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短篇小说：中国故事与文体自觉

2016-01-21 audioapp 

“2015年的短篇小说数量呈上升势头。作家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传承和另辟蹊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讲述，文本类型化、经典化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时，短篇小说的写作与阅读趋向小众化、圈子化。如何树立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加强对精神坐标的构筑，在吸收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推陈出新，探索新媒体条件下的传播途径，成为对作家的重要挑战。”

2015年短篇小说：中国故事与文体自觉

2015年，短篇小说的写作与阅读逐渐向小众化、圈子化倾斜。短篇小说出现了一些自身文体意识弱化、艺术手段创新不足和传播方式匮乏等苗头，如何树立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加强短篇小说对精神坐标的构筑，在吸收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推陈出新，探索当下新媒体的传播途径，成为对作家的重要挑战。

必须承认的是，在当前短篇并不红火的环境下，作家群体依然显露出旺盛的创作精力，对短篇小说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这其中，青年作家充当了短篇写作的主力军，张楚、盛可以、徐则臣、蒋一谈、朱山坡、李浩、鲁敏、余一鸣、弋舟、张惠雯、乔叶、金仁顺、王凯、曾剑、蔡骏、周李立、郑小驴、孙频、甫跃辉等人的创作日臻精妙，格局渐成；而刘心武、冯骥才、叶兆言、刘庆邦、王祥夫、范小青等老作家也不断推出新作，表现出对短篇艺术的坚守。这些作家的作品，或是以承继传统小说资源为核心，同时对文学形式进行再创造；或是突出对人物心理、情感的开掘，书写历史情韵和个人记忆；或是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用现实主义笔法展现时代与人民的生活图景；或是积极顺应时代主题，书写军事文学、类型小说等。

从题材上看，乡土文学进一步衰微，城市文学成为创作潮流，二者在题材比重上的失衡关系凸现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因此，我们看到今年的短篇小说充盈着各种社区生活、职场生活、城市家庭生活，情变记、买房记、拆迁记、进城记、打工记……都与城市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一些作品多是直白地、不加修饰地展现社会世相与日常经验，人人争先创作城镇生活的“浮世绘”，生活表象下更隐秘的空间被搁置，都市人的精神领域问题鲜有人问津。

除了传统文学期刊之外，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也是重要的短篇小说发表渠道。短篇体量小，与现实对接密切，符合现代人快速化的阅读习惯。不少知名作家陆续通过微信发布了自己的中短篇作品，在今后，这样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

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

短篇小说艺术常常体现为虚实相糅的特点，“实”是小说的故事，是直观呈示给读者的外壳；“虚”指向精神、想象等层面，是彰显小说内部艺术空间之核。可以说，对“虚”的追求，构筑了短篇小说的特色传统。新时期以来，超验叙事、古典主义、先锋小说、实验小说的出现，利用独特的经验和视角尝试与现实社会沟通对话，以神性之光照映荒诞人生，表现人性的焦虑、茫然和挣扎，体现出作家重建小说人文魅性和诗学传统的文化自觉。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是对其小说集《俗世奇人》的一个补充，作品借鉴了唐传奇的创作手法，彰显了对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回归。小说凝练传神地塑造了18位形象各异的津门人物，重点表现“俗”的地域性(津地市井文化)和“奇”的独特性(人物传奇)，以现代意识关照传统文化，营造出浓郁的天津风情和民族特色。

2015年短篇小说：中国故事与文体自觉

冯骥才《俗世奇人新篇》小说插图。

近年来，一部分作家专注于表现都市生活中的猜疑、冷漠。刘心武的《煤球李子》对这种无情无义的情感书写作出有力回应。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少年时便彼此倾心，后来历经社会动荡，天各一方，直到晚年时才有了重逢之机。垂垂老矣的“煤球李子”闯进老年公寓被当成老流氓，见到“煤球李子”后，“老太太”的 “心灵深处喷涌出一种极乐，一瞬间仿佛飞速穿越过自己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化成青烟，只有现在身旁的人是实在的”。小说抛开花哨的文学技巧，恢复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同样写情感，陶立群《母亲的岛》中的“母亲”是一位被拐卖来的妇女，生活的磨砺似乎抹杀了母亲的内心隐痛和思乡之念。她50岁时开始用行动来铺垫自己出走的决心——先是搬到一个小岛独居，后来尝试独立种菜、卖菜。小说的巧妙在于，它并没有将罪恶矛头指向拐卖妇女的家庭，在母亲反抗、出走的过程中，还穿插着温暖、善意的亲情。“母亲的岛”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意味，寄托了一个女人全部的情感秘密。

