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背离——2015年短篇小说批评

在“非经典化”的路径上

　　从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短篇小说一面在艰难探索，一面在“非经典化”路径上的渐行渐远。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历经四个时期六十多年历史，在“十七年”和“新时期”出现了两次高峰期，已构成了一种“经典化”文化传统和艺术规律，有众多出类拔萃的作品成为公认的经典。这给一代一代读者以深切的思想启迪和审美陶冶，给一代一代作家以丰富的文学资源和艺术灵感。这一“经典化”的文学传统自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同时又融汇了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和方法，成为一种兼容互补、有容乃大的文学潮流。至于一个作家的创作，你可以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可以取法现代派表现形式，还可以吸取二者精华形成全新的艺术方式，都是对“经典化”传统的弘扬，都能够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优秀作品来。但不管是哪一种主义还是流派，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构成元素，这是不能违背和解构的。它的构成元素有四种，分别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表现形式。这是短篇小说的四根支柱，砍掉任何一根，其艺术建筑都会坍塌。一篇作品，必须筑牢这四根支柱，使每一种元素都符合文体要求，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才有可能成为一篇优秀的、杰出的作品，才有可能进入经典文学的行列。诚然，“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经典文学以及它的艺术规律，并不是长久不变的老古董，它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阐释。特别是创作规律和经验，更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创造和超越，必须立足于对经典文学的汲纳和继承的前提、基础上。而“去经典化”或“非经典化”式的创作，只能导致文学历史的断裂和文学创作的衰退。

　　2015年的短篇小说，与前几年相比并没有明显不同。再过若干年，短篇小说也许还会是这样一种样态。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水波不兴的短篇小说领域，依然有一些微妙、幽深的变化。譬如作家队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的作家已基本退场，作为文坛中坚的五十年代作家也大幅减少，而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作家成为短篇小说的主力阵容。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相对一致的社会思想和文学理念，创作队伍的更替意味着文学流向的改变，其影响是深广的。譬如创作态势，短篇小说没有停止它的探索和变革脚步，但它不是从经典文学的基点上承传和前行，而是另觅新途，努力向通俗化、自由化路径靠拢，以期走进市场和读者。譬如强化故事性，浅化思想性，放弃探索性等等。短篇小说由“大道”转向“小道”，越来越变得小巧、清浅、柔美，失去了它的经典品格和艺术力量。

　　短篇小说每年有数千篇作品发表，其中自然不乏优秀作品，从中可见作家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孜孜探索。在2015年的作品中就有：任乐《棉花匠》、麦家《日本佬》、李进祥《讨白》、梁晓声《地锁》、田耳《金刚四拿》、刘庆邦《杏花雨》、周李立《力学原则》、残雪《尘埃》、邱华栋《入迷》、付秀莹《定风波》、徐则臣《摩洛哥王子》、冯骥才《俗世奇人新篇》等等。相较而言，这些作品更富有经典文学品质，在众多的平庸之作中脱颖而出，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但这些作品只占短篇小说总数的百分之几，因而并不能代表当下“非经典化”的创作流向。

　　“好故事”的两面性

　　故事情节是短篇小说的基本元素之一，它往往是决定一篇作品成败的关键。即便是淡化情节的现代派小说，也会有一个模糊、零散、潜在的情节构架支撑文本。有一个好的故事情节，作品才会吸引、感动读者。但故事情节对短篇小说来说，又有正面和反面两种效应，选取得好可以成就一篇作品，运用不当又会损害一篇作品。从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讲故事创造的成功经验，又看到了讲故事造成的失败教训。

