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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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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之一，因而近代小说对此多有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由滥觞到发展、勃兴最终走向式微的弧形轨迹。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存在着三个显著特征，展现了不同时期作家对鸦片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书写鸦片时的心理嬗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鸦片叙事在近代社会乃至毒品走私与消费依旧猖獗的当下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近代小说/鸦片叙事/毒品消费/文化及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异域城市镜像”(项目编号：14JJD75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晔，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秉咸，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鸦片是一种诱人上瘾的有毒物质，有时会给吸食者及其家人和生活的社会圈子造成悲惨影响。滥用鸦片不仅侵蚀个人自尊，还使国家及其人民蒙羞。

　　—Timothy Brook，Bob Tadashi Wakabayashi:Opium Regimes

　　鸦片之于近代中国，不仅是一种精神麻醉剂，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其不同寻常的意义不光体现在中国近代史肇始于一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中华帝国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体现在鸦片泛滥直接导致国力衰微、国民孱弱，构成了近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还体现在中国近代的鸦片消费不单纯表现为一种毒品吸食，更生成出由精致的吸食器具、讲究的吸食环境等物质媒介为主要载体的病态鸦片休闲文化。

　　由此，拖着大辫子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便成为近现代西方世界最普遍的中国人想象。鸦片如此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对应，近代文学也从各个角度描绘和展现鸦片的流播状况及无穷贻害，充斥着鸦片书写的近代小说即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涉及鸦片书写的小说可谓汗牛充栋，几乎每个时期、每种类型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鸦片现象，包括鸦片的贸易、吸食、种植，与鸦片相关的各种人类活动及其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深刻影响。因而，鸦片也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一、近代小说鸦片叙事述略

　　滥觞期(1796—1840)。近代小说中的鸦片叙事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源头可追溯至近代之前嘉、道年间的小说。中国的鸦片吸食活动始于明末清初，但直至干、嘉年间方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①虽然干、嘉时期的清政府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禁烟活动，但收效甚微。广东沿海等地出现了大量的鸦片走私活动，鸦片吸食之风也向内地不断蔓延。这一时期出现鸦片书写的小说主要有《警富新书》、《雅观楼》、《绣戈袍全传》三种，但鸦片叙事在此三种说部中仅是惩凶或果报主题的附庸。尽管当时的作者都已对鸦片产生了警惕及抵触，但鸦片书写并不承载很多情节作用与主题意义，主要是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细节而存在，而且并非不可或缺的细节。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当时的文人，因为嘉、道年间的鸦片吸食虽已弊端初现，但尚未酿成社会与国家的巨变，文人们自然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对其进行重点揭露及尖锐批判。虽然嘉、道年间小说中的鸦片叙事有单薄零碎之嫌，但还是为之后近代小说中大量出现的鸦片书写作好了铺垫。

　　发展期(1840—189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并以清政府的惨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清政府的禁烟运动中途夭折，通商五口岸成为新的鸦片集散地，中国迅速滑向黑暗的鸦片深渊。雪上加霜的是，1858年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从此，中国的鸦片输入与消费陷入疯狂增长、难以控制的局面。

　　伴随着鸦片问题的急剧恶化，近代小说中的鸦片叙事亦与日俱增。表现之一是涉及鸦片的小说逐渐增多。从1840到1894年，相关小说主要有以下六种：邗上蒙人的《风月梦》(1848)、陈森的《品花宝鉴》(1849)、魏秀仁《花月痕》(1858)、俞达《青楼梦》(1878)、西泠野樵《绘芳录》(1878)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2—1894)。②不难发现，上述六种都是狭邪小说。为何这一时段的鸦片书写会集中出现于狭邪小说中呢?原因有二：其一，与狭邪小说在这一时段的兴盛有关。自道光末年始，狭邪小说开始兴起，逐渐成为近代前期小说创作的重要类型；其二，与狭邪小说自身的题材有关。这类小说所表现的主要人物是妓女、嫖客、优伶，等等，他们有闲且有钱，无疑是鸦片消费的主要人群。而妓院不仅是追欢逐乐之地，同时也是社会各界人士的主要交际场，作为当时应酬及消闲生活不可或缺的鸦片自然也会得到集中反映。表现之二是鸦片书写在小说中地位与作用的改变。《品花宝鉴》、《青楼梦》、《绘芳录》等三种小说依然延续了嘉、道年间小说的鸦片叙事传统，即仍停留在零碎、边缘书写状态。而《花月痕》中已出现男、女主人公韦痴珠、刘秋痕作乐府“鸦片叹”讽鸦片之弊的情节。因而，鸦片书写自此已开始发挥其情节作用。