李浩的《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也写“出走”，妻子莫名“消失在镜子后面”，“我”虽然有所牵挂，但在行为上却无动于衷。作者试图用一面镜子反映生活的裂隙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因而颇具荒诞、黑色的味道。在小说中，李浩将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当下现实的流弊结合起来，既有艺术张力，又不失社会性。

曹军庆的《时光证言》中的镜子是一种象征，“两人都知道，各自是对方的镜子。镜子有好镜子，也有让人讨厌的镜子，恨不得一见到就砸碎”。两个女人之间的对峙将故事引向更多悬疑的隐情，折射出畸形、变态的时代症结。小说在结构和艺术表现上独具匠心，情节设置巧妙不落俗套。此外，小说还隐含着对腐败问题的控诉。

“80后”写作者草白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怀疑式解读、对复杂现实的批判反思精神，合成了其小说较为独特的基因。她的《惘然记》是一篇阴气森森的虐心之作，生者代表死者“采访”另一位生者，体现了“我”对爱情与生命的形而上思索，由此放大了爱情的虚无及死亡对人的吸噬效应。

文非的《百羊图》直指金钱、权利对人的异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挞伐。作者巧妙地将“我”、“老板”、“养羊人”和权势者的关系勾连起来，导演出一场人羊大战的闹剧。小说中“妖魔化的人”和“人格化的羊”明显吸取了《聊斋》的魔幻手法，为小说注入了荒诞元素，使得阅读者的心情也跟着一阵阵紧绷。

张楚的《略知她一二》将一个畸形恋爱故事放置于校园环境中，“我”稀里糊涂地与一位比自己大得多的宿管阿姨发生了关系，双方产生情感纠葛。张楚以对人物性格、情感的塑造将这场丑陋阴暗的畸恋变为可能，甚至洋溢着忧伤唯美。小说没有沉溺于感情波澜的宣泄，而是把人性与现实背景密切结合，勾勒出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钟求是的《星子》探讨人的生死问题，具备某种“玄学”味道。身患绝症的“他”来到一个村庄，“用一用这里的空气”，看书、散步、睡觉，打算平静地过完人生。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为自己举行了一场预演式的葬礼，在这个过程中，“他”沉重而压抑的内心逐渐趋向宁静，对生命有了新的透悟。小说虽然描写死和葬礼，传达的却是超越生死的人生况味。

《庐山隐士》是蒋一谈在短篇小说想象和叙事上的新探索，全书由二十多篇几十字到几千字不等的小说组成。作者强调作品的寓言和童话特性，力图通过 “人物在现实和幻念之间的那种游离状态”为小说注入诗歌的灵魂。近年来，蒋一谈的创作在吸收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又富于开拓性，这种新颖的尝试也为目前黯淡的短篇小说出版市场刮来一股新风。

2015年，对文学传统（经典）的择取和拓新构成了多数小说家的创作核心。鲁敏的《坠落美学》表达美人迟暮的悲切和情感的丑恶；邱华栋的《降落》用现代手法记叙一位空姐无处“降落”的心灵秘史；朱庆和的《没有思绪的狂野》以对生活的片段式叙述呈现整个人生图景；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对人物形象饱满立体的塑造、胡性能的《孤证》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绝妙运用、周李立的《往返》对意境的诗意性营造等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近年来，“中国故事”的概念在文艺界、特别是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小说无疑承担了“讲故事”的重要功能，一个民族的形象、精神、文化，需要小说家通过作品来呈现。在当代作家中，莫言、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刘震云、张炜等人的创作植根于中国乡土，在讲述乡村中国和20世纪中国历史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如今的中国故事面临着全新的时代环境，以往作家积累起来的叙述经验、表现手法已基本失效；当下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丰富性可谓空前，对于作家创作而言选择面也更大。今年短篇小说在讲述中国故事的道路上快速行进，好作品不少，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作家热衷于描写日常经验，在视野的拓展上力所难及，作品只注重个人感受，思想性上表现匮乏；一些中青年作家尚未从前人作品的影响中走出来，形成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艺术表现手法较为单一；一些作家认为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就是讲述苦难和眼泪，把小说写成新闻报道的复制体，缺少对现实生活的丰富体察。

