璜璧堂最深的烙印:校歌和游泳
2015-09-28 zgycgc
校歌诞生>>>
一首歌,他们含泪唱到老
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全国,让人流泪的中学校歌并不多,可无论这个数字有多大,《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都属于其中的一首。这首歌词作者便是“清华诗人”郝泠若(又名郝御风,本章我们以“人物志”形式讲述他的故事)。
对东北中山中学师生来说,校歌是其精神寄托,已被传唱了77年。
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校歌才被最终确定下来。在三四年的时间里,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枪声,东北中山中学师生经历了北平创校、迁校南京、撤离板桥的艰辛,有人情绪消极,觉得复土还乡无望。此时确实需要一种载体鼓舞士气、凝聚人心。
校歌便是这样的载体,承担着这样的使命。
东北中山中学发动全校师生创作校歌,后在收到的上百首歌词中,选定国文老师郝泠若在板桥时期所作的一首诗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由音乐老师马白水谱曲。
校友翟黑山,从东北中山中学毕业后到台湾,后到美国,再回北京,一直从事现代音乐研究。他评价校歌时说:“超过了半个多世纪,校友年年聚会,年年同唱‘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从少年青年唱过中年,现在已经唱到老年暮年。至于唱得是否好听,词曲有无错误,似乎早已不太重要了。每当校歌响起,一股浓浓的情感油然而生,多少追思,几许乡愁,岂是他人所能感受?”
在北京、南京和湖南,还有以后要重点讲述的四川,我们每到一处东北中山中学的流亡校址及有校友会的地方采访,最先听到的就是校友同唱校歌。歌词既悲壮凄楚又慷慨激昂,动人肺腑。每次唱到“校以作家,桃李荫长”,年迈的校友两眼湿润,甚至老泪纵横。我们心下欷歔,仿佛听到他们当年流亡抗战的脚步声。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的象征意义早已超出其实质的意义,它的沧桑与凝重象征着一种精神、尊严、斗志和价值,与抗战有关,与爱国有关,更与每个人物个体的命运有关。岁月已逝,而它将永恒。
惟愿这样的校歌越多越好,它是渗透心灵的教育。
注: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后来被改为“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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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1月抵达至1939年撤离,东北中山中学在湖南永丰镇的璜璧堂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难忘的事情。“抗日救亡,复土还乡”一直是办校的初衷。
梳理校史资料、校友讲述和回忆文章,我们发现在璜璧堂有很多故事、很多人值得尊重,其中有两点需要铭记:
第一,校歌成为“爱国的最生动表述”。让老校友们唱着唱着便禁不住流泪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便是在璜璧堂诞生,在以后的西迁途中,它和那首《松花江上》一样,成为师生们情绪的宣泄渠道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源头,“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便是最好的精神动员。所以,它是这所“国立一号”中学抗日救国的最生动表述。
第二,游泳成为校规并坚持下去。我们一直欣赏东北中山中学对体育健身的态度,没好的身体何谈救国?没好的身体又何谈保存“民族的元气”?所以,她的学子们多热衷于体育运动,如篮球、排球等,甚至有的学生还曾入选过国家队。但,游泳是从璜璧堂开始,并升级为“校规”——游泳不及格要留级。甚至出现溺亡意外事故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它是这所“国立一号”中学教育担当的最具说服力的诠释。
综上,我们认为,璜璧堂最深的烙印当属:校歌和游泳。
吓跑土匪
1938年2月,东北中山中学在璜璧堂复课。