　　《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的鸦片书写水平则远远超越了上述四种小说，这不仅是指小说中鸦片书写的体量，同时也指其在叙事学意义上的不可或缺性。两部小说中的鸦片吸食不再局限于单个人，而是融入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应酬与日常生活，与情节发展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以《海上花列传》为例，不仅张小村、王莲生、朱蔼人等一众嫖客烟瘾极大，而且沈小红、张秀英等诸多长三书寓、幺二才人也吞云吐雾，鸦片不仅是她们堕落的标志，并在其卖笑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烧烟绝技与青春色相一起成为她们吸引嫖客的法门。另外，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吞烟情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开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潮及余波(1895—1919)。1895年到1911年，近代小说中出现了两次鸦片书写的高潮。在这十七年间，大量小说涉及到了鸦片现象，与此同时，鸦片批判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小说主题。总的来说，这一时间段鸦片书写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波浪形，1895年是第一个波峰，1896年到1902年是一个波谷，1903年至1911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波峰。

　　近代小说鸦片书写的第一个高潮其实是由一个外国传教士掀起的。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要求维新、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社会存在的各种积弊的批判也日益激烈。在一片改革呼声中，传教士傅兰雅③受到了鼓舞激励，开始大力抨击被他称之为妨碍中国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并出资公开举办了一场有奖征文活动，广泛征集抨击“三弊”的“时新小说”。傅氏的小说征文活动得到了许多作者的响应，活动结束之时，从全国各地收到了一百六十余份稿件。统计周欣平所编的《清末时新小说集》，④共有46篇小说作品涉及鸦片之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且都是在一年内创作而成，更显出1895这一年之于鸦片书写的特殊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46篇小说中，鸦片批判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小说主题，这种现象也是史无前例的。时新小说批判三弊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些作者虽未参加傅氏征文活动，但也自觉加入到批判鸦片的行列中去，如詹熙的《花柳深情传》、饮霞居士的《熙朝快史》和吴中梦花居士的《蜃楼外史》。⑤由此，仅1895这一年中就涌现出近五十种以鸦片叙事为主的小说，鸦片批判自觉地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主题。

　　1895年之后，鸦片书写进入到一个低潮期。从1896年到1902年期间，只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海天鸿雪记》(1899)等几种狭邪小说出现鸦片书写，相较于《风月梦》及《海上花列传》，这些小说中的鸦片叙写与情节发展间的关系要疏离得多。沉寂了7年之后，近代小说中又迎来了鸦片书写的第二个波峰。1903年始，小说自身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清王朝最后9年所出的小说总数占近代小说总数的88.78％。”⑥鸦片书写亦呈复兴之势，几乎成为了这一时期各种题材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及蘧园《负曝闲谈》(1903—1905)、八宝王郎《冷眼观》(1907—1908)等成为鸦片书写和批判的主力军，而其他一些展现近代社会各界怪状的小说，如反映污浊商界的《市声》(1905)、《商界现形记》(1911)，描述肮脏女界的《最新女界鬼蜮记》(1909)、《女界烂污史》(1910)，反映黑暗医界的《医界镜》(1908)等作品中也不乏鸦片的踪影。同时期的狭邪小说如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1903—1906)、邹弢的《海上尘天影》(1904)、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1910)等作品，都延续了之前狭邪小说的叙事模式，将毒、赌、娼捆绑书写。此外，写情小说如吴趼人《恨海》(1906)、符霖《禽海石》(1906)、李涵秋《广陵潮》(1909)等，侦探小说如傲骨《鸦片案》(1906)，公案小说如吴趼人《九命奇冤》(1906)，甚至一些拟旧小说如吴趼人《新石头记》(1908)、冷血的《新西游记》(1909)等也都参与到了鸦片书写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众多涉及鸦片书写的作品中，涌现出一批专门谴责鸦片罪恶的小说。这类小说的产生同清政府自1906年开始推行的大规模禁烟运动有着莫大关系。在禁烟运动的感召下，松陵田铸《黑海钟》(1906)、漱六山房《黑狱》(1906)、吴趼人《黑籍冤魂》(1907)、元和观我斋主人《罂粟花》(1907)、哀民《烟霞窟》(1908)、彭养鸥《黑籍冤魂》(1909)、静观子《还魂草》(1909)等一批控诉鸦片流毒的专题小说先后问世，由此，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类型“鸦片小说”应运而生。周越然因而在《言言斋书话》中专列“鸦片小说”一条，称“鸦片，亦作阿片，其为害人皆知之。当清末严行禁烟之时，小说家所写面瘦肩耸、家破人亡故事，想必不少”⑦。“鸦片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还是批判力度上均达到了鸦片书写的顶峰。

