所在的环境是那么的贫困，就知道这里的刑事案件其实也谈不上“破”，到现场看一下就行了。像这个盗窃案件，就像两点一线那么直，一点都不带曲折的。牛春会是厂长的侄子，负责看守仓库，同时也负责看守工人们的自行车。仓库的窗户都封死，只有一个门，还是牛春会从里面反锁的，要想把仓库里的自行车偷走，必须把门弄开。我和汉田中试验了好几次，从外面根本就弄不开门，因为锁门的是一根钢条，这根钢条又没有撬压的痕迹，谁都能看出来，是牛春会这混蛋监守自盗。那时候我激动的浑身发抖，感到一种重担卸下后的飞腾感。汉田中这小子倒是很沉稳，“你怎么像个小孩子？有那么激动吗？”他竟然这样说我。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因为上班后真正的第一次以我们为主的审讯就要开始了。我们那个年代，上班的第一个月都要在单位的预审上学习一个月，然后再分配。那些审讯，都是以老民警为主的。但这次不一样了。

审讯要开始了，我们两人摆好了纸张印油（按指印用），汉田中还给牛春会上了一根烟，中原牌的，一块一一盒，平时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抽呀！这小子对的谁都彬彬有礼，对犯罪分子也不例外。当然，另一层意思是好让牛春会竹筒倒豆子，干脆供认不讳算了。

汉田中说：“知道为什么让你到派出所来吗？”

牛春会说：“不知道。”

真是扯淡！造纸厂统共就30来人，丢一辆自行车早闹翻天了，他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个老实人。

汉田中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争取个好态度，政府肯定会宽大处理的……”

汉田中在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时候，牛春会一直小心地吸着烟，低着头一声不吭。这小子留着长头发，小白脸长得倒是不赖。我真想看看他的脸，可他就是不抬头，佝偻着身子，像破菜叶子一样。犯罪分子都会这么装可怜，在外边牛逼的不得了，一进到派出所就装出这副可怜相。但这并不是说他要招供了。很明显，汉田中的话没有进他的耳朵，他说：“我真的没有偷。”这时他抬起了头，我看到他一脸真诚，把国字脸摆的正正经经的，偏偏那脸上还有一双双皮大眼，一个直挺的鼻子，一张善于动作的嘴，要换个场面，我会对他产生好感。可这是在审讯室。

我说：“你们的仓库有几把钥匙？”

牛春会：“两把。我叔（造纸厂的厂长）一把我一把。”

我说：“你叔呢？”

牛春会：“他经常出差，老是不在厂里住。”

我说：“就是说你们厂里就你一个人有仓库的钥匙了？”

牛春会：“嗯”。

我说：“昨天晚上是谁睡在仓库的？”

牛春会说：“我。”

我说：“有别人吗？”

牛春会说：“没有，就我自己。”

我说：“晚上仓库门是怎么锁的？”

牛春会说：“从里面锁的。”

我说：“从外面能打开吗?”

牛春会说：“不能。”

我说：“自行车是几点放进去的？”

牛春会说：“昨天晚上10点左右，一共放了7辆。”

我说：“怎么丢了一辆呢？”

牛春会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牛春会说：“我就是不知道。”

看看我要发火，汉田中说：“你看是这种情况啊，自行车是你看着放进去的，仓库门是你亲自锁的，你是靠着门睡的，离门最多3米，或者说是靠着自行车睡的，你们的仓库没有窗户，出入只有通过门，门锁又没有被撬的痕迹，可是车丢了，你怎么解释？”

牛春会说：“不知道。”

汉田中说：“一辆自行车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们所长跟你叔又很熟，不会难为你的，说吧，说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牛春会说：“不知道。”

汉田中仍然不温不火地说：“你把车藏哪里去了？你别犯傻，把车退给人家，就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什么地方？是派出所，你要想蒙混过关那可是想错了。”

牛春会说：“不知道。”

我说：“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牛春会说：“我冤枉。”

我上去左右开弓打了他三个耳光。实在太气人了，我还要打，被汉田中给拉住了。我说：“你说，你到底冤不冤？”

牛春会这混蛋像唱戏的念白一样说：“冤枉呀～”