校长王宇章为适应“复土还乡”的办学要求,对军训看得更重了。1938年8月,此前在北平慕贞女中读书的陈寰进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她初来时印象是:“女同学都会打枪。我在教会学校读了两年,多多少少染上了小姐气、洋气。脱掉了花衣衫,甩掉了高跟鞋,剪短了头发,穿上男生制服,戴上男帽,总感到不舒服。对男女同学的尚武作风也看不惯。慕贞女中都是女生,说话轻声慢语,‘谢谢’不离口,举止讲究斯文,也有些造作。中山中学的女同学可不一样,动作豪放,性情开朗,和男孩子一样,说话很冲,直来直去。”
这种军事训练在璜璧堂显示了威力。璜璧堂地处偏僻,时有成股的武装土匪出没,并扬言要抢劫东北中山中学的100条步枪和女生。学校将训练有素的男女学生组织起来,荷枪实弹,日夜站岗,予以防卫。据高12班的傅光野撰文回忆:“一天晚饭后紧急集合,校方宣布有大股土匪(约500人)向璜璧堂方向接近。王校长把军训过的同学组成三个中队,门前、后山均设有哨兵。此后开始军训、打靶。我每次都能打中靶心,惹来校长关注。同学郑大光对校长说,傅光野是南京集训时获射击奖章的。王校长说,难怪!好的就是好的。男女同学打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村民看到我们打靶的成绩非常惊异,消息也传到了土匪那里。土匪始终未敢进犯。”
游泳校规
东北中山中学强调游泳技能训练是从璜璧堂开始的,把“游泳不及格要留级”作为校规也是从璜璧堂开始的。璜璧堂前面有一条清澈小河,是一个天然游泳池。整个夏季的下午,师生们全都浸泡在小河中,岸边设有更衣室,河中有深水护栏,还造了两支划桨小船。
沈阳校友刘起光回忆:“当时的校长王宇章,提出仅会游泳不行,还要学会跳水,在河边铺设了高低跳水跳板。王校长既不会游泳也不会跳水,但军人出身的他惯于以身示范,每天下午必有几次在高台跳板上跳下,啪的一声,像一张面板砸向水面,前胸被水撞击得通红,小同学在水中挤眉弄眼,相互窃笑。大同学在深水处围成一圈护驾。”
游泳有快乐,也有不幸。刘起光说:“王校长对游泳有两点约束:一是只在校门前小河,不许远去;二是为防山洪突来,晚饭后不许下水。这个约束限制不了先生,个别几位先生不愿意与学生们一起,另去下游两三里地外的大轮子(因有高大水车故名)处游泳。他们也是初学,穆德伦先生即在此处被淹死。当天晚上学校吃芋头,大家难以下咽,从此芋头成为中山人的禁忌,许多同学自此不吃芋头。”报道组在璜璧堂旧址源石村采访时,很多老人还记得淹死人的事。但是,这样的意外事故没有让“游泳校规”停止下来,反而坚定了学校游泳训练的决心。
傅光野在游泳时救过同学。“那一天,赵丽茜独自去游,她选的位置是别人避而不去的,水域宽而水浅,而河水中间有一个小潭水深超过两米,直径仅十米左右,会游的人施展不开。赵丽茜是第一次游泳,不谙水性,不知深浅,快快乐乐地走在浅水里,不料突然落入深潭。附近很多同学齐声喊叫,我正走在那段河岸,是小潭最近距离,不容考虑,跑入浅水,潜进深潭,一手把她抓住,用一只手和两脚划出水面,只游两三下已到浅水,站了起来。走上岸,她仍不松手,死死地抱住我,还以为仍在水中呢。”对这段获救经历,赵丽茜也回忆说:“傅光野是我在一次学游泳遇险时的救命恩人。被救上岸的刹那,恩情变成永恒。”
课外生活
在北京采访时,老校友赵德本还给我们讲述了一次有趣的歌舞表演:“四个同学用墨汁涂抹全身,扮成黑人,身披野果子绿叶装,表演黑人歌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表演结束后,我还看到这四个同学到河边洗澡,用刷子刷身上的墨,可就是刷不掉。”同学们也很关心时事。赵德本说,学校与外界基本隔绝,全靠两位同学用一架老旧收音机每天夜里收听广播。收音机经常出故障,幸而一同学有此专长,能及时排除故障,另一同学负责记录后再抄成大字报公布,使师生能够知道一些前方战况和国家大事。
在璜璧堂期间,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学校不但发经费,还协商解决下乡的食宿问题。在沈阳,93岁的白晶泉回忆了参加宣传队的情形:“为了让群众看懂,演正面人物八路军的,在演员背上贴‘八路军’的布条,演汉奸的演员在背上贴上‘汉奸’布条,演日本兵的背上贴上红膏药旗。待演出结束后,围着的乡亲和孩子还指着演员说谁是好人,谁是汉奸,甚至还有激愤的观众用石头瓦片打‘日本兵’和‘汉奸’。”
自杀事件
战争让人焦虑、心悸、不安。
璜璧堂离白山黑水更远了,部分学生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消极情绪。一天夜里,后山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同学纷纷跑出来查看。赵德本对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高中班薛玉成同学胸上弹孔仍在冒出鲜血,而他的脚趾还放在扳机处,应是自杀。薛玉成在北平入校,到璜璧堂后被编入高理乙班,当晚他正在放哨。我看到了他写的遗书,主要是看不到‘复土还乡’希望了。”