　　1911至1919年为鸦片书写的余波。鸦片书写高潮开始回落，小说不再像之前十七年间那样频繁描述鸦片现象，但浪潮过后，余波尚存。这一时期涉及鸦片书写的小说有佚名《林公案》(约清末民初)、冷佛《春阿氏谋夫案》(1913)等公案类小说，也有天逸《黑籍鸳鸯》(1914)、野蛮《黑籍沉沦记》(1916)、傅开裕《黑劫余生录》(1917)等“鸦片小说”；而谴责、狭邪小说的余绪，如诞叟(钱锡宝)《梼杌萃编》(1916)、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1916)、海上说梦人(周瘦菊)《歇浦潮》(1916)等，也都可见到鸦片书写的踪影。这一时期的鸦片叙事无论在作品数量抑或是主题表现上都远逊于之前的小说。

　　综上，鸦片叙事在近代小说中经历了滥觞、发展、高潮与余波四个时期。嘉、道年间的小说构成了鸦片书写的滥觞，其特点是琐屑零碎；1840到1894年为鸦片书写的发展期，狭邪小说为其主力军，鸦片叙事的地位与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升。1895到1911年为鸦片书写的高潮期，不仅涉及鸦片现象的小说数量剧增，书写水平亦迅速提升，同时还确立了鸦片批判的主题，诞生了新型的“鸦片小说”，代表了鸦片叙事在近代小说中的成熟形态。1911年到1919年为鸦片书写的式微期，虽然延续了之前小说的多样化题材类型，但是数量及质量均难于与高潮期小说比肩。

　二、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特征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其广泛性及深刻性，鸦片一方面被用作武器出现在各类小说中以揭露官场腐败、人性堕落及社会病态，一方面又被当作批判的对象，深刻揭示其作为一种毒品对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人类身心等各方面的侵害与腐蚀。

　　作为批判的武器，鸦片叙事被广泛运用于谴责小说揭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官员因烟瘾发作而耽误正事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李伯元《活地狱》第三十五回叙泰安县匪人聚集谋反，两位乡董闻讯急往县衙出首。但知县黄老爷正在醉酒吃烟，昏聩之中将两人驱逐，最终导致乡董家破人亡的悲剧。另外，各类小说中对官吏们吸食鸦片的场所亦多有曝光，除通常的妓院、烟馆外，衙门的签押房也时常被用作吸烟房频现于小说中。签押房是清代官长批阅公文、签字画押、接待来宾的场所，可以说是政府机构的核心部门，但晚清很多有烟霞癖的官员将鸦片吸食转移到签押房中，如《文明小史》中的万抚台“正在签押房的套间里过瘾，向例此时没人敢回事的”⑧，《活地狱》中的桃源知县魏剥皮也“退转签押房吃饭，一时饭罢，躺在炕上抽烟”⑨。更有甚者，《官场现形记》中还出现钦差大人童子良在衙门花厅大煮鸦片的荒唐场景。⑩这些细节借助鸦片叙事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尸位素餐的晚清官员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的荒诞昏聩。

　　官场的腐败除表现在官员吸食鸦片的行为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禁烟的敷衍及对鸦片税收的贪污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及山西抚台在禁烟上述而不作，“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札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因而“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11)。更荒唐的是，禁烟和烟税有时双管齐下强加于烟农头上，禁种罂粟的同时农民却仍被课以“懒烟捐”，直接导致了包括1915年春甘肃武都在内的多地抗税民乱。(12)

　　作为批判的武器，鸦片叙事的另一要旨在于对堕落人性的摹画。“自鸦片烟流毒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13)许多作品出现上至士夫、下至负贩因陷入鸦片魔掌而作出的种种无节操举动，瘾愈大而品愈卑，人类的良知与尊严在毒瘾面前不堪一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自命清高的画家任立凡，“吃的顶重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却搁着一年两年不画；等穷的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二钱烟，要画什么是什么”(14)，貌似名士，却在烟瘾发作时斯文扫地。更有瘾君子在鸦片问题上“假撇清”，如《文明小史》中的“维新人士”郭之问将鸦片吸食当作追求自由的借口，《上海游骖录》中的李若愚又称吸食鸦片为“志士”反对政府的“革命”表现，种种荒诞“高见”恰恰构成了对这类伪“革命”、伪“维新”人士的极大反讽。