我被气笑了，就决定不再审讯他了。和汉田中一道去了造纸厂，把所有的材料取齐，给他办了个监视居住手续，放在了派出所。然后马不停蹄查找那辆丢失的自行车，一旦找到，就可以对他提请逮捕。政府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那辆自行车。这种犯罪分子鬼得很，他要是不想让你找到你就肯定找不到，他藏的地方你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可法律是讲证据的，找不到自行车就等于还是疑案。好在我们有监视居住，关他一个月，看谁能熬。我是说，要让我相信他没有偷自行车，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汉田中也这么想。

几天后，我基本上已经忘了打过牛春会三个耳光了，县检察院却来了两个人，问我是不是刑讯逼供了。我说没有呀，我就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检察院的人说牛春会的叔叔把我告了，说我把牛春会吊到梁上打，还用蜡烛烧他的脚底板，并说让他尝尝国民党的刑罚之类。我说谁这么扯淡？我绝对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检察院的人就走了，我也没把这当成回事儿。几天后，检察院的这两个人又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打了他三个耳光？我说没有。他们就又走了。

“三等功”对我说：“你知道牛春会是谁吗？他叔是造纸厂厂长，咱乡的首富，他还是县检察院检察长的内弟的表妹的大姨的侄女的同学，他们就是想整你。你知道检察院的人为什么问你有没有打他三个耳光吗？他们找汉田中调查过，汉田中把你卖了。他证明你确实打了他三个耳光——不过调查过又怎么地？不就是三个耳光吗？犯法能犯到哪儿去？”

我就有些恼火，去质问汉田中。“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汉田中说：“那你让我怎么说？”

我说：“亏你还开着妙语的铺子，怎么，智慧全让潘婷给吃了？你不就说个不知道就行了？还真的坦白从宽？”

汉田中说：“你真的打了人家三个耳光吗！有过不惮改。”

瞧瞧，这词儿让他给用这儿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又说，不就是三个耳光吗？能犯法？我想想也是，就没有深究。

我这人，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反应慢。比如说吧，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一般不吃药，心想抗抗就过去了。到起不了床了再去医院，最后一算，又化钱又受罪，太不合算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老百姓都怕公安局，“一进公安局，不死也要脱层皮”，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就是说，警察在审讯的时候，打犯罪分子有很多高招。我们所长是个老革命，他曾经说过他办的一个案子。

一个犯罪分子，因为他老婆红杏出墙，他一怒之下把那两个奸夫淫妇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还把奸夫的那玩意儿给割下来扔到一个隐秘的地方。一开始，这家伙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可在监狱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逃避法律的制裁了：他就是不说他把那团东西藏在哪里了，这样法院也判不了他死刑。那时候我们所长还很年轻，他老婆还没有得上精神病，正有干一番事业的野心。就把那个家伙从监狱里提出来，吊在公安局的一棵树上，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就这么捆着他双手，吊在树上。到第三天，那家伙支撑不住了，就说了。“你知道他把那团东西藏在哪儿了？”很多年之后，所长还得意洋洋地说。“藏在稻田的一个下水道里了。他要是不说出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也就无法定他的罪。”所长说的这档子事儿发生在刚解放不久。这是他警察生涯的经典之作，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们一上班他就把这事儿给我们说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已经有刑讯逼供这个法律术语了。不过所长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我也没有当回事儿。

所长完全知道我们审讯牛春会的情形，要传唤人必须给他汇报。我们还把审讯的情况给他汇报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打那三个耳光。──我倒不是说是所长授意我打那三个耳光的，是我自己气不过，你要是碰到那情形你也会气，我说的都是真的。──所长也很气气愤，说：“整他，使劲整他。”

我想看到的结果也很单纯，就是案子破了，牛春会认罪了，有过不惮改吗。一个男人，犯了错误要是不敢承认算什么男人？我是说牛春会要是干干脆脆地承认了，我倒是会觉得他够个男人。当然了，我要是能把那辆自行车找回来，交给那个可怜的女工，也算是很得劲的事儿。我当然不会就这么死心，又提审了牛春会。

我说：“想得咋样了？”

牛春会说：“没咋样。”

我说：“你在里面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牛春会说：“我想啊？越想越冤枉。”

我说：“你会冤枉？太可笑了。”