对此,沈阳校友邓兰儒有自己的分析:“日寇占领南京后,不断诱降。国民政府部分人对抗日失去信心,想妥协求和。有的同学感到复土无望了。”他曾撰文写道:
薛玉成在他的遗书上,恳请王校长爱护这些硕果仅存的家乡子弟,要把他们带回老家去,交给他们的父母。不要开除“违反校规”思想激进的同学。王校长对薛玉成的死非常伤心,他自责地说:“是我对家乡子弟教育关怀不够,我辜负了他的父母妻子对学校的信赖和期望。同学们写的那副挽联‘白山黑水朝朝恨,皓鬓红颜夜夜心’,表达了大家的哀伤和悲愤。我是应该深刻反省自责的,今后我要更好地照顾好大家。”
歌声嘹亮
曾当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的陈寰曾回忆说:
我在北平慕贞女中时,音乐老师教的都是教会音乐和圣经上的歌。那些歌声和璜璧堂的歌声好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璜璧堂的歌声是因国仇家难发出的呼声,声声激动人心振奋斗志。有悲怆思乡的歌声,有愤起抗敌救国的歌声,也有慷慨激昂犹如身临沙场万马奔腾的歌声。没有靡靡之音,没有丧失信心的哀吟。我很羡慕同学们会唱那么多的歌,一早一晚,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歌声总是不断。有时,看见同学们边唱边流泪,我也是边听边流泪。歌声是流浪儿的心声,也是最大的慰藉。
我最喜欢听那位个子不高苹果脸女孩子的歌声,她叫陈雪微(陈今),是初中三年级的同学。她平日总是穿工裤戴鸭舌帽,从早到晚唱个不停。她最爱唱国文教师郝泠若写的《九月秋》的歌。日子长了,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她去了延安。在同学们齐声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真是痛快。
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很有特点,也是我最爱唱的一首歌。
幸遇“郝老夫子”
在近40位东北中山中学校友的讲述与百余位校友回忆文章中,有一位老师“出镜率”极高。他便是抗战时期东北中山中学的国文老师郝泠若。他还是《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的词作者。“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这些校歌里的名句已经成为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们的精神支撑。
在任教期间,郝泠若是东北中山中学无可争议的全校偶像。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朱自清先生的高足,被称为“清华三诗人”之一,另两位诗人是曹禺、吴组缃。
诗人郝泠若
1938年,谢钟琏结束了游击队生活,回到已迁至湖南永丰镇璜璧堂的东北中山中学复学。很快,他被一首歌震撼了,歌名是《九月秋》,歌词为:
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三千万同胞等我们救,千万方的失地等我们收。父母、兄弟、庐舍、田畴,不堪回首。说什么功名富贵,说什么好景难留,一切都非我所有,一切都非我所有。起来!起来!把敌人打退;起来!起来!把强盗赶走!
“这首歌并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抗战歌曲,但很好听。据老同学们告诉我,歌词是郝泠若先生作的。他自称为‘郝老夫子’。”谢钟琏还记得郝泠若写的另一首歌《春夜怀乡曲》的歌词:
今夕何夕?花容月色与人亲。故乡如梦,一寸山河一寸金。芙蓉溅泪,兰芷飘零。念匈奴未灭,何处安身?长白雪化,鸭绿江融,翠鸟正呼春。惟鹊有巢,惟鸠来侵,八千云月,一士雄心。是江山宁付人?杨柳绿,月牙新,仿佛我的乡村!
这两首歌写尽了流亡师生们抗日救亡的决心和复土还乡的渴望。
而郝泠若的一首七律寄情诗,却为告别一段感情。1939年学校由湖南迁往四川时,因艰辛倍增,需休息调整再行,临时决定在广西宜山怀远镇复课一段时间。已先行入川的郝泠若便将夫人安置在四川,只身返回怀远上课。孰料,他和夫人的短暂别离,竟造成了不幸的婚变。他的夫人另结新欢后,很幽默地寄来一张照片给他。他情绪低落,写下这首七律:
书里分明见旧姿,岂无膏墨为谁施?