　　此外，鸦片叙事还是抨击近代社会各种病态的有力武器。病态社会的特征之一是鸦片吸食的泛滥，烟害所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城乡每个角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某小偷在航船上行窃，所得赃物中最多的居然是烟枪；天津卫附近一个凋弊的、只住了十来家人家的村庄居然开着两家鸦片烟店，可见当时鸦片吸食面之广。特征之二就是由鸦片滋生出的新型罪恶，鸦片的走私、买卖和消费在城市形成黑色产业链，上海烟馆更出现了“烟妓”这种毒与娼的新型结合物以迎合人们的猎奇猎艳之需，(15)毒、赌、娼相互渗透勾结，成为难以铲除的社会毒瘤，贻害无穷；在乡村导致匪盗横行，讼狱滋繁，匪、烟、赌成为各省首当其冲的新三害。即便名正言顺的戒烟，也会滋生出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贩卖假“戒烟药”的新型骗术。《冷眼观》、《上海游骖录》、《医界镜》等小说都对一种掺入吗啡的“戒烟丸”作过叙写，此类“戒烟丸”不仅无法戒除原先的烟瘾，反而增添了新的毒瘾。这些由鸦片催生出的“恶之花”，深刻揭示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病态社会风气。

　　由此，在近代小说尤其是谴责小说中，鸦片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然而，在1906年以降出现的“鸦片小说”中，这一武器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黑海钟》、《黑狱》、《黑籍冤魂》等小说不约而同地将鸦片冠以“黑”字，其实“黑”不仅指鸦片的颜色，也是鸦片吸食者病态烟容的代称——瘾君子往往面色黧黑，故而文人不仅借“黑”指代鸦片吸食，还借“黑籍”指代沾染烟瘾(即入了“黑”之籍贯)之人。因此，上述小说在题名中就表达了小说的主旨——“黑海钟”借批判鸦片敲响警钟以拯救沉溺于黑海之人；“黑狱”即指鸦片吸食为黑暗地狱；而“黑籍冤魂”自然是指为鸦片所害的一众冤魂。此外，小说的人物塑造、场景设置、情节叙述，等等，也都是围绕“批判鸦片”这一主题展开。以《黑狱》为例，小说叙述的是鸦片战争前夕广东一地的鸦片吸食状况。小说所涉及的诸种人物，无论是妓女小广东还是区承先夫妇，抑或强盗梁十五、医生曹鹤坊，无不为鸦片所误，作品借他们的悲惨经历昭示鸦片吸食导致“倾家荡产者有之，败节隳名者有之，累诸及父者有之，断子绝孙者有之，卖妻鬻奴者有之，青年亡身者有之”(16)。因而，批判鸦片毒害自然而然成为关系到民族存亡大问题的重要文学命题。

　　(二)鸦片：病态都市与淳朴乡村的物质隐喻

　　城市是鸦片的集散地、重灾区，很多城市狭邪小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都市鸦片消费与交际，鸦片情节不仅发挥着叙事功能，同时也承载着隐喻作用。

　　以《海上花列传》为例，小说起始叙述了农村青年赵朴斋、赵二宝、张秀英等进入上海之后，因抵受不住十里洋场的诱惑而堕落，最终沦为车夫或妓女，而鸦片正是他们沦落的物质标志。小说第二、十四回两次写到赵朴斋吸食鸦片，当时的他“吸不惯”、“不得法”，鸦片吸食对他而言是一件陌生事物，暗示了其尚未为十里洋场所污染。但其身上朴拙的乡土特征很快地就被都市繁华奢靡的气息所涤荡，到二十九回时，他已能熟练装烟、捏烟，并指导起秀英、二宝吸烟。(17)这时的赵朴斋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不管是他凑趣的言语还是熟练的烧烟动作，无不透露出一股都市洋场中特有的狡黠、老练之气，他的身上已经难觅以往的朴拙乡气。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将目光对准此时的张秀英与赵秀宝——她们也是刚从乡村出来，同样也是不谙鸦片之道——这与之前的赵朴斋何等相似。如此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鸦片在《海上花列传》中已经隐隐成为了十里洋场腐化生活的一个物质符号，对于鸦片的沉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于洋场奢靡生活的沉溺。