牛春会说：“你抓我抓错了，本来就错了。”

这一次牛春会不再是破菜叶了，坐得很直，眼光有点飘忽。我是说他虽然不再装可怜，心里肯定还是有鬼。他倒是真的精神了，长头发也梳得很整齐，脸也洗得很干净，跟我想像的“喝了几天稀饭”的犯罪分子一点都不一样。我是说人要是犯了罪，肯定后悔得要命（书上反正都是这么说的），整天以泪洗面，根本就没有心思打扫个人卫生，就是说拉蹋得不得了。嗯，牛春会确实很精神，跟到派出所做客差不多。我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是偷了人家的自行车还装得人模狗样的，说明这个人就完了，肯定一辈子都改不好。他竟然还能笑出来。

我说：“你笑什么？”

牛春会说：“我没有笑。”

我说：“我明明看见你笑了。”

牛春会说：“我就是没有笑。”

我说：“你从哪儿学来的本事，狡辩起来真是有一套呀。”

牛春会说：“我笑没笑我能不知道？你当我是傻逼？”

我说：“你以为呢？你说你好好的，偷人家自行车干什么？”

牛春会说：“我没有偷，我冤枉。”

我说：“你狡辩吧，我就关上你一个月，两个月，看谁能熬过谁。反正我是有的是时间，干得就是这工作吗。”

牛春会不屑地斜了我一眼，说：“关吧，你要能顶住你就关吧，我也不在乎。”

很多年后，牛春会亲口对我说自行车是他偷的，还卖了200多块钱。他说的时候肯定想起了我审讯他时的对话，把肠子都后悔青了。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儿，现在是该我后悔的时候。我是说，人要是能看到后面的路就好了。

审讯完牛春会，所长就把我叫过去，说检察院已经对我立案侦查了，要暂时停了我的工作。然后就像责怪自己的孩子一样说：“你打人家耳光干啥？你不打不也照样办案？”他说这话差点把我气死，好像他没有说过不打不招供一样，没有说过“使劲整他”一样。可所长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要是不办这个案件，也不会有那么多事儿。”

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严重性，那时候我血气方刚，还好像自己很懂事一样。我觉得要是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呢，我是说我要找检察院把情况说明了，没准这中间有误会，我解释清楚了就没有事儿了。我是说我做的一点错都没有，都是为了工作吗。我希望通过我的解释，检察院会把这事儿一笑了之。没事没事，继续工作吧。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可怕的法律机器已经围绕我这个小警察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6月18日，按说这是个吉利的日子。这一天所长通知我到检察院去一下。一个姓胡的检察官已经在等我了。这家伙长了一脸胡子，就像是老刮不净似的。他头发很少，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把头发都长到脸上了。不过我进去的时候还是毕恭毕敬的，我叫他胡叔。现在想真把我笑死，他年龄比我大，又正管着我的事儿，我就叫他叔叔，亏我想得出。

我看见他摊开了一沓纸，就知道他要作讯问笔录了，我就说：“我敢肯定我没有抓错人。”

胡叔抬起头，很神秘地看看我。

我说：“那自行车肯定是牛春会偷的，你想想，只有他在现场，现场也只有他能进去，除非真有孙悟空，能变成苍蝇飞进去……”

胡叔说：“咱们不谈这个，这不重要。”

我说：“这……怎么会不重要？”

胡叔说：“今天是说你的问题，牛春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问我怎么抓的牛春会，又怎么审讯的他。我全说了，我还承认我打了那混蛋三个耳光。我认为我是个知法明理的人，既然汉田中那小子都说我打了，我还是早一点承认，争取个好态度。胡叔就站起来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就这么进进出出，快到了中午，这家伙拿了刑事拘留证，坐到了我面前，说：“你关了牛春会几天？”

我说：“4天。”

我又开玩笑说：“怎么，准备停我的职了？”

他根本就不理我，在拘留证上写了些什么，递给我，说：“你因为涉嫌非法拘禁，被拘留了，在拘留证上签字吧。”

我说：“非法拘禁不是我的责任，我办的有手续，所长还签字了。”

他说：“你知道你吃什么亏吗？就是不老实。按说跟你一起办案的还有汉田中，可他态度好，我们就没有对他采取措施。明白吗，别乱说话，这对你有好处。”