　　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王蒙说“机智巧妙”，这样的故事情节往往是偶然得之，还要精雕细刻，才能有效地深化主题、突出人物。这里我们要特别推荐李进祥的《讨白》，小说讲述的是战争年代，一位革命战士马亚瑟用12年时间追杀逃脱者锁拉西的故事。两位老朋友相见，前者决心执行命令处死后者，而后者安排家事，念了讨白，平静受死。前者看到后者温馨的家庭、真诚的忏悔，于是刀下留人，决然离去。这个故事简洁巧妙，但内涵极为丰厚。它表现了战争年代，那些普通战士对革命的忠心赤胆和坚定信念；即便是特殊环境下的无奈逃避，也不能宽恕。同时凸显了两位质朴、刚强、柔情、仁义的革命者形象。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写的依然是他谙熟的打工青年在京城的生存与打拼生活，“我”和另外两个打工朋友与街头歌手王枫的相遇，组织摩洛哥乐队自娱自乐，救助乞讨女孩小花，一连串的情节写得曲折井然、细腻深切。在逼真、严峻的底层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城市生活的驳杂、严酷，底层人物身上的温情、乐观，给人一种悲而不伤的艺术感动。此外，刘庆邦的《杏花雨》写北漂男女的爱情婚姻，钟求是《慢时光》写儿子奉侍临终母亲的一段经历，都写得故事完整，结构巧妙，人物鲜明，内涵丰盈。

　　近年来城市小说兴盛，更受读者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小说的故事扑朔迷离、人物的命运变幻莫测，强化了小说的内涵和魅力。邱华栋是一位代表性的城市小说作家，他笔下的城市世界和中产阶层人物，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传奇性。他的新作《入迷》，写了一个奇丽而曲折的异国恋情故事。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师牟宗思与美国的“洋京漂”凯蒂，在北京的美食餐馆“入迷”相遇，他们孤男寡女、志趣相投，浪漫潇洒、陷入爱河。但在评价美国插手中东局势的话题上，二人观点对立，激烈争吵，以致分道扬镳。但凯蒂绑架案的发生，使他们深入理解了对方，终于患难共度，走到了一起。小说刻画了大都市的繁花似锦、灯红酒绿，而又险象环生、变幻多端的真实情景。揭示了现代人虚幻、脆弱、多变的婚爱状态以及生活趣味、文化观念对爱情婚姻的强烈波及。城市题材小说佳作甚多。哲贵《完美无瑕的生活》描写离异的公司老板黄克拉，怎样与女友一起，精心呵护、教育独生女儿的故事；张慧雯《失而复得》讲述一位现代女性陈蔚，由丈夫自私专横的爱所导致的畸形的爱情婚姻生活；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都编织得井然有序，对现代人生的揭示也深入微妙。但城市小说题材更多地集中在爱情婚姻方面，领域不够开阔，主题也不够深刻。

　　当下的众多短篇小说，为了取悦读者而编织故事，导致故事情节叠床架屋、密不透风，严重妨碍了作家对人物的刻画，对主题的开掘，甚至造成了小说的虚假感。在一些较好的作品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譬如苏眉的《白牡丹》写两代人的命运与爱情，情节复杂而主线模糊；譬如南翔的《甜蜜的盯梢》写一个家庭三代人夫妻之间的微妙关系与不同目的的盯梢，线索太多而人物成了“木偶”。对故事情节过分热衷，必然削弱小说的艺术创造。其实短篇小说的优势不是讲故事，它的文体特性决定了情节应该是单纯集中、机智巧妙，经过典型化提炼的。传统小说着力讲故事，现代小说重在写人物，热衷于在短篇小说中讲故事，其实是一种艺术的退步。

　　思想探索的弱化

　　当下是一个讳谈小说思想的时代，又是一个小说最缺乏思想的时代。“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倡导小说要“宏观”地、“深入”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由于强调过头，出现了不少概念化、说教化作品，同时也诞生了一些具有思想纵深度的力作和大作。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去精英化”“去经典化”，一谈主题思想，似乎就是“教条”、极“左”，导致了小说思想探索的弱化。小说需要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艺术规律，越是经典作品越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王蒙讲“文学是对生活的发现”，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都说的是小说的思想探索。时下一些短篇小说所以显得平庸而无人问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新颖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2015年的短篇小说，普遍存在着思想“贫血”的现象。但也有部分作品，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思想探索，其中既有现实主义小说，也有现代派作品，而作者大抵是一些经受过经典文学熏陶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