　　除了对于洋场腐化生活的隐喻，鸦片情节在小说之中还有其他一些意蕴。以“吞烟自尽”这一常见情节为例，《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中都不止一次出现过类似情节，但两部小说中“吞烟自尽”情节的意蕴却不尽相同。《风月梦》第二回叙妓女爱林与一成衣相好，成衣之妻吃醋，时常与其吵闹，爱林愤而吞烟自尽；第三十一回则叙袁猷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妓女双林为其殉情，吞烟自尽。可以看到，在《风月梦》两则“吞烟自尽”故事中，妓女们的出发点都源于“情”，吞烟以殉情。但在《海上花列传》中，这种情形不复存在。第六回写黄翠凤做清倌人时，为老鸨殴打，就以吃生鸦片烟相威胁，自此老鸨不敢再得罪她；第六十三回写周双玉假意要与负心的嫖客朱淑人一同吞生鸦片殉情，从而向后者讹诈一笔巨款。由此，同样的吞鸦情节，在意蕴上却已从前者的追“情”移向了后者的逐“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的城市化程度。《风月梦》尽管以扬州为写作背景，但仍留有浓郁的都市乡村气质，其中尚有重情的双林、拒绝被城市化的穆偶仁；《海上花列传》则是城市势利、奸谲、拜金的生动写实，因而吞烟在《风月梦》中为吞下情觞苦果，而在《海上花列传》中则为以退为进从而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谋生手段。

　(三)鸦片叙事的类型化与模式化

　　近代小说鸦片叙事尽管作者不同，情节各异，小说人物也千差万别，但在整体上仍存在着一定的类型化、模式化倾向。以鸦片故事最集中的时新小说为例，46种小说大致可归纳成控诉警醒、教义启示、救时济世、游历见闻四类。除“教义启示”类较为特殊外，因小说征集者傅兰雅为传教士，且“有相当一部分稿件的作者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的学生和老师”(18)，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基督教义的烙印。(19)其他三类均则较为常见，广泛存在于近代谴责、狭邪、公案、写情类小说的鸦片叙事中。

　　“控诉警醒”是最为普遍的类型。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往往会不吝笔墨地叙述主人公为鸦片所误，尤其突出鸦片吸食使瘾君子家庭趋于破败、生活濒于困顿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严重后果。如《醒世新书》中的秀才何有良恃着家中钱财，交结损友，染上烟瘾，结果产业销完，自觉人生无望而吞烟自尽。更多作者则希望被烟所误者能警醒，安排他们在困顿之极时或受人劝诫，或幡然自醒，最终意识到鸦片之害并矢志戒烟。“救时济世”类故事一般将主人公塑造成肃清烟害、救民于水火的智者及英雄。如《瓢剩新谈》中富有济世之才的主人公梦兰，以布衣身份协助朝廷平定回叛并由此得到重用，后又为国家的戒烟事业殚精竭虑，定章程禁断洋烟，论说痛陈厉害，议禁烟出使欧洲，最终铲除了危害家国民众的鸦片祸患，代表了作者对无烟清平世界的美好愿景。“游历见闻”类则将主人公定位成一个旅行者，通过他的视角与旅途经历广泛反映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鸦片问题。如朱知非的《时新小说》通过云游四方的道人曾知非的视角，遍观世间包括烟害在内的各种险恶，回归家乡后点化众人的故事。

　　鸦片叙事的模式化倾向则主要表现为浪子回首、悟而后兴的情节设置及清除烟害、功成身退的英雄想象。

　　综观各类涉及鸦片书写的小说，便会发现大部分作者都为鸦片吸食者设计了大同小异的人生轨迹：主人公因各种原因沉溺于鸦片，有的由此败家亡身，有的困顿至极方始戒烟，由于立心不稳以致烟瘾复发，再到最终矢志戒烟、痛改前非。因而鸦片书写在主题意蕴上更倾向于“劝诫”，无论“困顿而悟”还是“信教而悟”均致力于“由误而悟”的叙事取径。大部分作者无意于展现鸦片毁灭吸食者的悲剧，而是试图通过主人公为烟所误后幡然悔悟、“悟后而兴”的情节设置表达鲜明的劝诫立意。事实上，这种叙事模式由来已久，自唐传奇至明清小说，历来多有叙述世家子因嫖赌等行为而败家，落魄后幡然悔悟，最终复兴家业的故事。因而鸦片书写类小说无疑是对这种叙事模式的继承，只是误入歧途的媒介变成了鸦片而已。