虽然我不知道这好处在哪里，可我真的不“乱说话”了，我任由他们把我的警服脱下来，戴上手铐，把我投进了看守所。晚上，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奉命到看守所看我，说是怕我干傻事儿，就是自杀。要我相信组织，相信党，会给我一个公道的。

我被逮捕满三个月的时候，那个胡叔又来了。按照那时的法律规定，逮捕的期限为三个月，我还以为他是要放了我，可他详细问我是如何打牛春会的之后，就走了。四个月后我被被宣布免于起诉。罪名是刑讯逼供。免于起诉书上认定的我的犯罪事实是：在审讯时打了牛春会三个耳光，致使牛春会左耳听力下降70分贝，构成轻伤。根据什么什么法律的什么条款，已经构成刑讯逼供犯罪。但由于情节轻微，依法对我免于起诉。我被释放的当天，公安局对我宣布了开除的决定。

从进入监狱的那一天，我开始失眠了，心想汉田中是不是存心的？他为什么会出卖我？难道他想把我踩倒自己上去？——那时已经流传我们所长要退下来了，因为他老婆有精神病，不适合再当所长——越想越恨，恨汉田中恨得牙根都是痒的，也想过很多种搞死他的办法：用冲锋枪给他打出十几个洞；用锋利的匕首割断他的喉咙；用炸药包炸死他；开车撞死他……可惜我没那胆儿。很多个晚上，我都是在构思搞死汉田中的绝招中失眠。

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就会同情我，原来我以为自己很牛逼，局长对我说我被开除了的时候，我还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要去省城，混出个人样来气气这帮势力小人，开奔驰车气死你，拿大摞的钞票砸死你！其实不是那样，省城虽然有钱人多，可一个跟我搭边儿的都没有。诺大一个省城竟没有我混食儿的地方，除了干警察我竟什么也不会，很长一段时间我连饭都吃不饱，眼都饿绿了，甚至想抢小孩手里的糖葫芦。这时候我体会到汉田中说的“老老实实地工作”的真实含义了，我们实在没有失去这份工作的能力，连饭都吃不上。我还不如三等功，他是自己辞职的，在三乐（顾名思义，当是：吃的乐、玩的乐、洗的乐）娱乐中心当领班，专门管理小姐，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免费的妞泡。——您说我能不恨汉田中吗？

后来我就勾搭上了潘婷。您完全可以想象是我为了报复汉田中，我也乐意让您这样想，那我多有本事！其实不是那回事儿，不是我没有想过，而是一种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两口子好得跟一个头似的，几乎水泼不进，针扎不透，我想了不是白想？只能说是世道无常。

第三章伤心太平洋

我进了监狱。你想，一个警察进了监狱那是怎么回事儿？我老是想，原来是我把别人（犯罪分子）从那个门里送进去，现在是别人把我送进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呀！

在监狱的四个月里，汉田中隔三叉五来看我。他还是警察，可以自由出入看守所，每次来给我带点吃的喝的（饮料），每一次都泪汪汪的。他的腮帮子还很饱满，却再也没有逗人乐的话语说出来，看我吃完喝完，就走了，然后再来，还是这样。他在为证明那三个耳光忏悔。我也不客气，大口地吃，狠命地嚼，就像是在咬汉田中一样。他肯定看出来了，以他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来，我每咬一下他就哆嗦一下，好像真的咬住他一样，可他还是来看我，还是愿意让我咬他。随着对监狱生活的习惯（我竟然会习惯那种生活！），关键是我对汉田中的哆嗦起了恻隐之心，我多么善良！我又想起了我会写小说那档子事儿。那年月会写小说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在封闭平静的监狱里，我写作的天才得到了犯人们的尊重：帮他们写信，或者写一点应付政府的冠冕堂皇的狗屁文章，他们就服了我。再在文章——那肯定算不上什么文章——里用几个生僻词，他们就更服得不得了。他们让我睡头铺，给我好吃的，给我烟抽，还给我洗脚捶背，我像大爷一样，像牢头狱霸一样。日子过得一舒坦，一种思想就恶性膨胀了。汉田中再到我面前哆嗦时，我就安慰他：是你成全了我。以后我成了大作家也不坏呀！大人物都要承受磨难的，呵呵！