2015年，一些作家表现出浓厚的“历史情结”，对似水流年展开温情书写，成为短篇小说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梁晓声的《地锁》以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微妙关系为线索，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剧变；叶兆言的《赤脚医生手册》记录了几个发小的纯真友谊和各自的人生际遇；刘庆邦的《婆媳》讲述了困难年代中一对婆媳相处的动人故事；储福金的《棋语·靠》从围棋的角度探讨人生哲学，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个体人物的命运遭际；叶广芩的《鬼子坟》钩沉老北京的前世今生，弥散出独特的美学气韵。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反映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与精神窘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延续了他的北漂题材写作。小说揭露了社会的残酷无情以及底层群体的艰辛处境，但小说人物身上积极、阳光的一面，又使作品的况味哀而不伤、留存着对生活的希望。朱山坡的《推销员》借一个推销员的死折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农村打工者想在城市立足，却被城里人看不起，二者的对立反映出当下社会泾渭分明的阶级结构。旁观者“我”、推销员和女业主的关系是当下病态现实的缩影，它对我们反思人性向善、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有着重要启示。杨凤喜的《玄关》讲述了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隔阂，描述了小人物艰难的生存环境、物质对人性的戕害，以及车祸给另一个家庭带来经济与道德的沉重负担。盛可以的《小生命》是一篇不需要解读的“生活小品”，它的日常性是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都可能经历到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凝聚了故事的喜剧氛围。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型武器”，范小青的《关机总比开机快》记叙了现代人过分依赖手机而形成的人情冷漠现象，小说从理性角度梳理了传统与流行的关系，体现出对当下浮躁社会的入微观察。老藤的《无雨辽西》通过一场救灾行动，生动展现了在带有中国特色的官场逻辑影响下，国家政策与乡镇一级难以对接的尴尬局面。黄跃华的《咤叫的乌鸦》直面民间非法借贷与黑恶势力恶意干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等现实问题，深刻表现出人性之恶和普通百姓面对恶的无力感。乔叶的《煮饺子千万不能破》以散文化的笔法阐释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表现出亲人之间的浓浓爱意。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狗事》则把中国故事搬到国外，借一只狗的遭遇讲述了中国人在美国体制下生存的尴尬经历。王方晨的《麒麟》由谙熟的乡村书写转向城市题材，刻画了现代文明挤压之下人性的异变。邢庆杰的《讨债记》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农民狡黠、可爱、质朴的性格神韵刻画出来，与诙谐的故事情节互为照应。

在中国作家眼中，故乡是人精神上的避难所。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以“回乡”为主题的小说就多达十余篇。刘玉栋的《回乡记》揭示了返乡者面对故乡的一种空洞和失语，无话可说的流毒正从城市向农村悄然转移，人心的隔离、人性的冷漠正是这场病变的内因。何玉茹的《回乡》记录两个知青故地重游的经历，抒发着特殊年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浓浓乡愁。季栋梁的《回家》述说漂泊一族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的艰辛历程，这些既不能回家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边缘者，返乡之旅也变成了灼心之旅。

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切换

关于类型文学的讨论由来已久，一个基本共识是不能将类型文学单纯地看作通俗文学。例如军事文学作为类型文学的重要分支，因其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呈现出类型化叙事与纯文学创作相互交织的特征。类型文学更多地与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紧密相关，很多时候更被大众所接受，体现了当下文学和文化格局结构性上的变化。2015年部分短篇小说的类型化倾向和类型小说的经典化趋势给人印象深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在创作选择上的复杂性。