　　此外，很多作者都敏锐感觉到鸦片吸食在晚清已成为一种社会顽疾，影响着国家命运，阻碍了社会发展。由此，小说的叙事重心不再仅仅落脚于对鸦片现象的表现，而移置到对济世之才的塑造以及对匡扶社稷、革除积弊壮举的叙述上。很多小说试图通过塑造有志于振兴老大帝国的志士仁人，借助他们的卓远见识与杰出才能提出解决鸦片问题的济世良方，最终在革除烟弊、重建清平世界后功成身退。这类故事的构思十分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古代“为圣天子驱除云尔”后急流勇退的英雄传奇的叙事模式。但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常会出现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大发宏论揭露鸦片之弊的现象，部分小说还会深入分析社会中鸦片问题的症结以及解决之道。这些冗长的议论性文字，虽于小说的鸦片批判主题不无裨益，但往往难免结构松散、情节拖沓之嫌。

　三、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文化及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鸦片在小说中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折射出积贫积弱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凸显出东亚病夫的鲜明形象，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畸形、病态、奢靡的城市消费时尚，对于不时爆出明星吸毒丑闻、非法买卖及消费毒品仍然猖獗的当下，亦不乏警示意义。

　　(一)积贫积弱近代中国的象征意义

　　“鸦片烟为害中国五六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20)鸦片不仅使各界人士尤其是社会精英沦陷，其流毒也涉及到社会各领域，通过奸商走私、政府输入、非法种植等途径在整个中国流布，不仅榨尽民脂民膏，更使国力损耗，白银枯竭，农业萧条，米价腾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鸦片走私及种植现象多有揭露，某四川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沿成例的了”(21)。此处，私货即指鸦片烟。又，因当局勒令种烟，天府之国四川居然要向湖南买米，原因是“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种罂粟的利钱，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22)。官员千里为官求财，农民舍本求末逐利，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威胁，“云南，贵州，广西各省，所有肥田，因为当局勒令种烟，人民赖以生活之谷物，顿形减少。米珠薪贵，饥馑迭告，折骨烹儿，司空见惯”(23)。鸦片的种植与消费使“(人民)志气衰靡，形骸枯槁，寿者夭，富者贫，以致民生凋敝，人种衰弱，职业因之废弛，道德因之沦亡，内乱由之而起，盗贼由之而兴，国际信用为其破坏，国际地位因以堕落。祸国殃民，莫此为甚”(24)。鸦片沦陷社会各阶层，侵害国民经济，影响社会生产。中国因而难逃贫弱交困、任人宰割的下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殖民者在向中国内地大量倾销鸦片的同时却在自己管辖的殖民地严禁毒品，《冷眼观》第八回写主人公坐船过香港时，就有茶房来舱里知照客人：“可有鸦片烟膏同烟灰，快点儿抛下海去，这里是外国地界，鸦片烟是归官卖的，查禁得利害的很。倘有人私下带了一个泡，要罚五十两银子呢!”(25)可见彼时香港等地鸦片查禁之严，反衬出清政府的极端无能与腐败。

　　(二)“病夫”形象的警醒意义

　　纵观近代狭邪、谴责、言情、公案等各类小说，出现的鸦片受众极为广泛，涉及人群包括官员、军人、商人、妓女、农民、洋场士人、无业游民、贩夫走卒甚至良家妇女。烟民病羸瘦弱，导致近代国民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百姓无力劳作，士兵丧失斗志，官员无心吏治。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题为《原强》的文章，指出：“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羸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26)这被认为是最早将“病夫”一词与近代中国相联系的例子。(27)而最早将鸦片吸食者与“病夫”联系在一起的是干嘉之时俞蛟的《梦厂杂录》：

　　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侵人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痿顿不能举，即白刃加其颈，豸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28)

　　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了鸦片吸食者的羸弱、萎靡形象。近代小说中对于鸦片瘾者的病态描写更是屡见不鲜，以彭养鸥《黑籍冤魂》为例，小说第一回就叙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态形状：

　　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一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不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个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变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29)

　　眼出泪，鼻出涕，扛肩缩腮，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这就是鸦片给吸食者外表打上的丑陋印记，而“烟鬼”一词也极为形象地概括了这一外在特性。小说第三回对瘾君子吴慕慈的外貌描写更为直接：“扛着肩，歪着嘴，面色青滞，牙齿墨黑，一副憔悴形容，倒像生了三个月重病”(30)，直接点明其病夫的外在特征。

　　然而，近代小说家们并未一味沉浸于对瘾君子病态特征的略带夸张的描写上，他们更多通过对烟瘾者病态形象的集中描摹，希冀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读者们能蓦然警醒，以此来完成对鸦片的批判与对国人的鞭策与激励。