我去了省城。去之前我回了一趟农村的家。我和老娘相拥而泣。从来没有觉得娘这么亲过。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说。咱哪儿也不去了，回来种地吧，只要平平安安就好。我只是默默地流泪，内心涌起了一股豪气，跟局长告知我被开除了时一样的豪气。哭完，娘告诉了我一个严酷的现实：家里的钱为了“跑”我的事儿都花光了。张三说我的事儿就是那个检察长想整我，他跟检察长是战友，他能摆平我的事儿，但要花3000元钱。娘就给了他3000元钱。李四说他和检察长是内亲，检察长的老婆说了，赔牛春会4000块钱就放了我。娘就给了李四4000元钱。这4000元钱，娘卖了家里的1头牛、3只羊、正下蛋的8只老母鸡和家里能拿出来的粮食，还借了舅舅48元，三姨136元，邻居们837元。显然娘受骗了，但她没有心疼钱，搂着我上下摸索，昏花的老眼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也许她意识到我不可能在家种地，还会飞走。对我的前途她很担心，想把我的样子印到她那满目疮痍的脑细胞里。

我的年龄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所长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得处处小心，担不得病，稍有差池就会遗憾终身。——一旦出事儿，没人帮我“跑”。在县城我也认识不少同学，可他们比我还尴尬，从来没风光过（我好赖当过警察，有过正经八百的工作，还是正经八百的警校毕业的）；有一点本事的，现在正上大学，只能给我道义上的支持。我上班就在乡下的派出所，跟公安局机关的人不熟；所长倒是很同情我，但他被我的事儿吓怕了，再也不敢管什么闲事儿了。因此，张三和李四就白拣了个便宜。娘从来没有说家里穷得不得了，她倒是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我再也不敢开口跟娘要去省城的路费了，觉得自己很无耻，长这么大了还让娘担心。我把公安局最后发给我的工资全给了娘，自己只留了70块路费，就出了门。临出门，我心里说：如果我混不成个人样儿，就不回来了，您就全当没生我这个儿子。这话我不敢说出口，否则娘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走。

我把走的时间选在中午，这样能避开村人。走到村南的山上，可以俯瞰全村了，我哭了个酣畅淋漓，涕泗滂沱，对着家的方向跪了下来，磕了三个响头，就走了。那时我眼前幻化出一个美丽的画面：我出名了，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我潇洒地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还应邀回县城做报告。我洋洋洒洒地报完告，看见汉田中满脸羞愧地面对我。我说算了吧，小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们还是朋友。

我倒是想过到处申诉告状来着，可那条路更难走。我都见过好几个人告状都告成了神经病，可还没有一点翻案的影子。我怕因为告状会毁了我的生活，关键是，我觉得我还有事儿可干，这比告状强多了。

第三章伤心太平洋

事实跟我想象的出入很大。就是在省城的日子里，我又培养起了对汉田中的恨，还有那个没见过面的检察长。70块钱，除去车费和租房的费用，用作吃的就很少。一时我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说还没有找到找工作的窍门。我开始挨饿了——原谅我吧，我实在不想再提这些事儿。饿着肚子是不能写作的，事实上到省城后，在饥饿的煎熬中，我只写了102个字：李文革手持自动冲锋枪，括号：带枪榴弹的那种。括号完。来到检察长家，先发射了一枚枪榴弹，把他家的墙打出了一个大洞。李文革英雄般地冲进去，一阵扫射，消灭了所有敌人。夜里，又来到汉田中家，在尽情地羞辱了他——括号：卖友求荣，死有余辜。括号完——之后，杀了他，然后，强奸了潘婷。后来我觉得潘婷是无辜的，就把最后的七个字划掉了。