　　现实主义创作，更突出地表现在乡村生活的书写中，在这类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开掘和发现，尽管这些揭示是局部的、点滴的，但也弥足珍贵。麦家《日本佬》写的是“文革”时期农村的一幕悲剧。“父亲”因为年少时被日本鬼子逼着当过挑夫，又救过一个落水的日本军官的孩子，因此在“文革”中被审问批斗、“戴帽”坐牢，全家也跟着遭难。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谬、残暴；“文革”的发生不仅来自上层同时也源于底层社会的乡村干部以及普通农民。一个卑微农民的蒙哄、反抗都是徒劳的。作家的再现、反思、审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震撼。任乐《棉花匠》对乡村社会的矛盾有新的发现。木讷窝囊的棉花匠因老婆被打，与有钱有势的村霸吴伯成打官司。官司赢了，但却既讨不到公理，又要不回赔偿，最后只好造出一个假赔偿的戏法，又为全村演了三天大戏，才挽回一点精神上的胜利。小说真实而艺术地揭露了普通农民运用法律维权的挫败、艰难，乡村社会因贫富分化而形成的阶层矛盾的尖锐、微妙，棉花匠的形象也刻画得颇为成功。乡村社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严峻、最棘手的难题，不仅有许多局部的、微观的问题，也有许多全局的、宏观的问题。譬如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农民特别是年轻农民的出路问题，乡村文化的重建问题等等。这既是社会学家需要思考的，也是小说家需要探索的。小说家不关注这些重大问题，不去深入底层发现新的问题，是必然写不出有思想有力量的作品的。

　　人物塑造的“危机”

　　近年来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危机”是什么？我以为是人物塑造。这一问题1990年代就出现了，但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克服，成为一种“顽症”。经典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就是对人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塑造，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和艺术高度的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当下短篇小说对人物的忽视和淡化，可以说是对经典文学的致命背离。在近年的短篇小说中，不能说没有成功的人物形象，但寥如晨星。在绝大部分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的人物，要么形象模糊、飘来飘去，让读者难以“聚焦”；要么性格简单、缺少内涵，不能站立起来；要么是理念的化身，接近类型化人物，少有鲜活的血肉。那种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也偶然有之，但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童庆炳主编的　《文学概论》中，参照福斯特划分人物的思路，把人物归纳为：“扁平”人物、表意性人物、“圆形”人物、“性格”人物、典型人物五种类型。在2015年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思想、性格较为简单、模糊的“扁平”人物；但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人物，在思想艺术上作出了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圆形”人物是一种具有多重性格特征和较丰富的社会内涵的人物。田耳《金刚四拿》中的罗四拿就是一个生动的“圆形”人物。这是一位个子低、没文化，说话虚夸、办事没长性的农村青年；但多年的打工生涯，使他长了见识、有了智谋、平添了号召力。在为几位去世老人的送丧活动中，他灵活周密地组织16位半劳力抬棺，充分显示了他的谋略和才干。在村委会选拔接班人时，被推荐为村长助理。他有乡村青年虚夸、狡黠的负面性格，又有城市打工者善谋、担当的正面品格，凸显了一位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中的成长与进步。这是一位不完美但却有着新的萌芽的人物形象。

　　“性格”人物和“圆形”人物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性格”人物更着力表现真实生动的性情和气质，给人以逼真亲近的感受。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中的人物大都具有这种特征，古代叙事理论对这种人物极为推崇。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融古典叙事理论和西方现实主义为一体，既强调人物个性的逼真，又主张人物共性的突显，形成一种经典化的人物塑造规律和方法，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梁晓声的《地锁》，以某化工厂科研人员陈亦诚与工人李新宇，近半个世纪的纠葛恩怨为主线，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微妙关系，有力地塑造了两位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陈亦诚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正直、担当的品格，但也有普通人胆大、爱色、义气的个性。李新宇作为底层工人既有无知、盲目、折腾的一面，又有技校毕业小知识分子虚荣、上进、争强的一面。两个人物的性格逼真、鲜活、复杂，二者的矛盾与关系又意味深长。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由一组18篇系列短篇小说构成。作家在序言中说得明白：“小说之所求，不就是创造人物吗？小说成功与否，往往要看掩卷之后，书中的人物能不能跑出来，立在书上。”“一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种表象，只有进入一个地方人的集体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它是真正的一种精灵。”这组系列小说，不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天津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民情风俗、市井百态，同时入木三分地雕刻了众多的奇人异士，如神医王十二、“狗不理”包子铺小老板狗子、渔夫郑老汉、飞贼燕子李三、做杨柳青年画的白小宝、有喝酒特异功能的县长甄一口等等。地域文化与民间人物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梁晓声与冯骥才都是上世纪40年代生的作家，崛起于新时期文学，有着扎实的经典文学功底和塑造人物的经验，他们的创作是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和借鉴的。