　　(三)一种特殊消费品所代表的都市病态休闲风尚

　　勿庸讳言，作为一种特殊消费品，鸦片吸食在近代城市曾代表着一种休闲风尚。“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鸦片不仅是重要的通货和商品，它还是城市现代形象的重要表征。”(31)近代小说中比比皆是的鸦片吸食器具、场所以及妓院中近乎仪式化的吸烟排场的描写，在在体现了鸦片作为一种精神麻醉及迷幻剂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的快感，尽管这种快感是短暂甚至致命的。

　　烟馆是近代最为普遍的鸦片吸食场所，充斥于各类近代小说中。这些烟馆大多集中于城市，如吴趼人、李伯元、八宝王郎、云间天赘生等人笔下的青莲阁、南诚信、北诚信、眠云阁等烟馆，而且它们都是近代上海洋场真实存在过的烟馆，“沪上烟间之佳尤过烟室……惟法马路之南诚信，闻与当时眠云阁相伯仲……有以烟间兼茶室者，四马路之一层楼、五层楼、青莲阁是也”(32)。又，“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着也，窗牖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馆内桌椅多用红木镶嵌石面，飞去青蚨一二百片，既可邀朋，又能过瘾”(33)。作者们将真实的烟馆置于虚构的小说情节中，无疑能增加作品的写实与批判力度，唤起读者由熟悉场景引发出的阅读亲近感。除烟馆外，妓馆也是近代城市最为常见的鸦片吸食场所之一，提供鸦片消费的高档堂子及廉价“花烟间”是洋场小说不可或缺的场景，这些小说叙妓必及烟，妓与烟成为追欢逐乐洋场生活的两大宗，对男人构成致命诱惑。《负曝闲谈》、《痴人说梦记》、《官场现形记》等说部还叙及广东“花艇”、北京“相公堂子”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寻欢场所，毫无例外，这些欢乐场当然也少不了阿芙蓉的“倩影”。《痴人说梦记》中写到广东花艇是个最阔绰的去处，艇子“开了个楼舱，摆出鸦片烟盘”(34)。

　除吸烟场所外，鸦片叙事还充斥着对吸食器具及烟膏品质的细致描述。如彭养鸥《黑籍冤魂》列举了各种讲究的烟具、烟膏：

　　烟枪以广竹最为普通，讲究的有用蔗枪，烟斗以厦门为第一，寿州烟斗亦是有名。再有那人情斗、秋云斗，皆是普通用品。烟膏以广膏最为著名，广帮煎烟，有不传之秘；普通吃的多是苏膏。烟灯式样繁多，不胜枚举。(35)

　　随着吸食品味的逐步提升，一些富豪之家开始了对于奢华烟具的追求，如《廿载繁华梦》中马氏的烟具：

　　好容易找得一副奇巧的，这烟盘子是酸枝地密镶最美的螺甸，光彩射人，盘子四角，都用金镶就。大盘里一个小盘子，却用纹银雕成细致花草，内铺一幅宫笔春意图，上用水晶罩住。这灯子是原身玻璃烧出无数花卉，灯胆另又一幅五色八仙图，好生精致……单是这一副烟具，统通费三千银子有余。(36)

　　不难想见，此处马氏的鸦片吸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鸦片消费，而是赤裸裸的炫富之举。事实上，这种奢华的追求并非只是个人行为，而是都市普遍的社会风气：

　　这上海地面，无论茶坊酒肆，妓馆公园，无处不可吃烟。那烟馆之中，更是器具精洁，陈饰华美，侍候周到，广膏苏膏，随心所欲。这地方的风俗奢华，那吃烟的烟具，烟室的铺张，自然也跟着风俗一样的奢华。(37)

　　鸦片吸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风尚，最初起因于其药用价值，即能治疗腹泻等常见疾病。后来吸食者发现鸦片不仅能减轻病痛，还会给他们带来身心愉悦。俞蛟《梦厂杂录》卷十《鸦片烟》叙及这种快感：“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38)在众多瘾君子中，确有一部分人迷信鸦片药效，在疾病缠身、久治不愈之时尝试依靠它减轻病痛，换得片刻安宁，“这鸦片烟不但能提精神，并能宽胸化积，除湿消滞，活血止泻，种种的好处，一言难尽……或是身体疲倦，抽上几口，顿觉气爽神清，不觉劳乏，实在是无上的灵丹”(39)。然而灵丹之“灵”如此短暂，过分依赖鸦片疗效最终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鸦片吸食的普及，治病的初衷被其他各种动机所取代。有人在好奇心驱使下意欲亲身体验那种“极乐”快感；有人富于钱财却精神空虚，将出入烟馆妓院视为富有的象征、身价的体现和时髦的标志；有人人生受挫，对未来失去信心，自暴自弃之余吸烟成瘾，借此宣泄抑郁、逃避现实。千差万别的吸烟动机带动了鸦片消费经济，成就了晚清城市畸形病态、晨昏颠倒的消闲之风。