在一段日子里，我的整个生活就是闲逛，哪儿热闹往哪儿去，想让自己在热闹中忘记饥饿。后来我开始打点零工，就是帮别人搬东西。再后来我用一碗烩面从一个盗窃犯手里换了一辆破三轮车，拉客，也拉货，反正只要能挣到钱的事儿我都干。我和蹬三轮的盲流混在一起，学会了怎样逃避警察的追堵，城管人员的检查，学会了人与人之间骗钱的一些小伎俩。──这些事儿我想都不要想，原来我也是警察呀，现在却和盲流一样躲避警察了。我是说我觉得我和盲流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挣钱回家取老婆，我则是想在这个城市寄居下来，再伺机发展。不同之处还表现在衣着上，我有一身熨得平平整整的西装，那是我第一次领到工资，为了犒劳我自己，花了30元买的——时不时我要穿出来，找一下牛逼的感觉——或者说我更怕被那帮盲流同化。再就是我刻骨铭心的恨，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处于半睡眠状态，一遍一遍地温习射杀检察长和汉田中的快感。

就这样过去了两年。我还是靠蹬三轮车为生。毫无起色。我倒是想过找原来的同学帮忙来着，可我就是没找。值得称道的是，这两年里我给娘寄去了500块钱，说明我还活着，要她别担心。

第三章伤心太平 3

跟我一起等活儿的一般是花头和大麻子，我们年龄比较接近。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花头就是头上很花，可能小时候得了一种叫“鬼剃头”的病，把头发剔得一块一块的，他刮了光头还能看出来他的头花。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瘦，瘦得像一根竹竿。竹竿就是我的代号，他们就这么叫我。饭都吃不饱我能不瘦吗？他们常欺负我，我拉了活儿如果不请他们吃烩面，他们就放我三轮车的气，还把我的三轮车藏起来，还偷我的衣服，抢我的饭吃。他们吃定了我，因为我打不过他们。这两个人都很好色，常盯着来买菜的女人看，看入迷了我就顺势拉到活儿了。

有一天我在这里见到了潘婷。

她是来买菜的，胳膊上挂着篮子。她胖了，或者说丰满了。头上光溜溜地梳了个髻，一张白脸在人群中很是耀眼。花头和大麻子盯住了人家的乳房和屁股，悄悄地说着流氓话。这也难怪，她的乳房和屁股确实长得很好看。不过我更注意她的脸，得劲！

“要是把她撬过来，”花头说。“非把她男人气死不可。”

“要是跟她睡一觉，”大麻子说。“枪毙我都行。”

我说：“她男人可是警察。”

两人不吭声了。他们都怕警察。我还想到潘婷他们一定过得很美满，他们一定没日没夜地做爱，一定还手拉手地招摇过市，还时不时地到酒店鸡鸭鱼肉地吃得满嘴流油，就是说他们过得很好。可我呢，连花头大麻子都敢欺负我。我要还是警察，他们敢欺负我？衣着光鲜身体强壮的牛春会在我面前都孙子似的，他们算什么？

晚上我更睡不着了，老想白花花的潘婷，想潘婷和汉田中的恩爱。越想越气。我开始修改我的梦想。不能打死检察长了，他一个糟老头子行将入土，我一个有志青年为他搭一条命不值当。至于汉田中吗，如果我把潘婷泡过来，活活把他气死。这比打死他要高明。打死他我得抵命呀。——不过这只是想想而已，3年了，我都没见过汉田中一面，不是不想，是不敢，我凭什么复仇？我知道第二天还得和花头大麻子们在一起拉活，还得受他们的欺负。可我就是禁不住要想，要做梦。

第二天我就换地方拉活了。我不能让潘婷见到我现在的样子，我还没那么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吧。

第三章伤心太平洋

又一年转眼就过去了。又一转眼，到了3月12日。我还能记住这一天是植树节，蹬三轮的生意会好一些。又因为这一天出行的多是城市人，他们要去栽树。我知道他们年年都要去栽树，栽一茬死一茬再栽一茬。我穿上了那身褐色的西装，在和上等人（相对与我）的接触中，没准儿会找到什么机会。傍晚，我竟然来到了三乐城附近。这一天挣了30多块钱，不算少，但我还是很沮丧。这几年来，沮丧跟影子一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是想找一个机会，想让哪一个上等人发现我，“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地球！”——尽管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非凡的才能，但我就是觉得我有才能；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可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理想；我知道我不可能和潘婷有什么瓜葛了，但我还是夜夜做梦强奸她。遗憾的是，没人正眼看我。我把三轮车放得远远的，好像那是我甩不掉的跟屁虫一样。站在马路边，点上一根烟，望着人流车流兴叹。