首蓬伯爵东征后,臂冷清辉夜望时。
人比黄花花未减,年如逝水水犹迟。
不堪重对灯前影,故国红颜各有思。
据谢钟琏回忆,郝泠若曾在一篇追悼同学的文章中写道:“……理想的幻灭,感情的纠缠,使我尝到一生中从未尝过的辛辣滋味。”此事、此诗,也让郝泠若的诗人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纸“说明书”
我们在四川绵阳采访时,老校友范保文说:“中山的老师都很硬!像国文老师郝泠若,他的东西很少拿出来,一旦拿出来,它便会被全校背诵。”他还能背诵出郝泠若写的一篇剧情介绍。
东北中山中学在四川威远静宁寺时,归威远管,但跟外界的联系多在自流井。自流井和贡井,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自贡市。学校到静宁寺后排练了曹禺经典话剧《日出》,准备在自流井公演。话剧的剧情介绍便是郝泠若写的。“嗨呀,那可不得了。(剧情简介)印了,散发给观众,那可不得了!全校都在背,那写得真是好!”范保文时隔70多年的赞叹,很快便让我们领略到了。
“郝老师这样写道:青年女子陈白露,一脚踏着黑暗,一脚却想迈进光明。多简洁啊,高度概括陈白露的一生,她的矛盾、她的性格、她的愿望,还有她的处境,‘想迈进光明’跟‘已迈进光明’,这是两回事嘛!感觉这人是被撕扯着。”
“说到陈白露的家庭:由豪富而中落,由中落而贫穷,陈白露也不得不从阔家小姐、学生身份沦落为舞女、交际花,乃至于一个房间的主人。‘一个房间的主人’说得多含蓄、多文雅,又多直白,‘妓女’到嘴边了都没说出来。”
对这篇《日出》剧情介绍,谢钟琏也记忆犹新。“郝老夫子写道:但,该来的东西终归是要到来的,太阳终于升起来了,丰盈的阳光落在打夯者的身上,没有力气的人以及生活在阴地湿方的人,终于被光明遗弃了。”
“这份《日出》的说明书,是郝老夫子小品文的代表。”谢钟琏说。
精彩作文课
郝泠若对学生影响最深的还是作文课。
直到学校迁到四川威远的静宁寺,谢钟琏才有机会上郝泠若的课,他印象最深的是郝泠若“不拘一格”的授课:“每遇与文学有关的事情发生,上课时,郝老夫子就会暂时撇开正课,对那件有关的事情来个专题演讲。”
作家黄东藩(丁耶)是首届中国满族文学奖最高奖项获得者,当时在东北中山中学高27班读书。他对郝泠若教授作文的回忆更加饱满,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提笔写散文时,想起我文学启蒙的郝泠若老师来。郝老师改作文时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陈词滥调、矫揉造作。对空话连篇的作文连一分也不给。同学们对郝泠若老师这堂作文课是最感兴趣的,虽然他对同学要求很严,甚至常把坏作文“示众”。要从他的手里得个80分,那可太难了。有的同学说郝老师对分数“太吝啬”了。有一位同学写了一篇题目叫《雨天》的散文,全篇有3000字,经郝老师删完,只剩两句话了。他却给了这位同学80分,使这位同学哭笑不得。可是大家公认他这两句话是值80分的,这两句话把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青年穿的衣裳单薄的情景写得很生动:“秋雨绵绵,瑟瑟的秋风专向孩子们的衣襟破绽处吹……”
有位同学在作文里说睡觉不说睡觉,而是说“我被睡魔所驱使”,他痛斥一番,给改成“睡觉”。另一位同学描写父亲经商失利时说“父亲商战失败”,他用商量的口吻说:“这样写好吗?不是太生硬了吗?”
郝老师主张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写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一次,他出个题目叫“萝卜、白菜、家乡……”,我不知如何下笔。眼看两堂作文课就要到点了,我一着急,写了几句牢骚话,大意是写我们学校的坏伙食:“面带菜色的八条汉子一上桌,便瞪着那四个小菜碟,第一碟是萝卜咸菜,第二碟是萝卜干,第三碟是萝卜条子,还有一碟是红萝卜菜,哪里还有什么‘白菜’,至于家乡,那早就丢了……”发作文时,我坐在那里就等着老师“克”了。可郝老师却给了个不错的分数,说我这是在发牢骚,写出了对伙食不满的心情。这件事我至今不忘。我记住了老师的话,要有真情实感,要言之有物。
郝老师讽刺那些文风轻浮的同学说:“你们一到写作文时就像邪神附体一样,都不说人话了,开始说鬼话,总把作文和一般言谈分开,越嚼文咬字越觉得高明。这是不对的。作文也是一种说话,它不过是把一般说话加加工罢了。”
听完郝泠若的这些故事,我们有些羡慕:
东北中山中学当年的学生何其幸——遇上郝老夫子!
武汉后,是长沙
当东北中山中学偏居一隅,尚能安静读书时,抗日战争的一场大规模战役——武汉会战正在展开。随着平汉铁路上的保定、石家庄、新乡相继失守,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芜湖相继沦陷。地处两条线交汇处的武汉,自然在所难免地将成为一场决战的主战场。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到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布防,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之后,长沙将成临战之地。璜璧堂也非久留之处,东北中山中学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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