　　每一种存在皆有其合理性，“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鸦片是一种坏东西，但鸦片在麻醉性、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上的吸引力强有力地支持了它的继续使用”(40)。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近代的鸦片消费热潮完全归咎于西方殖民者缺乏道义、为消除贸易赤字和掠取巨额利润而强加给中国的鸦片倾销，没有消费何来倾销?何况十九世纪下半叶，本土生产的鸦片已远超进口的洋烟。列强环伺下的中国吏治腐败、社会病态、人心涣散，种种复杂原因形成合力将近代中国沦变为鸦片帝国。我们必须以史为鉴，通过近代小说中的鸦片叙事来审视今天的世态民情、价值取向甚至流行文化，警惕并严惩依旧猖獗的毒品走私及消费，永不再让由毒害引发的历史、家国、人生悲剧重演，这便是我们今天回顾、剖析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终极意义所在。

　注释：

　　①参见龚缨晏《关于鸦片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载龚缨晏《求知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9—308页。

　　②清人云槎外史《红楼梦影》(1861)、文康《儿女英雄传》(约成书于咸丰年间)等小说中也有涉及鸦片书写，但篇幅过短，仅为数句，完全不成情节，故可略去不论。此处小说的创作年份信息来自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1928年)，英国人，圣公会教徒，翻译家。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曾单独中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一百多部，清政府因而曾授予其三品官衔和勋章。

　　④《清末时新小说集》收录了傅兰雅征集到的162篇稿件中的150篇，其余12篇已佚。该小说集于2011年初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⑤前两种以批判“三弊”为主题，詹熙在《花柳深情传》“自序”中提及创作缘起：“英国儒士傅兰雅谓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一时文、二鸦片、三女子缠足，欲人着为小说，俾阅者易于解脱，广为劝戒。余大为感动，于二礼拜中成此一书。”表明此说部实是对傅兰雅“新小说竞赛”的响应之作。《蜃楼外史》的鸦片构想则出人意表，作者动用十三回篇幅叙述红国罂粟公主阿芙蓉为保护本国不受黑国欺侮，违心嫁给了黑国国主最后自尽身亡的故事。黑国人吸食了公主坟上长出的香气四溢的阿芙蓉花后皆成病夫，红国趁机灭了黑国。这一将鸦片作拟人化处理的故事，其实是对鸦片历史的一种独具匠心的重构。

　　⑥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

　　⑦周越然着、谭华军编：《言言斋书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⑧(清)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十三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⑨(清)李伯元：《活地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⑩(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736页。

　　(11)(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12)武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武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政协武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8—9页。

　　(13)(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七回，第233页。

　　(15)参见施晔《近代乡愚游沪小说的城乡隔膜与对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

　　(16)[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主编：《万国公报》(七)《戒烟公所劝文》，载《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4487页。

　　(17)(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8)周欣平编：《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19)教义启示类小说有望国新《时新小说》、胡晋修《时新小说》、刘安如《砭俗良谟》、董文训《崂山实录》等7种。

　　(20)王亮、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一)卷十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版1985年版，第207页。

　　(21)《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第648页。

　　(22)《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一回，第654页。

　　(23)(清)周宪文：《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号，1926年，第33页。

　　(24)《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号，第31页。

　　(25)(清)王浚卿：《冷眼观》，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26)严复着，胡伟希选注：《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27)参见王垂基《词文化考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翟华《东方文化西方语》(中国书店2009年版)等著作。

　　(28)(清)俞蛟：《梦厂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29)(30)(清)彭养鸥：《黑籍冤魂》，载《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7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31)戴沙迪：《鸦片·消闲·上海》，载[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弘侠译，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00页。

　　(32)(清)池志澄：《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0页。

　　(33)(清)葛元煦：《沪游杂记》，“烟馆”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4)(清)旅生：《痴人说梦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35)(清)彭养鸥：《黑籍冤魂》，载《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7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36)(清)黄小配：《二十载繁华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9、80页。

　　(37)《黑籍冤魂》，第185页。

　　(38)《梦厂杂录》，第185页。

　　(39)(清)李伯元：《中国现在记》，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6页。

　　(40)《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前言：中国的鸦片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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