　　表意型人物不注重个人性格而着力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精神乃至理念，我们也可以称为意象型人物。近年来短篇小说中有很多这类人物，有的刻画很精彩，接近了抽象、象征高度。譬如周李立的《力学原则》，时空浓缩在一个年轻公务员推着二手婴儿车回家的路上，表现出一个淡泊、诚实的物理学研究生，面对社会、家庭、人生的那种深切的隔膜、虚幻、无力的精神状态。这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在当下的青年中是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譬如陈世旭的《花·时间》，刻画了白领女性李小珺，在代表着情欲和象征着权力的两个男人之间，陷入一种纠结和矛盾之中，但最终摆脱了诱惑，像那位自尊、从容地吹黑管的街头艺人一样，去寻找自己的自由和真爱去了。这种困惑、探寻的精神状态，同样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作家要把握人物的一种情感精神特征，其实并不是那样容易。他要熟悉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需要对这一世界进行提炼和集中。譬如周洁茹的　《离婚》写一群新潮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就有对焦不准的感觉；譬如甫跃辉的《乱雪》写农民父亲对城市儿子由爱到恨的复杂感情，就有过激、失真的缺憾。

　　形式创新还在路上

　　有作家说：中外古今的艺术形式和手法都玩过了，创新已经无路可走。其实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宏大精微，有着无限的拓展空间。1990年代之后，西方的小说叙事学理论和方法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它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人称视角、形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打开了许多新的“窗口”，我们的探索还远远没有到位。西方的叙事学又激活了中国本土的叙事学，传统叙事学在说书人身份、结构形态、意象创造、语言运用等方面，其丰富的规律和经验，我们也没有深入进去。

　　从小说结构模式的运用上，就能看到小说创新和发展的态势。在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运用最多的是情节模式，显得颇为纯熟、精到。付秀莹已是一位成熟而富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她的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主体，但在叙事语言上“以退为进”，回到了古典小说　《红楼梦》　的路子上，细腻、绵密、沉稳，且是纯正的白描语言。如新作《定风波》《倒是梨花不是》《找小瑞》等，讲述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农民，在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展开了故事，突出了人物。还有，杨遥《铁砧子》描写小镇修车人的生存和竞争，夏榆《正月十五雪打灯》追述国营煤矿驱赶残疾人的悲惨故事，都情节完整，内涵丰富。人物模式小说近年来不断减少，即便立意在写人，也往往被琐碎的情节淹没。只有那些真正熟悉人物，且有塑造人物功底的作家，才能写出结实丰满的人物来。如前所述的梁晓声、冯骥才、邱华栋笔下的人物形象。此外，张生《双梦记》中的抗战老兵康力耕，周李立《往返》里的年轻画家乔远，性格虽然不够鲜明，但他们的精神情感富有代表性，是有力度的意象型人物。而那种代表“最高美学追求和理想范型”的典型人物还没有看到。意境模式小说是一种富有诗意、情景交融的艺术类型，现在渐渐消失了。马金莲的《一抹晚霞》让我们惊喜，作者在古朴、宁静的乡土风俗画中，描摹了两位回族老奶奶、老爷爷平凡而圣洁的形象，让沉醉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惊讶、感动、醒悟。我们多么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意境小说。心理模式小说虽然不多，但偶然可见。王蒙的《仉仉》重拾意识流手法，写一位耄耋老人对一生的回顾、反思，蕴涵着中国历史中的惨痛教训。短小精悍，激情充沛。胡性能的《孤证》同样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展示的是一位狱警对一桩陈旧案件真相的遥想和追寻。形式巧妙，意蕴深刻。小说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各种模式的“百花齐放”，才有短篇小说的灿烂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