“李队长？”有人叫。

我对队长这个称呼早已陌生，一点没有激起我的反应。

“李队长！”这个声音坚决地叫。我意识到是在叫我。但我还没明白过来，一个男人就把我抱住了，激动不已地寒暄着，把我拉进了金壁辉煌的三乐城。他把我让进了包间，颐指气使地让人上菜上酒——久违了的大饭店，我真有点想哭。坐定了，他才万分激动地问：“还记得我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你不是“三等功”林义吗！”

“到到到底是朋友，还记得我！”林义和我碰了一杯酒。

我们都谈了离别后的生活。我当然不会说我是蹬三轮的——恰好我今天穿了这身行头——由于我还没有想好说自己干什么高尚职业，就讳莫如深地说：保密。他说他是这里的领班，专管小姐。我搞不清楚领班是多大的官，他穿了一件白衬衣，打了黑领结，挺着结实的胸大肌，头发明光，脸颊洁白，手上的皮肤也细腻得像女人，看上去就不同一般。我赶紧把手背到后面，（因为我的手很粗糙）像在派出所当民警时常有的姿态。因为我当过他的领导，他有点诚惶诚恐，一时还看不出破绽。

为了表示自己的激动和对我的重视，他还叫了两个小姐，都十七八岁的年纪，看得出是刚从农村出来，但一身薄如蝉翼的裙子还是衬得她们妖艳无比。这时我想起，我已经两年多没有接触过女性了，连手都没碰过。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让我莫名的兴奋。

“这是谁？”林义指着我对那俩小姐说。“这是李队长，咱老家的刑警队长，现在调省城的公安局了，大官。别问人家叫什么啊，想干吗？好好陪，以后还得仰仗人家呢！”

那小姐果然嗲笑着偎在了我身上。

“汉田中也调到了省城。”林义说。“听说在哪个分局的刑侦队，当了队长。”

“好事儿。”我说。

“当了省长我也不屌他，狼心狗肺的家伙，当初你对他，那没的说，可他呢？”

这触动了我心中的痛，钻心的痛。我甚至想回到我的租房处，享受那个梦境的快感！没有他的证词，我何至于如此？但我必须深埋起来，装做大度的样子，说：“别提这事儿。都过去了。我现在过的不也挺好吗？哈哈哈哈哈哈……”

“打脸，说那不高兴的事儿干啥，来来来，喝酒喝酒。”

我们就开始喝酒。

这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然后到了一个隐秘的房间，面积很小，放张床就没有了其他的地方，偏偏还亮着红灯！一个小姐还跟我进去了。我肯定还摸了那小姐的乳房，那柔韧的感觉给我一种踏实感、幸福感。因为我以为是在摸潘婷的乳房。我们还接了吻，那荡气回肠的一吻呀！在那个房间里，潘婷俏笑着脱掉了衣服，和我抱在一起。我看见了派出所门前的大树，看见那三位老人在争论怎样处理知了；回到了我的房间，是拥着潘婷回去的。该汉田中受精神的折磨了，他会听到潘婷的叫床吗？他会听到这床的响动吗？他会彻夜难眠吗？他也该尝尝失眠的滋味了！哈哈哈哈…….但我还是醒了，是深埋在心底哪个犄角旮旯的道德感把我弄醒了，我记得潘婷是汉田中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我眼前的光溜溜的女孩嗲笑着向我偎过来，很殷勤。她还真的把我当刑侦队长了！“穿上衣服。”我人模狗样地说。没等她穿上衣服，我就走出来了。林义等在门口，“咋样？”他说。我瞪了他一眼，就走了。我严辞拒绝了他的相送，其实是怕他看到我的三轮车。可是，我急冲冲跑到三轮车的停放地——我不急不行，那是我吃饭的家伙——三轮车却不在那里了，丢了，真是糟糕透顶。

回到我租的房子里，小心翼翼地叠好我的行头，就开始恨我自己了，恨我的道德感，你以为你还是警察？你是个盲流！还假正经？！如果把那小姐当成潘婷给干了，是多美的一件事儿呀！不过希望还有，再遇到这好事儿，我要勇敢地迎上去。

后来林义再也没有给我安排过这种好事儿。他可能从我正气凌然的眼神里看出我不人此道。看来装假正经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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