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

2016-03-17 admin 

生活报11月18日讯著名作家周立波与黑龙江日报社有着极深的渊源，1947年，他调至松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松江农民报》，即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子报《农村报》的前身。他用汹涌澎湃的历史画面展现黑龙江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的小说《暴风骤雨》，是中国当代文学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周立波的全部生活与创作道路都为其创作这部作品作好了准备——

　　随老报人采访，农民形象更丰满1946年秋天，周立波从热河来到黑龙江地区的珠河县(今尚志市)元宝区，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委员(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他是元宝镇土改运动的领导者，为帮助广大农民翻身，他访贫问苦，组织群众反奸除霸，斗争地主，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在元宝镇开展起来。他利用空闲时间记录下一幕幕斗争情景，为《暴风骤雨》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1947年5月，在元宝区工作了半年多的周立波，奉命调到松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松江农民报》。《松江农民报》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子报《农民报》的前身。据黑龙江日报老报人李明达回忆，办报期间，周立波一面编报，一面回味和思考在元宝区参加土改的那段斗争生活。这期间，他经常听黑龙江日报老报人、时任报社编辑的陈玉讲述黑龙江农村的趣事、生活和风俗，受到触动，他开始着手写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在妻子林蓝的鼓励与协助下，周立波仅用50多天时间就写出了《暴风骤雨》上卷初稿。在松江省委的支持下，周立波于7月到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他还深入到呼兰长岭区、拉林和苇河等地村屯访问。

　　李明达回忆说，这期间，陈玉一直陪同他到村屯走访，帮他熟悉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暴风骤雨》写的是黑龙江农民，用的是黑龙江农民的方言土语。但作为湖南人的周立波，对东北方言有时拿捏不准，所以《暴风骤雨》成稿后，周立波还让陈玉看过，在东北方言这一块帮助润色和把关。

　　在周家岗4个月的时间内，周立波一边工作，一边修改上卷初稿。他根据发生在周家岗“七斗王把头”的真实素材，加工提炼，演化为小说中“三斗韩老六”的故事情节。还把农民英雄温凤山为追捕逃亡地主而壮烈牺牲的事迹，移加在书中主人公赵玉林身上，使这一英雄形象更加生动丰满。

　　为写《暴风骤雨》松江农民报停刊三个月

　　周立波善于表现一般贫农的心灵美，《暴风骤雨》中塑造了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忧愁也有欢乐。作品中最吸引人的人物是“赵光腚”即赵玉林，他是第一任农民协会主席，人送外号“赵光腚”，因他家里穷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赵玉林并不抱怨，他说：“穷人要是遇到不痛快的事就哭鼻子，那真要淹死在泪水里了。”赵玉林是觉醒起来的农民中的一员，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工作队的工作。赵玉林在与匪徒的战斗中因伤势严重牺牲了，这个平凡的人临终时说：“没有啥话，死就死了，干革命还能怕死吗？”

　　周立波通过给赵玉林送葬的悲壮场面，着重展示了这种生机勃然的“赵光腚”英雄主义精神的力量：他的死激起了旺盛的继续斗争的意志。赵玉林的战友贫农白玉山在赵的灵柩前表达了农民们的共同思想，他用劳动人民特有的生动形象的语言说：“咱们都是干庄稼活的，咱们个个都明白，庄稼是一粒下地，万粒归仓。”

　　1948年4月，《暴风骤雨》的上卷，由东北书店出版刊行。有意思的是，《松江农民报》1947年5月1日在哈尔滨创刊，4开4版，由周立波兼任主编。而周立波为了补充《暴风骤雨》素材，一度随陈玉到五常县周家岗村体验生活，该报为此在7月7日暂停出版。10月下旬，周立波回到哈尔滨后，该报改为8开2版继续出版。《东北新闻史》记载了这段趣事。

　　太阳岛上写就个人“里程碑作品”

　　1948年7月13日，周立波开始《暴风骤雨》下卷的写作。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王首道非常支持周立波创作，专门借给他一间房子，让他安心写作。7月16日，周立波和林蓝一起搬到松花江畔太阳岛上的房子里。在短短46天时间里，周立波奋笔疾书，对农民兄弟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拥护跃然纸上。1949年5月，东北书店正式出版发行《暴风骤雨》下卷。

　　小说出版后，发行量很大。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于5月19日专门召开《暴风骤雨》座谈会。1949年6月，《暴风骤雨》被作为东北地区的优秀作品之一，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1年底，该书又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荣获该年度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随后，又被译成英、法、俄和苏联各少数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的文章中说：“人民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养；必须参加大众的火热的斗争，体验群众的丰富的生活，才能从事于创作。”可以说，《暴风骤雨》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土地革命斗争最初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是周立波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周仰之眼中的爷爷：有智慧的师长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在传记《我的祖父周立波》中回忆了自己与祖父一起生活的那段特殊时光。

　　她说，祖父周立波六十五岁，他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高个子，有点瘦，腰背挺拔，衣着整洁，说话做事从容不迫……我离开了父母、弟弟、朋友、学校，和祖父单独住在一起。没有电视、收音机和书籍，除了父亲隔几天来一次，我们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枯燥，反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可见与有智慧的师长在一起或有一个高明的谈话对手是人生一件多么宝贵的机遇，它会极大地丰富你的精神世界。现在看武侠书，常有少年英雄跟前辈高人在荒僻山中学艺的片段，我想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孙女眼中的祖父，为人谦虚低调，但说到他本行文学时，就相当骄傲了，能让他看得上眼的作品不多，很有点批判的继承精神。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俩一致认为是好书，全票通过。托老的另一大作《战争与和平》，我不好意思地说：好难看明白，特别是前面部分，我老是要回去找谁是谁。祖父批评道：这就不妥了，开场一下子人物、线条太多就是败笔。孙女大悟：让读者看明白并有阅读的愉快原来是作者的工作和责任啊！从此我不再为看不懂某书而内疚。”

　　“我们祖孙二人都不喜自艾自怨的人，愿意亲近乐观有趣的人。看到树他也要考一考孙女：怎么描写这棵树？我就开始嘀咕：树就是树，有什么好说的？学会了批判继承的孙女，碰到难题就开始腹诽爷爷书中那些华丽的景观描写，似有卖弄文采之嫌。那时的我隐隐觉得文字浅白让人容易亲近，道理明白能打动人心的应是文章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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