军事文学在2015年绽放出勃勃生机，一批抗战小说密集亮相，浓墨重彩地再现70年前那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不少作家对战争的残暴本相、战争中人性的撕裂与崩溃进行书写，讴歌了中华儿女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慨与民族精神。赵大河的《浮生一日》对正面战场没有过多描写，而是把视角切入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等方面，为读者认识历史、了解抗战英雄的心灵史开启一个新的视角。萧笛的《冰河》以克制的语言记叙抗战女兵“玲姑”的悲惨人生，字字带血，痛诉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心灵的毒害。刘跃清的《我的战友李克勤》借一位被俘国民党兵在成为解放军战士后思想、作风的转变，彰显出国民党失却人心、共产党夺取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小说对解放军战士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理进行了多方面展示，没有流于政治批判和单纯的主旋律渗透，充满真实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其他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主要是表现和平年代下普通军人的情感与生活。石钟山的《一兵一狗一座山》描述的是一位尽忠职守的“老兵”形象。“老兵”因为任务安排，独对空山，只有一只狗伴其左右，8年间只下山两次，一次定亲，一次成亲。每晚与电信排女兵短暂而重复的通话，成为他寂寞兵旅生涯中惟一的亮色。小说呈现了军人刚毅外表下柔软、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诗意的叙述中，“一兵一狗一座山”像是一幅肃穆庄严的简笔画呈现在读者面前。曾剑的《向大海》着笔于军人心理轨迹、心理根源的挖掘和展示，对平凡而伟大的戍边战士予以讴歌，并以 “老人”这一象征形象表达了中国军人与祖国海疆生死相守的浪漫情怀。王凯的《划痕》通过对新兵贫富差距的对比和个人经历的描写，抨击了当下部队中存在的人情现象和腐败现象。

2015年短篇小说：中国故事与文体自觉

《人民文学》2015年第7期，科幻小说辑。

2015年各类文学刊物中，科幻小说的表现引人侧目。《人民文学》在第七期中一口气发表了三篇科幻小说：刘宇坤的《人在旅途》、陈楸帆的《巴鳞》和宝树的《坠入黑暗》。《人在旅途》采用非虚构的形式讲述了一场时空错位的跨太平洋之旅，刘宇坤以“文字的平凡与情节中神秘力量之间发生的张力，让读者有距离地观看到奇迹”。《巴鳞》中的“巴鳞”是作者想象出来的类人而非人的族类，它会“模仿人类的动作，惟妙惟肖，一丝不差，因此成为人类的玩偶”。主人公在成人之后想要了解“巴鳞”的内心，点出了作品的叙事主题，即我们如何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他者。小说中关于人性、宇宙的洞见，拓展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空间。《坠入黑暗》体现了宝树鲜明的创作风格。在描写“宇宙的宏伟和星际战争的辽阔”、“世界无限的广阔，人类自身无限的渺小”等方面，更为接近刘慈欣的作品。小说用“末日”、“人工智能”及“幸存者”等基本元素打造了一篇经典模式的科幻作品，行文间充斥着戏谑与反讽，折射出对当下的反思。

在官场题材短篇小说中，杨少衡的《你没事吧》堪称佳作。“大限将至”的“市长”不停调侃、戏谑“副市长”，反复询问下属“你没事吧”，隐约透露出“市长”的忏悔之心。小说以强烈的在场感对国家反腐局势下部分官员的道德状态和微妙心理予以讽刺，文笔克制、老到。艾玛的《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没有正面描写“钟局长”的腐败情态，而是对“钟局长”妻子隐秘、褶皱、曲折的心理展开剖视与挖掘，以此呈现出腐败给人带来的惶惑而恐惧的处境。

胡雪梅的《心灵诊所》是一篇反映职场生活的小说。报社开设的“心灵诊所”栏目将世界万象包容进来，精神病、自杀者，出于各种动机的人们纷至沓来，众声喧哗，集体描绘出时代的浮躁面目。

近年来，蔡骏的作品总能在繁复趋同的小说文本中脱颖而出。他的《舌尖上的一夜》以荒诞与悬疑的笔法塑造了一位“美食家”的传奇人生。小说藉由对诡秘场景与氛围的营造、对恐怖食物极端反差式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人性黑暗的深刻反思。作品中“吃人”的部分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精神暗合，彰显出蔡骏在作品经典化道路上的不懈追求。（文/程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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